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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写作:美术作品中的写作图像

2015-12-25王菡薇景滋本

艺术百家 2015年3期
关键词:艺术活动艺术史美术作品

王菡薇++景滋本

摘 要: 文章以美术作品为例来窥探古人的“写作”世界:第一部分围绕传为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再现了古代文献传承的场景;第二部分以西晋时期的青瓷对书俑、南唐王齐翰《勘书图》和后世摹本《北齐校书图卷》为例构建古人校雠活动;第三部分则通过对传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宋代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的解析呈现古人写作的情形。这些雕塑与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古人传授、校雠、读书与写作的场景。人能弘道,文以载道,这是古人对写作著文的理解。

关键词: 艺术学理论;艺术史;艺术活动;写作;美术作品;图像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当我们在进行艺术论文写作的时候,有无意识到艺术作品中的“写作”图像呢?我们不妨以美术作品为例来窥探一下古人的“写作”世界,并借此勾勒出写作与传授、写作与校雠、写作与读书之间的关系。

一、写作与传授 写作是知识的传递与延伸。中国古代的先贤圣哲无一不是知识的追求者与实践者。老子曾经是“周守藏室之史”[1],也就是说他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可想而知他必定饱览群书。孔子曾经提出“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理念,到了晚年达到了“读《易》,韦编三绝”[2]的境界。在学习过程中,孔子强调文献的作用,《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3]夏礼、殷礼要靠文章贤才来传承,一旦传承断裂,礼仪不能沿袭,知识信息的运动就中止了。 传为唐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图1)描绘的就是汉文帝时伏生授经的场景,伏生授经使得知识得以延续。画面上,一清癯的白髯老叟,头著方巾,肩披薄纱,盘坐在案几后的蒲团上,右手执一纸卷,左手指点其上,嘴唇微启,似在说教。伏生原是秦的博士,秦始皇焚书,伏生将《尚书》藏匿于壁中。秦亡汉兴,汉文帝求能治《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于是文帝派遣晁错前去从学。伏生出遗书授之。此图以细劲圆韧、刚柔相济的铁线勾画人物、案几、蒲团、竹简、纸卷等,显示画家运用线条写景状物的娴熟技能。画面略带俯视,充分展现案几、笔、砚等物,及伏生手执纸卷、娓娓陈辞的神态,用色清雅,但背景留白,不着一笔,使主题突出,形象生动,已显现中国画处理人物场景的特色。明代的杜堇、崔子忠以及清代黄慎都画过《伏生授经图》[4],并流传至今。

图2 [明] 崔子忠《伏生授经图》,上海博物馆藏,绢本,设色,184.4×61.7cm;图3 [明] 杜堇 《伏生授经图》,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绢本,设色,147×104cm

二、写作与校雠 贤才有更替,文章有传抄。晋以前文献皆抄于简牍、布帛之上,后来纸张才渐渐得以推广,《晋书·范汪传》记载范汪“然(燃)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5]不论抄书目的为何,当时的文献传播主要还是以传抄为主。即使到了印刷术普及的明代,图书文献中抄本依然占绝大多数,《明史·艺文志》记载,宣宗时,“秘阁购书约两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6],可见抄本书之多。但抄写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古谚有云“字经三写,乌焉成马”。[7]对于文字的核对审察工作势在必行,于是古人非常重视抄写后的校对工作,以“不诬古人,不误后人”[8]。西周宣王时期正考父就曾校对过商王朝的《商颂》,并将《那》作为《颂》十二篇之首。孔子整理《诗经》时也曾经过仔细校对。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校雠实践中,第一次总结了校雠规程。“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9]东汉时校对正式成为一种官职,设在中央的图书藏处为东观,东观有秘书监一人,掌宫中图书管理,其下属官员有校书郎。

[JZ][XC] [JZ]图4 西晋青瓷对书俑,高17.2cm,湖南省博物馆藏 古人的校书情形在艺术作品中也有直观反映,西晋永宁二年的“青瓷对书俑”(图4)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书吏校书时的场景。对书俑通体施青釉,因胎釉结合不好,釉基本剥落,但俑的神态依然栩栩如生。俑头戴晋贤冠,身着交领长袍,相对而坐。中间置书案,案上有笔、砚、简册及一小箱,一人执笔在板状物上书写,另一人手执一板,上置简册。二人若有所语。根据俑的衣冠特征、人物神态,以及案上的文具,二俑当是文献中记载的校书吏。书俑额上有白毫相,显示了西晋时湖南地区已是佛教影响所及。白毫相为如来三十二相之一。佛教传说世尊眉间有白色毫毛,右旋宛转,如日正中,放之则有光明,名“白毫相”。《法华经句解·序品》:“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10]亦省作“白毫”。所戴的晋贤冠,是汉代以来文官的通用服,仿古代缁布冠制作而成,前高后低,上有横梁,横梁的多少代表其身份等级,俑上的梁只有一根,说明其身份较低。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宋摹本《北齐校书图卷》(图5),画中记录了北齐天保七年(556)齐文宣帝高洋命樊逊及秀才高乾和、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李汉子、鲍长暄、景孙等十余人共同刊定秘府收藏的五经诸史的事。故题为“校书图”或“勘书图”。画面有七个人物,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或欲离席,或挽留者,神情毕现。此画之后有宋韩元吉题诗:“高斋校雠谁作图,一时紬书亦名儒。网罗卷轴三千余,欲儒非真类迂愚。雌黄是正定不抚,虚文末学徒区区。岂识治道通唐虞,语言从高馆希石渠。后来御览嗟何书,修文偃武事益诬。转头邺城已丘墟,峨冠广袖长眉须。丹青写此犹不渝,高鬟侍女曳红裾。两骓帕鞍立奚奴,罢琴涉笔倾酒壶……”[11]韩元吉以诗歌的形式叙述了画作中的场景。据著录,“唐右相阎君粉本北齐校书图”[12]。校书图对于了解北齐乃至杨子华画风有重要价值。后来唐初阎立本据北齐稿本画过《北齐校书图》[12]。

80×240cm,波士顿美术馆藏

南唐后主李煜特别喜好绘画,他在宫中设立画院,集中绘画名手,专门从事创作。王齐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南京大学藏绢本《勘书图》(图6)是王齐翰唯一留传于世的画迹。王齐翰,仕南唐画院,为翰林待诏,擅画高士。《宣和画谱》记其画风“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谷,无一点朝市风埃气”[14]。图中描绘一文人勘书之暇挑耳自娱情景,他身着白衣敞开胸襟,衣纹转折顿挫,长须顺柔下垂胸前,跷腿而坐,双脚赤露搭垫于鞋上,脚拇指上翘,与挑耳相呼应联系,一种闲适惬意的感觉被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他的身前,书案横陈,案上书籍堆砌,卷册铺展,并置有笔砚等物,显示出勘书者不久前尚处工作状态。[15]案上的笔和卷轴暗示人物的学者身份,屏风山水用没骨法显示出学者的个性和精神上的自由。其实,勘书与书画,应是古人的最乐之事。

唐代之时,设置有校书郎官职,掌校雠典籍、订正讹误。唐代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司经局,皆有校书郎之职。盛唐时期的王昌龄,中唐时期的白居易,都任过校书郎的职位[16]。到了宋代,校勘学独立门户,中央专设校书机构,由校书郎校理图书,并制定了校勘条例。据《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门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旁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点、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17]宋代的沈括、赵明诚都是校勘名家。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等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校书的结果是使得那些读书人有了更好的阅读版本,古人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牛角挂书、凿壁偷光的故事,说的都是发奋读书的故事。大抵除了考取功名利禄之外,读书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享受,正如朱熹《观书有感》中所描绘:“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三、写作与读书 至于读书题材的绘画作品,《历代名画记》似乎并没有对读书图的收录。记载中,到了宋代已有读书图的出现,如宋李希成《映雪读书图》、赵伯驹有《春山读书图》。通常,画家将读书场景置于山水之中。被誉为“笔力能扛鼎”“天下第一”的“元四家”之王蒙读书图最为突出。见于记述的就有:《林泉读书图》《匡山读书图》《幽谷读书图》《九峰读书图》《松陇读书图》《读书图》《松窗读易图》《秋山读书图》《春山读书图》《松山书屋图》《天香书屋图》《万松书屋图》,等。元盛子昭有《松亭读书图》,明有董其昌《庐山读书图》,沈周《溪居读书图》,杜堇《孔子读书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读书山水之间的向往,林泉、幽谷、峰峦、松窗皆为读书之所。“天风吹出读书声,时有幽人自来往”[18],此刻读书真的成了一种享受。[19] 同时,书斋逐渐成为文人生活的中心及其内心世界的反映,对书斋的描绘也渐渐成为重要画题,唐代卢鸿所绘《草堂十志图》,画中的草堂为作者的隐居之所,唐代诗人王维也自画隐居处而成《辋川图》。至元代,文人墨客大都选择山水之间构筑自己的读书空间,或请画家将图画于自己的书斋,张渥《竹西草堂图》是画家为竹西所作,倪瓒为袁泰绘《与袁寓斋书画卷》,王蒙为卢士恒绘制《听雨楼图》,等等。明清时期,蔚为大观。如果说读书是一种输入的话,写作则算是输出。关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挥毫写作场景,传有五代周文矩的《文苑图》,宋代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以及马远的《西园雅集图》等。《文苑图》①画面中央站着一位穿白袍的人,两手笼于袖中,俯身靠在虬松之上,平视前方,神情凝定,陷入冥想之中。他对面一人,靠在层石案上,左手托纸,右手执笔支颐,抬头仰视,好像沉思已久,未得佳句,正在寻求。石案前一小童研墨。[20]“西园雅集”历史上或许并未曾有,但元祐年间,雅集活动极为频繁,且聚会者、聚会人数和聚会地点也不固定。[21]从传世马远的《西园雅集》(图7)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兄弟、黄庭坚、李公麟、米芾、蔡肇等十六位名士,于驸马王诜宅邸西园集会。其中米芾挥毫作书,诸文友或立或坐,凝神围观。

纵观上述雕塑与绘画,古人读书与写作的场景仿佛浮现在我们眼前,那种氛围多是轻松而愉悦的。这又回到写作与人文精神关系的问题,写作终究是为了人的发展而进行的,“人能弘道,文以载道,文章不着一字空”,这是古人对写作著文的理解。至今,这依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与引导。若是偏远了“道”,没有主旨,没有用途,那么写作便失去了价值。

(责任编辑:贾明哲)

① [ZK(#]铃木先生肯定了佛利尔博物馆的罗覃先生将馆藏周文矩 《文苑图》 卷定为17世纪的作品,由此,铃木先生推导出北京故宫所谓韩滉的《文苑图》卷,是“当时与佛利尔本制作时代相隔不远的模写本”。见[日]铃木敬著,魏美月译《中国绘画史(上)》,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版,第145页。[ZK)]

参考文献:

[1][ZK(#][西汉]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39.

[2][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37.

[3][宋]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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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房玄龄等.晋书·范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2.

[6][清]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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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四)[C].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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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廷亮.《读书图》论稿[J].美苑,2012,(03):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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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薛颖、郎宝如.“西园雅集”的真伪及其文化意蕴[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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