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小莲

加油！《爷爷奶奶的村庄》

文/彭小莲

彭小莲导演，作家。导演代表作有“上海三部曲”以及纪录片《红日风暴》等。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

今年7月，又一次参加了上海电视台“MIDA纪录片导演计划”的评选，这是一个由官方媒体和独立制片人联合扶持纪录片的合作项目，也是全国唯一官方参与的扶持项目。如果项目获奖入选，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资金完成影片。这个计划已经办了七届了，记不清我参加了哪几届的评选，但是，从第一次看见评选的项目到今天，只觉得纪录片像一株健壮的多肉植物，在燥热的土地上，在那迷迷糊糊的雾霾中，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节目里，它几乎变得如此安静，如此不合群，却又如此顽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长大，成长的速度并不快，可是隔年一看，依然让人有吓一跳的感觉。又是一拨新人，还有90后的加入了队伍。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好像是从石头里突然就蹦出来了。没有背景、没有经验，就是提着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机器，带着录音设备，把一种你熟悉但又是陌生的生活记录下来。更让你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资源，这里指的是视觉意识上的资源，都是从哪里得到的？他们的作品，每一个都区别于另外一个，大家似乎没有功夫去对比，就是独自在那里，一头扎进生活，扎进自己的主题，倔头倔脑地，跑到偏远的大山里，跑到呼吸困难的高原上；没有俊男美女，没有可以炫耀的事迹，也没有神秘的故事，就是生活、人物、命运，还有他们纤细的情感，年轻导演一点都不着急，一点一点地进入，似乎把自己插进了土地，慢慢地生长，一拍就是几年，然后慢慢长出了枝蔓和绿叶。于是，他们带着还纤弱的样片来参赛、来申报，最后，把它们投放在大银幕上。

这些年轻导演几乎都没有受过什么特别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又几乎都有一种自觉的视觉能力，他们做到了“摄影机就是一支笔，任我随意写作”（特吕弗语）。那时候，看见特吕弗这样的说法时，大有一种语惊四座的感觉，他的想象力冲出了我们对电影拍摄的传统理解。想想那昂贵的胶片，你敢把摄影机就那么开着，让马达带动着齿轮，卷着胶片任意地奔跑？那支笔，让你到哪里去找投资？谁又相信，可以把这支笔交到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手上，凭什么？我们都会敬佩特吕弗的想象力，但是我从来不相信这会成为一个现实。

可是，今天的年轻导演，真的就这样做到了。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是用镜头的画面和声音来叙述完成的，他们可以将不喜欢的东西留在硬盘里，或者像用橡皮一样，随意擦掉重来。90后的雷钊带着他的《爷爷奶奶的村庄》来了，他站在大银幕下阐述自己想法时，显得那么稚嫩，一点没有导演的姿态，羞涩地、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他说得很不清楚，就像他自己一样，还没有成熟似的。他把预算压得很低很低，低到简直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影片的地步。我几乎是同情地跟他说：“不要以为预算低了，你就可以得到奖，得到扶持。还是要根据片子的需要做预算，获奖的最终，是根据你片子的内容和质量。”他怯怯地回答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住在乡下，住在爷爷奶奶家里，没有任何开销，就那么慢慢地拍着。只要有一点后期的剪接制作费就可以。”

然后，他开始放映他剪出来的片花。

那是他的雷庄，这个华北平原上普通到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由于政府开始建设新农村，村子马上要被拆迁，村民将会被集中到一个规模很大的社区内，住进楼房，而村庄将夷为平地，变成一望无际的耕地，出租给土地承包商。

村里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那里只留下了“爷爷奶奶”们。老人们聚集在打谷场晒太阳，一群老太太看着远方，互相在那里调侃和说笑着。雷钊将摄影机摆在她们的一侧，似乎避开了她们的视线，但这构成了纵深镜头的画面。如果周传基老师在，他一定会将这个镜头定格，然后说上半个小时。

如今银幕上的画面语言，已经越来越平面化，电视剧里的人物都贴在墙壁上，在那里不停地说话，大多数导演，会把摄影机自然而然地摆在奶奶们的面前，又是一个平面的。可是，这个纵深镜头，让我看见了阳光勾勒出的人物，老人们脸上的皱纹是层层叠叠的，几乎所有的老人都长得很像，特别是那些皱纹，像大海的波浪，从这一张脸翻滚到另一张脸上。她们说——

哎呀，都进城发财去了，回来就是请客吃饭，一桌又一桌。

可是我们现在哪里想吃，已经吃不动了。

你看人家佳卉家、四家，又有吃又有喝又有钱。人家都死了，咱这些没钱的活着。

俺那屋子都塌了，俺儿子也不给俺拾掇。淋不着就行啊。

混就完了，像俺这个似的，早上晚上（死）也不保准。

到楼上去上个厕所都不方便。到那你就得规矩了，还能随便这尿那尿吗？难啊。

刚搬到楼上去时，他们都上棒子地里解手去，奶奶个逼的。

总之，你可以听见银幕下观众的笑声。因为评比是开放式的，落选的导演，可以和评委以及进入终评的导演同时进入会场，聆听每个导演的陈述，以及评委的意见，还有导演们回答评委的提问。在那样的场合，参与者、审视者，同时都变成了观众。我们笑着，笑得如此由衷，老人的幽默和智慧，让我看见她们是在做死亡练习，她们是如此的坦然，她们可不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等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苦难，只是未来并不见得会给她们更多的快乐，她们似乎更愿意挽留住自己的过去，观众也会跟着视觉的画面，追随她们去把握住过去：因为那里是历史，是文化的积淀，是她们自己编织的情感纽带。死亡练习，成了她们在太阳下的功课，她们常年在阳光下聚集，她们互相帮助，她们寻找自己的过去。越过打谷场，就是无垠的田野，那里的空间填满了她们的青春和岁月。

影片最后，是导演雷钊自己的爷爷奶奶，两个八十多的老人，并肩走在荒芜的田野里，他们默默地走着，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爷爷抬头看了看飞机，然后说：嗷哟，这飞机飞得太快了，它还在天上放炮呢。

于是，又一次全场哈哈大笑，影片结束。

雷钊说，自己的童年在农村度过，上小学时和爸妈一起到了城市，后来到武汉大学读书，读完了书，像很多年轻人一样，跑北京做北漂了，可是心里慌慌的，没有那种落地的感觉。他决定回老家看看爷爷奶奶，于是就在村里住下了。那里已经看不见年轻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呆在爷爷奶奶和那些老人中间，踏在家乡的土地上，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的心，莫名其妙地定下来了。于是，他就想拍拍这些老人，因为村子马上就要消失了，老人们住惯了农舍，突然要“被搬到楼上”，他们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们都老了，那楼梯爬得动吗？爬上去还能看见太阳吗？那是指的一大片一大片撒在土地上的太阳，不是从小窗户框里投进来的光线——也许还没有等到吃饭功夫，那光线就在窄小的屋子里消失了。他们害怕，害怕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消磨他们无限的时间。这个年纪重新开始生活，是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们战战兢兢地在试探着未来，这个未来没有绚丽的色彩，他们只觉得自己老了，想停下步子，最后一次耕耘自己家门口的那点土地。飞速前进的时代，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可是，雷钊把它拍摄得那么幽默，那么生动。你首先看见了雷钊的纯粹，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他自己就像是穿过云层的阳光，干干净净地投向了土地，在那里他有自己的归属感，他想保留下那样的感觉。因为这个90后的大学生，看见了北京，看见过大城市，在名牌大学读了四年书，可是他还是说：在爷爷奶奶身边找到了“踏实”的感觉。

为什么？雷钊的阐述，远远不如他的画面和人物有力量，他嘟嘟囔囔说不清楚，可是他手中的摄影机真的完成了特吕弗说的，“摄影机就是一支笔”，他是那么迅速地像画速写一样拍摄，一个个人物跃上银幕，然后当他剪接的时候，就像是将这些素材，结构出他的散文。雷钊说，他想用三个部分完成影片：一个是拆迁前，然后是拆迁中，最后是搬到新家。我一下跳起来了，我说：导演，拍完拆迁中，你就可以结束了。后面，留白吧，给我们一些想象。

然后，评委王小龙又说：那第三部分，应该是你下一部作品。

雷钊还年轻，他不知道取舍。但是，影片就是给你一种特别纯粹的印象。

遗憾的是，雷钊的作品最终没有获奖，没有得到扶持。我站在远处看着雷钊，他还是那样羞涩地混杂在人群里，并没有太失落的样子，但是，总是会有点难过。确实，这次竞争的作品都非常厉害，为《果洛·周杰》以及《泥腿子西征》，大家都争执得面红耳赤。谁都不愿意割舍下这些好作品，我们建议，增设鼓励奖。可是，钱，从哪里来呢？

这才是真正的奢侈，用智慧、用时间、用生命、用金钱才能换来的纪录片。

雷钊是90后，他即使完成了这部影片，谁也不能预测他是否会选择做导演。但是，他要是能坚持下去，就这么认真地记录下雷庄的日子，这些老人，这些琐琐碎碎的日子，就是这一部片子，也值得我们感动。爷爷奶奶们将和雷庄一起，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因为“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雄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海明威）。

真希望他最后能将影片完成，再得个什么小奖，这样可以带给他一些机会，更主要是可以鼓励他继续拍下去，因为他有很好的观察生活的敏感，那种质朴的情感，那种想要表达的渴望。刚上路的年轻人太需要鼓励了，因为没有多少人会告诉他，这是他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一定要坚持！

加油！《爷爷奶奶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