摘  要：吴国伦是明“后七子”的重要成员，入社后推崇复古理论。其遍布各地的宦游经历及归田后的人生体验使他的诗歌能够反映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也促使他及时反省文学创作理论，突破复古束缚，推崇性情，汲取民歌营养，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深入研究其乐府诗创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关键词：吴国伦  乐府  创作

一

乐府诗有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历代文人多喜欢借助乐府这种诗歌体裁表达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明中期后复古派成员更是热心拟古乐府的创作。在这种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后七子写了大量的拟古乐府。李攀龙、王世贞是其代表。吴国伦受他们影响，拟古乐府创作直追二者，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他们。吴国伦生活的年代，政治上党争激烈，朝纲不振，诗人的政治热情普遍不高，创作关注的焦点由外在的社会现实转向创作主体个人。由于缺少心灵和现实的碰撞，当时拟古乐府多取乐府古题，沿用原作品意象，模仿古人的语气，甚至文字改动都很少。这一点上，后七子的拟古乐府历来受到后人的诟病。吴国伦乐府诗创作随着人生阅历不断丰富，创作思想发生改变，其乐府诗创作逐渐贴近社会现实，抒发性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吴国伦后期乐府诗不再局限于对汉魏乐府的模拟，能关注现实生活，学习各地民歌，创作出了许多风格明朗，格调清新的乐府诗。

二

吴国伦有着强烈的家国意识，他对国家主权的保卫，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当时明朝北方有少数民族的侵犯，南方倭寇经常从海上来犯，严重破坏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六年，从福建任建宁府同知和邵武知府，到广东高州担任知府期间，他发展生产，并亲自带领军民奋力战斗，多次击退倭寇，受到朝廷褒奖和当地人民的爱戴。《广东通志》记述此事时给予了肯定评价：“国伦谨烽堠，遣士卒出战，斩首数十级，倭惧而退，一郡获安，高人德之。”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发生“庚戌之变”。在严嵩的授意下，明军坚壁不战。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饱掠之后退去。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庚戌之变暴露了明王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也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吴国伦当时在北京任职，对此深有感触。《燕人谣》：“单于入，将军出，两纛相望不相诘。羯鼓韸韸，几内一空，将军归来上首功。”“将在外，相在内，三关开，九门闭。胡儿擴载妇，汉士都扬威。将相调和无是非。”真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朝廷的腐败无能和将相勾结置民族危难于不顾却又冒功贪赏的无耻嘴脸。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明朝将相的讽刺，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对英勇抗战的将军和战士，则给予热情洋溢的颂扬。他的《戚将军歌·为闽中父老作》：“戚将军，兵如云。忽聚莫言合，忽散莫言分。随风荡潏都成文。”记述真实豪迈而有浪漫色彩。

他的乐府诗还有不少篇章描写了壮烈的激战场面，热情地歌颂了军民为国英勇奋战的豪情。例如《入关》：“胡烽照甘泉，如傍赤心燃。长驱九阪道，接战交河边。一呼断右臂，再鼓缚左贤。捐躯赴国难，何意凯歌旋。”他的《出塞》：“飞骑出龙城，长驱破虏营。云翻骑帆影，雷迭鼓铙声。”既雄伟壮丽，又有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在表现豪迈的英雄主义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关山月》：“千山上明月，万里涵清波。故国红颜谢，沙场白骨多。寒衣寄未及，顾影独悲歌。”这里既诗意地描绘了国家的大好河山，也用细腻的情感唱出了将士战死沙场，亲人生离死别的悲歌，这种哀而不怨的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

吴国伦一生在多地为官，既关注国家大事，也关注民情，了解百姓生活，对各地民歌民谣颇为熟悉，这些当地歌谣或是被他直接采用，或是根据原歌曲修改而成。他重视向民歌学习，从民间歌谣中吸收营养，创作的乐府诗具有自然淳朴的特色，并逐渐完成了由雅到俗的转变。

《读曲歌四首》：“吴儿读吴曲，曲曲断人肠。少妇恨长别，游子思故乡。门前双桐树，枝叶相網谬。花开曾几日，梧子遂难留。半夜开门去，叹子何所惊。却是乌臼鸟，三更叫天明。阿那行采桑，叹子来何迟。蚕伯欲上洛，那得不县丝。”

《乌栖曲》：“沙裳为楫兰为挽，溪水照面芙蓉娇。落日徘徊望江路，今夜风波郎莫渡。”《子夜歌八首》（新挽垂肩发）等诗歌自然流畅，语言通俗，又能运用比喻、谐音等多种修辞手法，显示出高超的语言技巧。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细腻传神，既有“妾若衡下锤，随郎作轻重”生动地表现了女子敢爱敢恨的性格，又有“落日徘徊望江路，今夜风波郎莫渡”将人物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刻画。

吴国伦的乐府情歌和劳动歌谣是互相融合的，在情歌中表现劳动，在劳动中歌唱爱情，场景真实，生活气息浓郁。对劳动人民的关切以及对民间歌谣的关注和学习，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他曾写诗说：“汉家守吏重循良，金紫如云出上方。诸君从容操虎竹，使君劳苦课蚕桑。千树机衧鸣相应，五色丝论吐渐长。异日永安风土记，不殊青史照龚黄。”诗人将劳动人民和龚遂、黄霸并称，“风土记”和“青史”并称，体现了他当时进步的历史观和人民观，远超同时代的其他人物。这一点也是吴国伦作品民俗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古乐府本就是古代的民歌，诗人一生写作了许许多多表现人民生活的诗篇。他写作拟古乐府一方面是追步李攀龙，另一个更重要也更本质的原因是他对乐府诗的喜爱。乐府诗来源于民歌，表现民风民俗，在表现人民真实生活状况和情感方面比其他诗体更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纯真质朴的民歌切合了诗人求真直率的个性，满足并表现了诗人关注现实民生的情怀。他在表达对拟古乐府的喜爱之情时说：“虽不足以被金石感鬼神，乃私心好之。实时时讽诵之，亦有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者。”

四

吴国伦乐府诗风格的最终形成，既有时代因素和他本人的个性修养因素，也与他同其他文人的广泛交往直接相关。在明代中叶文化复古思想的影响下，为使文学摆脱道德说教的风气，恢复古典诗歌的美，后七子在创作上掀起了复古思潮。七子诗社在当时不仅是一个文学社团，还是一个政治团体，政治上与把持朝政的严嵩进行了不懈斗争。吴国伦未入社时严嵩想拉拢他，但吴国伦不肯依附。入社后在与严嵩斗争的过程中吴国伦和七子派诸子坚决站在一起，不懈地与之斗争。后七子中的成员大多被严嵩排斥，吴多次受到打击，甚至一度被罢官里居。这种由郎署到民间的经历，为他的乐府诗从古雅转向现实和民间提供了生活基础。

吴国伦在进入七子诗社后受到李攀龙等人的影响，开始倡导复古思想。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王世贞成为后七子派的领袖，七子派复古的思想也产生了变化，更多认为诗歌要抒写“性灵”，王世贞说：“诗以陶写性灵，行纪志事而己。”这种创作理论的改变，吴国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意识到诗文创作的模拟之病，通过反思，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期的乐府写作复古思想表现出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强调文学的情感，强调文学形式，写真实所见、真实所感，逐渐克服了字拟句比的毛病。

五

人生经历及人生态度的转变是吴国伦诗歌风格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科举考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读书人在考取功名之前，一意攻读程朱之学，很少谈诗作赋。对于一些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烈的学子来说未免单调乏味，因此不少人也会去学习古代的诗词歌赋。后七子派中诸人考取功名前大多好为古文辞。李攀龙“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语，慕左氏、司马子长文辞，与世枘凿不相入”，王世贞“始余谢诸生学，即喜为古文辞”，吴国伦记述自己少年读书时说：“初予为举子业，未尝有大人长者游，稍稍离训诂，而自匠其意，又不习为俳偶语，以故少年见而异之，至私相谓吴生好古而不达，无能为也，予亦少有惑志。”后来他谈到初学近体诗以及后来的诗歌创作时说：“余初为近体诗，久之见以为亡奇，取古乐府篇咏，而目拟焉。积十余年，旧业屡易，曾未敢出以尺赎以示人，盖虞抵掌效颦，非其似也。项卧海滨，好古癖滋甚，乃搜诸乱轶，稍稍更定，检次成篇……”与生俱来的爱好、少年时的模仿以及后来的主动学习和创作、一贯的坚持是吴国伦诗歌风格逐渐形成的个性原因。

吴国伦年轻时勇于追求功名，轻财好客，任侠使气。罢官归家后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愈行愈远，心态逐渐发生变化，《蘧园诗》说：“南海多奇珍，美丽盈路衢。之子独衷朴，结志蓬蒿居。开园十余亩，种树亦种鱼。”心态已变得平静自然。正是这种简朴自然的生活，促使他反思了自己的创作之路，认为诗文创作要关注个人的精神，不应该一味复古摹古，要有深厚的学养和襟怀作基础，要抒写真性情。他在文集中一再强调“发抒性灵”的重要性：“诗道性情，而用意深厚，即寓目应手，不加集绘，鲜不音中而节合，泱泱乎风人之遗矣。文述名实，而叙事简严，高不逾情，庳不侪俗，浮于君亲朋故之谊，而潜于德艺经术之微，殆淳凛一家言也。”

七子派前期因为要坚守复古阵地，造成影响，严禁有“境外交”。后期七子派不再固守门户之见，思想渐趋开放，吴国伦与复古派之外的士子文人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书信往来，随着交流的增加，创作思想和实践取得突破。王世贞评价吴国伦的诗歌：“不扬而企，不抑而沈，纵不至溢，敛不郁塞。”这种转变正是其后期积极自省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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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云  湖北咸宁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43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