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美国联邦法官是终身制，大都市的警察也是终身制。除非开枪滥杀无辜，而且又有录像证明，联邦法官可以干到死或是干到自己选择退休，因而时有90岁高龄的美国联邦法官在辛勤判案，80岁那叫老当益壮，70岁则属“青壮年”劳力。虽然警察干不了这么久——警察工作还是需要一定体力的，但警察可以提前退休，而且还有优厚的养老金。大都市警察工资高，退休金又好，而且人数不少。纽约市有34454名警察，芝加哥有12042名，洛杉矶有9920名，费城有6515名。这对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美国大都市的警察开支远不限于此。

美国大都市警察的装备精良，轻武器自不必说，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还装备有重武器，有的甚至拥有装甲车和飞机。重装备无需购买，大多是军方赠送的“淘汰”或“过期”装备。但维护这些重装备是不小的开支。警察还不时开枪滥杀无辜，被录像锁定之后，市政府又得出钱破财消灾。

比如2010年至2014年期间，纽约市政府共为警察不当行为支付了6.013亿美元的赔偿。换算下来，平均每年为每位警察支付了3490美元。2015年纽约市为警察不当行为支付的赔偿金额也不会低。有位叫埃里卡·加纳的黑兄弟在纽约街头售烟，警察强制执法，理由是黑兄弟没有交税。警察用警棍锁喉，结果活活勒死了黑兄弟。2015年7月13日，纽约市同意为此赔偿590万美元。

本来纽约市政府赔偿的大头是市立医院的医疗事故索赔，但自从2010年以来，为警察的不当行为埋单就跃上了“第一把交椅”。

赔偿金增加有可能是因为警察更加胡作非为，但也有能因为其他原因。比如美国都市提高了赔偿金额。2014年，费城市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了10项和解，平均赔款53.65万美元。2010年，8项和解，平均15.69万元。也有可能是因为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日益普及，更容易定格警察的违法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为前人的孽账买单。1989年，纽约市中央公园发生强奸伤人重大案件，警察在取证不足的情况下将5名黑人和拉美人后裔打入大牢，堪称美国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之一。直到2002年，冤情才大白于天下，赔偿自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当时是布隆伯格担任纽约市市长，他认为受害人索价太高，下令市府律师死缠烂打，拖一天是一天，此案一直未被宣判。直到新任市长在竞选时期发起运动，承诺竞选胜利后将对此案有个了解，去年纽约市才宣布给予这五人共计4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

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费城都是大都市，市政府财大气粗，警察出了问题由市政府从预算中拨款赔钱，其他城市则没有那么多钱，必须买保险。有些城市太小，便几家城市合买保险，降低开支。

美国是一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国家，巨额赔偿也是这个初衷：相信巨额赔偿可以警钟长鸣，改变警察的行为。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警察的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变化，滥杀无辜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巨额赔偿理想中的影响传递链条如下：巨額赔偿最终由纳税人承担;纳税人不满并在投票中反映出来;当选政客对警察局长施压或另雇贤人担任警察局长;于是警察局长治警从严，从而改变警察的行为。但这里面链条过长，环节过多，受很多变数影响，效果传递经常止于某一环。比如，选民投票时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警察施暴和警察赔偿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要问题。

警察施暴，说到底还是美国枪支泛滥，给了警察射杀黑人的理由：警察怀疑对方有枪，所以必须抢先开枪，实施正当防卫。有人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难改，其实美国人的这一国民性也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