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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窘与抗争:陶行知教育经济生活镜诠

2016-01-04徐正林陈思佳

文教资料 2015年24期
关键词:陶行知

徐正林 陈思佳

摘    要: 梳理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作者发现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是在困窘与抗争中度过的。其求学期间幸得多方援助,得以学成归国。陶行知形成了极度勤劳、极度节俭的教育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景气对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陶行知教育经济生活的亮点是募资兴学。

关键词: 困窘与抗争    陶行知    教育经济生活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翻阅陶行知年谱、全集、传记,处处可见记述陶行知教育经济生活的材料。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爱国民主活动,精湛的演说技巧,高产的创作冲动,以及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时时让人感念。对陶行知已成功业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经典迭出,缅怀先贤,我们不遗余力地颂扬陶行知的伟大。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陶行知成就背后的东西更值得珍视。陶行知如何从一位贫农的儿子逐渐成长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呢?本文从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维度回答这一问题。

一、在贫困中度过求学生涯

陶行知幼年家境贫寒,1897年,陶行知7岁时得旸村蒙童馆方秀才赏识得以开蒙。9岁时,陶行知父亲经人引荐到镇上掌管田赋资料,陶行知得入吴尔宽经馆伴读五年。14岁时,陶行知父亲染上毒瘾,行知被迫辍学归家。居家期间,陶行知经常到程郎斋秀才处学习《四书》,不避风雨地到塾师王藻处求师问业。1905年陶行知母亲曹翠仂经人介绍到崇一学堂当帮佣。陶行知手脚勤快,经常到学堂帮母亲做些杂活,颇得牧师唐进贤喜爱,得以有机会在崇一学堂学习两年。18岁,陶行知考入广济医学堂,因不满教会学校对非基督徒的歧视,陶行知愤而退学。19岁,陶行知流落苏州街头,濒临生存绝境,靠典当衣物度过一日。20岁,陶行知考入金陵大学求学。

1914年8月,陶行知在父母及友人的帮助下自费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据陶行知1916年2月16日至J.E.罗素的信中叙述,陶行知自费赴美求学,主要靠父母及友人提供的经济资助,还有中国政府的“部分奖学金”和其他种种援助。1915年1月,陶父逝世,陶家负担全部加之陶身,陶行知的经济状况陷于极大困境。纽约生活费用之高,竟超出陶行知预料,留纽约半载,已觉经费准备不足以供其顺利完成学业之用。蒙孟禄博士介绍,陶行知乃着手申请利文斯通奖学金,并已蒙慷慨授予[1]。

从陶行知早期的求学生活看,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相当困窘,他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学业,主要得益于父母、友人、中国政府和恩师的无私帮助。

二、在抗争中诠释人生价值

1.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观

节俭。陶行知出生于贫家,对“钱”有特别深刻的认识,养成了节约使用每一分钱甚至半分钱的习惯。1923年5月初,陶行知此时尚是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经济条件优越。陶行知与友人结伴游西湖,拾得半文钱,甚喜,作《半文钱》诗。“妙哉钱!何人要?别人不要我愿要。”[2]1933年1月4日,陶行知婶母去世,陶行知就丧事致信陶文澄之妻,建议穷人之丧宜“以穷人之礼治之”。吾国婚丧喜庆,大率是做戏给人看,往往弄得破产,故婶母之丧,亦宜以穷人之礼奉治,虚礼可省即省[3]。由此两例可见陶行知之节俭。

公用。1927年陶行知在开封看到冯玉祥手书“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不准妄用”。时颇受震撼,从河南返宁途中作诗《一文钱》。“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比钱,花钱容易流汗难!”[4]1931年11月27日,陶行知发表《克虏伯之金钱观》,以之阐述自己的金钱公用观。克虏伯是德意志的大富翁,他的财产是用他所造的大炮换来的,然而在他心里,德意志是超过一切的,他说他所有的财产都归德意志所有。陶行知由此推及中国的有钱人,反问他们在国难之中是否有这样的眼光与精神?[5]陶行知认为公家的钱是百姓的汗,眼光长远的人也能认识到个人的钱也是属于他的国家所有公有,即为公所用。

力行。陶行知办教育深感教育经费来之不易。在遭遇教育经费短缺,学校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他身体力行。自身更为节俭用度、努力拓展募捐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发动全校师生量入为出、量出为入、共度难关。1940年育才学校经费紧张,陶行知致信欲辞职的副校长马侣贤说,育才需要全校和衷共济,眼前的经济困难,解决办法有三:“一为开源;二为节流;三为努力生产。开源我担任,节流你主持,生产要全校动员来干,务使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前天访冯夫人于白鹤场,她实行焕章先生之寸地运动,只要有一寸的空地,都给种起东西来了。”[6]

致远。教育是今天的投资,收益明天的人才,办教育需要有一种致远的精神。对教育事业的坚信是这样,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坚信也是这样。1927年5月6日,陶行知就晓庄学生王琳提到的经济困难问题,回信他就解决生活困难一事提出建议:一是通过贷学金的办法;二是根据《学生耕种校地办法》,将学校一百多亩田地分给学生耕种,出产除去费用,尽归耕种者,他建议王琳不妨先行一试;三则表示自己从下月起可能半个钱也拿不到,计划白天为乡村教育努力,晚上翻译书籍过活。他表示,“我们因经济困难的缘故而失去同志是可耻的”,“您万一没有别的法子,我每月多写两千字也够助您成功了。您放心,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人少吃一口不就够了吗?”[7]其言谆谆,其情感人,对学生可能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竭力帮扶之致远努力昭然可见。

2.充满挑战的个人教育经济生活抉择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回国后,首任工作是在南高师担任教员。纵观陶行知的一生,他无论是在高校就职还是在民间团体供职;无论是从事编辑出版还是担任政府官员,以陶行知的才情,他一生都会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然而,在国贫民弱的近现代中国,陶行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怀救国情怀,以教育救国为使命,并终身实践之,由此他也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个人教育经济生活之路。

1941年是陶行知办学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他以武训自喻,立志要做新武训。他在《新武训》中言志,“武训之所以成为普及教育之义人,是因为他抱着兴义学之宗旨,用整个生命来贯彻它:有钱的不肯出钱办学,他便向他下跪,跪到答应出钱办学才起来;有学问的不肯认真教人,他便向他下跪,跪到答应认真教人才起来;青年小朋友不肯用功求学,他也向他下跪,跪到答应用功求学才起来。他自己则挑水做夜工自食其力,丝毫不动用讨来的钱”[8]。以下跪的方式感化有钱人捐资,有知识的人教人,不肯用功学习的人认真学习,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让人难以接受,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陶行知遭遇兴学困窘的无奈和坦诚。

陶行知誓言:我将以武训精神来创造育才:(一)自食其力;(二)叫化兴学。从今天起,每天平均要找人担任五个小孩之教养费,到5月6日全部经济解决。决心必以武训精神贯彻之。大水可把学校淹没,大祸可把学校烧毁,强盗可把学校抢掉,政府可把学校封掉,我自动把学校解散决是不可思议[9]。育才要办下去,人才幼苗要精心培育。用穷办法来普及穷国穷人教育,以对付反动政府之经济封锁。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10]。武训是一个真乞丐,而陶行知是一个留学美国归来,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历的博士,眼前虽然经济困难,但这种充满挑战的个人教育经济生活是值得他奋斗的。

3.社会经济生活于教育经济生活之影响

社会经济生活对教育经济生活具有深远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出现问题,教育经济生活更加波折。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压迫。生活书店总经理、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参政员邹韬奋,陶行知曾经的秘书被迫出走香港。此时日寇侵袭,国民党进一步加紧了对百姓的掠夺,社会经济生活急剧恶化。限于材料和比较的需要,此处仍以1941年为例。据王文岭先生撰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记载:“1941年1月11日,陶行知访章乃器,适逢其在吃稀饭,由于育才学校经费短缺,陶行知生活极为节省,今日在章乃器处得以饱尝稀饭。”[11]1941年1月14日,徐立人来谈,告知四川大竹县米价较为便宜,运至北碚卖出,除去运费,还有盈余。陶行知指出:“卖米赚米吃,卖炭赚碳烧,这恐怕是解决育才难童经济难关之两条路。”[12]1941年5月18日,陶行知写《从一个学校想到别的学校》,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开办时,米每斗2元2角,现在已涨到80元。校长为米而消耗精力,教师薪金不足以养家,学生营养健康亦难以保证[13]。1941年6月4日,学校存米可供三天食用,决定本日起恢复三餐稀饭,直到米来为止。同时请丁先藩设法借米,以解青黄不接之急[14]。

据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记载:“原由赈济委员会所任的经费迅速降为只供育才学校半数之用,现在又降至三分之一之用。到1941年底,因当局有意切断育才财源,威胁华侨和进步人士,阻挠他们捐款,到年底,复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对育才的接济也告中断,学校经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陶行知采取了种种节流办法,如尽量裁减不必要的教师和工友,动员学生自力,一日三餐改为二餐,学生停止体育活动以减少能量消耗,绘画组无钱购买素描纸和炭条笔就用土纸和桑枝烧焦代替。”[15]

4.筹资兴教

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职后,一生多在兴学,对于留美博士陶行知来说,办学的最困难之处是办学资金的筹措。考察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发现,耗费陶行知心力最多的事情就是筹集办学物资,这也是陶行知教育经济生活的亮点。陶行知筹资兴学的逻辑起点是:我们深信教育是立国之大本,只要我们忠实地向前干去,必定有许多人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陶行知坚信这样,也这样做,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当然,在筹集兴学资金的过程中,陶行知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例如,他采取上门拜访潜在的捐赠人,及时致信捐赠人表达谢意,设置“育才之友”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感谢捐赠人,等等。

向军政要员求助。陶行知与冯玉祥交好,军人冯玉祥对陶行知筹资兴学给予了很大帮助,他不仅为陶行知兴学捐钱捐物,而且发动周围的朋友为陶行知捐助。1941年10月8日军人张治中应允增加晓庄研究所补助款每月200元。为求得兴学资金,陶行知还拜访了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共南方局王炳南、财政部鲁佩璋、粮食局局长卢作孚,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剑霜,等等。1941年10月30日,陶行知函请财政部盐务公益费管理委员会拨发育才学校10月份补助费,为平价米事拜访儿童保育会陈纪彝[16],等等。

向工商业巨子募资。陶行知拜访了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馥记营造厂总经理、建筑业巨头陶桂林,菲律宾交通银行董事长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总经理张军光,中国银行徐广迟,川康银行刘航琛,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等等。徐广迟在1941年5月6日转告陶行知:育才学校汇款每月在1万元以内免汇费,1万以上每千元汇费5元[17]。

卖艺自救。为筹集办学资金,陶行知及其所办的学校也开展了自救运动。据可靠资料记载,陶行知公开卖文卖字卖演讲的广告就有两次。1932年12月24日,为筹措办学资金,陶行知在《涛声周刊》第36期上发布卖文、卖字、卖讲演的启事。“狐狸有洞鸟有食,乡下先生度日难。风高谁放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众谓我曾做书呆,便教出卖书呆艺。书呆之艺卖与谁?开张其必有生意。女生卖艺被开除,先生卖艺可遭忌?哪里管得这许多,硬着头皮试一试”[18]。1946年1月1日,离陶行知离世不足一年,他为筹集普及教育活动经费,再次发布《卖文卖字卖诗歌卖演讲》的广告。3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和20日延安《解放日报》相继作了报道。《生活教育社启事》:本社理事长陶行知先生自即日起卖字卖文卖诗歌卖演讲,以所得尽充本社推行普及教育之用。兹订办法如下:(一)卖字:每幅一万元。(二)写文:每千字一万元。(三)卖诗歌:校歌每首一万元,挽歌寿歌结婚歌每首二万元。(四)卖演讲:市内每次一万元,市外另议[19]。

1942年1月1日,因物价飞涨,育才学生生活非常困难。陶行知设计制作“育才学校学生营养餐券”(即食谱),以此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寻求捐助,以保证学生最低程度的营养[20]。1942年1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育才学校筹募经费,定期在渝举行戏剧音乐公演》:“北碚育才学校为筹募经费,定日内在渝分别举行绘画展览、话剧公演及音乐演奏。”[21]师生共同为度过暂时的经济难关而自救。

5.苦中作乐的教育经济生活

陶行知的教育经济生活是苦的,也是乐的。在陶行知求学期间,他物质上贫乏,精神上富有,因其聪明好学,得到多位好心师长的教导、提携。

笔者看来,陶行知教育经济生活尤其困窘的时期有两个,一是晓庄师范的草创时期,二是育才时期,尤其是1940年前后。从陶行知的书信中,我发现陶行知并没有认为他的教育经济生活十分困窘。相反,他很快乐。1927年6月15日,陶行知写家信描述晓庄生活,“行知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大前天我们自己造了个毛厕,前天自己做了个浴堂,昨天又自己动手做了个厨房”[22]。

1941年2月5日写信给陶晓光:“你知道我是欢迎困难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忧愁,仍旧是吃得饱,睡得着。我的身体比你离碚时好了些。虽然没有从前胖,但瘦如梅花,骨子里有力量,有何不可?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惟其不惑所以不忧、不惧。我们追求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所以我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心里是泰然自在,这是可以告慰的。”[23]1944年3月23日致信陈元直:“我年来在极困难之环境中,越挣扎越奋发,即我中华民族之正义感与慷慨性,令我愈战愈强,愈乐观。”[24]同年,4月11日,陶行知到渝筹款成功及展览筹备顺利,致信吴树琴:“这一个月来,只有今天晚上才觉得是恢复了康健。我现在觉得我是一只狮子,在人们都睡着了的时候,巍然雄视一切,为夜之主,有整个的宇宙待我整顿。我是何等的高兴啊……”[25]

参考文献:

[1]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致J.E.罗素.陶行知全集(第6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56.

[2]半文钱.陶行知全集(第11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03-104.

[3]以穷人之礼治丧.陶行知全集(第8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69.

[4]一文钱.陶行知全集(第7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92.

[5]克虏伯之金钱观.陶行知全集(第2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24.

[6]这不是你辞职的时候——致马侣贤.陶行知全集(第8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693.

[7]解决经济困难——答王琳弟的信陶行知全集(第8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31-132.

[8]新武训.陶行知全集(第4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00-401.

[9]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64.

[10]我是抱着爱人游泳.陶行知全集(第4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99.

[11]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56.

[12]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57.

[13]从一个学校想到别的学校.陶行知全集(第4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04.

[14]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73.

[15]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15.

[16]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90.

[17]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68.

[18]卖艺.陶行知全集(第7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26.

[19]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678.

[20]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69.

[21]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597.

[22]晓庄生活——家信.陶行知全集(第8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33.

[23]我是欢迎困难的一个人——致陶晓光.陶行知全集(第9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30.

[24]慰劳刘振山和吉星文二将军——致陈元直.陶行知全集(第9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45.

[25]我现在是一只狮子——致吴树琴.陶行知全集(第9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47.

本文系2014年丽水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教师教育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评价研究——以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Z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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