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春芬 张 浩（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综述

同春芬 张 浩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贫困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研究内容上,相关学者对贫困人群再生产能力和手段的缺乏、文化的匮乏、以及权利与地位的欠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相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在研究对象上，学界通过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划分，使研究对象更具有针对性；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理论、模型的提出与建立，使得相对贫困的研究更具理论性与可操作性。但是，在研究对象上，对贫困群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可行性研究有待加强。鉴于此，未来研究应着重对相对贫困群体，尤其是渔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进而提出配套政策。

相对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多维贫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地深化，由最初绝对贫困视角下的收入贫困，逐渐发展到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通常只能维持远远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状况。同时相对贫困还包含以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为参照物所感受相对剥夺的社会心态。因此，相对贫困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最初从经济学视角，对相对贫困进行了阐释。阿马蒂亚·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来看待贫困与饥荒的产生，进而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近年来学者多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由能力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研究，并将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以及社会排斥引入贫困概念，提出权利贫困概念。

近年来，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研究日趋重视。从2000年到2014年，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学术成果较为丰富(详见表1)。CNKI中以“相对贫困”为主题关键词，2001年数量最少，为95篇，2006年数量最多，为318篇，总体呈下降趋势。以“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多维贫困”为主题关键词，虽然学术成果数量最多年份仍未突破50篇，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多维贫困”的上升趋势表现明显。综合来看，对于相对贫困内涵的研究成果较多。以汤森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为起点，国内外学者先后对相对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等都有所界定。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以建构多维贫困指数和logistic模型分析居多。

表1：CNKI文献检索数量表

一、关于相对贫困内涵和理论的研究

对于相对贫困的内涵和理论的界定，学术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国外的学者大多可依据贫困理论的发展历程，逐步提出并深化相对贫困的概念；国内学者则依据相对贫困的概念，从制度贫困、社会资本、动态性、多维贫困以及权利贫困等多角度阐述相对贫困。

（一）国外研究现状。外国学者在研究相对贫困时，最先从收入着手，以相对收入为切入点，分析个体之间的收入剥夺状态，率先提出相对贫困的相关概念。

汤森（1971）提出相对贫困理论，对贫困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由于穷人缺少这些资源，他们所应该拥有的条件和机会就被相对剥夺了，故而处于贫困状态。”在测量方法上，提出了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和剥夺标准方法。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的相对贫困的方法。但汤森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两个局限性：一是家庭类型不同，收入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同一类型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但对于比较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则无能为力。二是社会环境不同，收入也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物质基础不同，那么家庭的平均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用这种方法也很难去比较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家庭之间的贫困程度。为了更好的测量，汤森提出了剥夺标准，即根据对资源不同程度的剥夺水平，提供一个对贫困的客观评估方法。汤森的相对理论是一个主观标准，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生活水平的比较，这一理论丰富了贫困的内涵，并拓宽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1]

阿马蒂亚·森（1981）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来看待贫困与饥荒的产生。权利方法强调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权利关系。权利体制的不合理就会导致贫困和饥荒。[2]阿马蒂亚·森（1999）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要用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在测量方法上，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森指数的测量方法。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3]

在能力贫困理论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者把对贫困的研究转移到脆弱性、无话语权和社会排斥等多维角度，进一步拓宽了贫困的概念，扩展到权利贫困。

罗伯特·坎勃（1995）对贫困人口的无助和孤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而且还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等。并将脆弱性定义为暴露于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中的外在方面和孤立无援的内在方面，两个方面都意味着缺少应付破坏性损失的手段。[4]Strobel（1996）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体与社会整体间的断裂，强调了个体被社会群体所排挤，享受不到人应该享有的权利。[5]迪帕·纳拉扬（2001）等人从穷人的视角定义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在穷人看来，缺乏权力和发言权是他们定义贫困的核心因子。迪帕·纳拉扬等人创造出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的“参与式贫困评价法(PPA)”来综合开展贫困问题研究。从其本质上讲，该方法充分赋予贫困群体“主体性”，将贫困群体直接纳入研究群体，反复进行参与式的访谈与被访谈、表述与被表述研究，试图通过穷人们自己的声音来直接反映其贫困的生活现实，让穷人自己看待和评价身处的贫困问题，并表述自己对贫困的认识。研究观点具有充分的客观科学性。[6]世界银行（2001）将贫困定义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影响力。[7]

（二）国内研究现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反贫困实践的推进，新的社会贫困现象使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们发现，贫困的发生有种族主义、歧视和社会排斥等多重原因。于是，人们便开始从贫困群体自身以及影响贫困的其他方面来寻找贫困生成和难以消除的原因。

1.相对贫困概念的研究。以相对贫困的界定为主要研究内容，我国学者对相对贫困的概念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唐钧（1994）认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基本贫困是一个互相衔接的独立概念。绝对贫困是内核，向外扩展第一波是基本贫困，第二波是相对贫困。[8]康晓光（1995）提出，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9]关信平（1999）在研究城市贫困的问题时，认为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0]陆小华（2000）认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及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11]魏津生、童星、林闽纲（2001）也提出，贫困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贫困指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社会在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弱。[12]朱登兴（2001）认为，相对贫困是一个社会道德范畴，属于社会公平问题。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以相对贫困为主，发展中国家以绝对贫困为主。[13]

2.制度贫困的研究。随着对相对贫困概念的研究，21世纪初，一些学者从制度因素角度分析社会的贫困现象和原因。霍艳丽，童正容（2005）立足于制度因素视角分析我国的相对贫困现象。从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出发，分析我国目前贫富收入两极化趋势下，提供机会平等的资源获得途径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对于降低相对贫困状态的大部分人的心理落差是极为关键的，即要以社会公平的制度诉求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14]周仲高，柏萍（2014）针对“制度性”贫困指出，制度本质上是一些权利的集合，它减少了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减少了人的可能的选择范围。但若在分配权利的过程中，由于不公平的分配法则而使得部分人无法获得同等的权利，从而陷入贫困，这就是“制度性”贫困。[15]当前的贫困既是贫困人口自身方面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消极因果关系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3.相对贫困群体划分和区域划分的研究。在世界反贫困实践的指导下，一些学者突破传统的贫困研究方法，以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特征为分析对象，来探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及对策。寿可，葛长青（2003）认为，相对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是单一因素，也可能是多元因素，以下7个群体类型凡居其一，就应归入相对贫困易发生群体，对应类型越多，其属于相对贫困的概率就越高：丧失就业机会群体；老年群体；边缘人群体；低教育水平群体；有多个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残疾人群体；贫困地区的群众。[16]同时作者指出，由于相对贫困原因和因素的复杂，七个群体可能是相交的概念。施杨（201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不断完善，国企改革逐步推进，工人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工人群体却逐步走向“相对贫困”状态，与整个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形成反差。从横向比较来看，社会贫富分化的逐渐拉大，使普通工人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是“贫穷”的，其收入特征表现为：工资增长缓慢和工资收入相对下降。[17]

针对苏南繁荣地区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等贫富差距明显的现象，学者基于地区的相对贫困也有一定的研究。毛广雄（2012）认为，在区域经济整体繁荣的苏南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表现出就业类型的传统化，贫困线水平的高端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弱势群体的“赤贫化”等特点。认为“苏南模式”城市化自有的特点和不足，导致农民交换权利的不断恶化，是造成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并据此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保障农民生产和贸易的权利；加强城镇就业开发，保障农民劳动的权利以及完善保障体系，保障农民继承和转移的权利等相应的对策。[18]郭建宇和吴国宝（2012）利用山西省贫困县的住户数据，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研究了多维贫困户与收入贫困户之间的覆盖率和漏人率。[19]曹小曙，任慧子，黄晓燕（2014）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以乡村贫困空间和乡村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从乡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空间分布及群体差异三方面，研究由此显现出的四大乡村贫困地方特征，即乡村贫困的空间传承性、空间隐藏性、空间集聚性与群体差异性。并在深入分析乡村贫困地方特征的基础上，家庭居住地区、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公平评判是乡村住户陷入或脱离贫困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贫困不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贫困，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阶层贫困。[20]谢婷婷，司登奎（2014）从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反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利用2000～ 2012年数据，选取新疆30个贫困县为研究主体，运用面板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建议制定以提高收入流动性和减少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的对策和机制，并注重实行差异化措施来达到反贫困效果。[21]

4.社会比较下相对贫困的研究。20世纪初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为我国学者研究贫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李永友（2007）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社会比较的贫困，相对剥夺感即为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较大的收入差距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处于一种比较劣势的地位，这种相对被剥夺感往往与一个社会的公平观有关。[22]张爽（2007）对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化力量对于减少贫困发生的概率的作用会随市场化进程而减弱，特别是对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23]姚毅（2010）对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机制进行了实证验证，发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性资源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24]赵伦（2014）相对贫困通过社会比较的认知方式，归因导向由个体因素转向社会结构，反映出特定人群对社会公平状态的认同接纳程度。相对贫困是基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比较和社会认知产生的，是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贫困状况的再次建构、认知和认同，既反映个体性心理认知，又呈现出社会阶层分化状况。[25]

5.相对贫困动态性的研究。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呈现出动态性、历史性。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不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贫困的标准和界定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叶普万（2006）指出，相对贫困动态性、不平等性、相对性和主观性的特点。[26]周振，兰春玉（2014）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以及地位转变的原因。采用CHNS数据，重点分析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特征，以及剖析影响贫困动态演化的主要因素。[27]张立东（2013），谢婷婷，司登奎（2014）对代际传递的定义，即父辈处于贫困状态时子女处于贫困状态的可能性。[28]“贫困代际理论”认为贫困可以由父辈传递给子辈，从而使子辈在成年后重复父辈的贫困状态，即贫困状态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复制。

6.权利贫困的研究。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因此，一些学者从社会排斥、社会权利等角度来分析贫困。林卡（2006）认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简单地理解为把某些个人或群体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从而使之“边缘化”。社会排斥可以基于性别、种族、居住区域的不同而发生，它所形成的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失业者、工作母亲和少数民族团体。[29]李炳炎，王冲（2012）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当前中国表现为多维度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差异的扩大以及行业间差距扩大等。多维的收入差距引发了财产分布、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国民待遇的不平等，进而形成了当今中国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涵盖了收入不平等，人类发展即人的脆弱性等问题。这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研究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30]张等文，陈佳（2014）指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主要体现在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缺失和不足方面。[31]

7.多维贫困概念的研究。长期以来，多数学者将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除了收入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因此，学者对于相对贫困的理解也由相对收入角度扩展到多维角度。邹薇和方迎风（2011）利用CHNS数据，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取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上的8项指标，考察了国内家庭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32]侯卉（2012）采用多维贫困分解的方法，运用收入贫困、能力贫困、社会排斥贫困和参与性不足贫困进行综合测度。[33]方迎风（2012）基于2006年CHNS调查中的11个指标，研究了中国目前的多维贫困状况。[34]王小林等学者（2009，2013）运用CHNS等宏观数据，构建多维贫困指标，对我国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35]刘杰，李杨，甫玉龙（2014）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尤其是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的影响，我国学者多数认可并接受了多维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不仅仅指的是收入层面，还包括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标准等多个维度。[36]

二、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及模型的研究

贫困的测量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

（一）国外研究方法。国外学者通过建立测量贫困的指标和测量指数来对贫困进行研究。研究早期，学者多以单一指标，如收入等来测量贫困程度。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多从收入、能力、权利和社会参与等多种维度建立相关测量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7）提出，人类贫困指数（HPI）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贫困状况，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维度指标。[37]Sen（2001）根据人的正常基本可行能力获得保障为基础，即免受不正常死亡、饥饿、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缺失，提出了以能力方法为标准定义贫困的多维贫困理论。[2]Grootaert（2001）通过使用Quantile方法发现，社会资本的回报随着不同组别收入的提高而降低，特别是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回报相当于高收入人群的两倍，因此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38]

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更是进入细化、深化和广化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本质，创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日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也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Atkinson（2003）在满足大部分公理化标准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社会福利方法和多维贫困测度中的“计数法”，考察了欧洲国家的多维贫困问题。“计数法”的提出使人们可以从多维度角度去关注贫困问题。[39]Chakravart（2008）借助Watts多维贫困指数，运用夏普里分解，从人均GDP、预期寿命及文盲率三个方面，测算了不同国家的多维贫困状况。[40]Brandolini（2009）提出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可以分为三类：逐个比较法、非加总法和加总方法。[41]Alkire和Santos（2010）基于对人类贫困指数进行补充的角度，提出人文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英国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2010）合作开发多维贫困指数（MPI），反映了贫困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42]

（二）国内研究方法。国内学者对贫困的测量和研究，也都考虑到了教育、住房、医疗、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关注到个体和家庭的脆弱性以及贫困的长期性、动态性等问题。在研究方法和测量法方法上，国内学者在相对贫困理论的基础上，由收入、教育、心理等单一指标的测量研究，逐步发展到以收入、健康和教育为基本体系的多维指标，从多视角分析我国相对贫困的动态性变化。

国内学者由收入、心理、教育等单一指标对贫困测量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李小云（2005）在涉及个体或家庭心里感官方面的福利指标的研究，提出了参与是贫困指数（PPI）。[43]刘修岩（2007）运用两阶段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现提高农户受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农村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44]李永友和沈坤荣（2007）提出，相对贫困较难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政府有责任在财富的二次分配中调整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以改变初次分配形成的不利格局。[45]王星颖（2013）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贵州农村的贫困问题，并为建立可持续反贫困机制提供数据支撑。[46]段美枝（2014）提出，目前我国相对贫困问题突出，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采用以洛仑兹曲线为基本模型进行分析。[47]

近几年，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基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测量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但大部分学者主要借助于国外成熟的贫困测量方法，对我国城乡、中西部省份或局部地区进行贫困的多维度测度。陈立中（2008）运用Watts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我国1990年、1997年和2003年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并对引起贫困状况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夏普里分解，得出了引起国内贫困大幅度下降的因素中，收入贫困下降最多，健康贫困最少的观点。[48]王小林和Sabina Alkire(2009)采用Alkire&Foster提出的多维度贫困测量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的2006年数据，对8项指标进行等权重赋值，对我国城市和农村多维度贫困情况做了深入分析。[49]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2013）文中借用非参数核密度方法，利用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分组数据，绘制农村最低收入户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分布图，详细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状况。并指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恶化。选用Shorrocks和Wan （2008）提出的分组数据构造方法，以SM分布作为构造数据的基础，以SST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提出应当重视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建议将0.4～0.5均值系数作为“相对贫困线”。[50]张全红，周强（2014）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2009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份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并指出仅用收入来衡量贫困是有局限的，甚至可能会忽视个体或家庭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51]杨晶（2014）采用双界限的方法，根据《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选取贫困维度，对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52]刘雨桐（2014）通过quantile回归的方法，并用相对剥夺指数替代logit回归中二元虚拟变量，证实了社会资本对贫困程度更高的个体作用更强的现象。[53]

三、总结与展望

由相对贫困，能力贫困到权利贫困的演进，这种状况对贫困理论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对于贫困因素的分析中，学者研究的注意力从单一的个体和收入等方面转向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逐渐开始关注了对于人类本身的发展和脆弱性的研究。对于贫困原因的分析中，学者从资源匮乏和阶层分析扩展到社会排斥、权利缺失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政策主张和观念。但是，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解释等方面，实证性研究不足。虽然大部分学者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相对贫困的视角上来，但是对相对贫困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无论是静态视角的相对贫困研究，还是动态视角的相对贫困研究，大都围绕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等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对于权利贫困、社会排斥等相关的测量和衡量标准没有统一和系统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虽然少数的学者对相对贫困群体进行了划分研究，但是这一群体划分的研究过于粗略简单而且大多都局限在农民、农民工这一群体，对于农民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渔民研究甚少。但是，从目前的渔民生活现状来看，渔民的相对贫困不仅仅存在于城乡职工、农民等群体的横向比较中，而且在渔民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际、代内贫困现象也尤为突出。对其贫困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第三，从研究理论方法上来看，当前的学者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导，而没有较多的可行性分析。在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大多学者都依据收入等指标以时间先后顺序采用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没有纵向对比与横向对比相结合，构建多维比较系统阐述贫困现象。同时，多数学者都在引用模型的基础上，描述某一地区的贫困现象，并没有具体分析导致贫困的相关原因。也就是没有指出某一地区摆脱贫困的可行性方案。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趋势日益明显。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为此，提出未来研究的几个建议：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要以相对贫困的概念和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相对贫困的产生原因以及应对的方案。力求在对权利贫困、社会排斥等贫困现象研究过程中，提出明确的衡量标准和指标。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对于相对贫困群体的划分和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对于相对贫困群体不应粗略的局限于老年群体、贫困地区群体以及低教育水平群体等的划分。应更多的关注农民群体中渔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并针对渔民群体的边缘化特征，与城镇职工、农民进行横向对比，以及渔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代际、代内问题，深入研究相对贫困问题。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应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虽有一些学者采用定量的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贫困问题。但是在数据的引用上，不应单单是时间顺序上的可比性，应该关注到不同群体相关数据的对比。同时，以模型分析某一特定地区，应当详细的分析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并指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提高方案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到权利贫困的概念演进，是从不同角度来诠释贫困的概念，三者相互补充。收入贫困是从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角度定义贫困，能力贫困将诸如健康、教育等社会因素引入贫困概念并强调这些因素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影响，权利贫困进一步将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融入贫困的概念。这些研究都丰富了相对贫困的内涵，同时也对弱势群体的反贫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未来学者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形式的剥夺，如脆弱性、无话语权、无尊严和无自主权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相对贫困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1]Townsend,P.Theconceptofpoverty,London:Heinemmann, 1971.

[2]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Chamber.Poverty and Livelihood:whose Reality Counts? EconomicReview,1995(2).

[5]郭熙保,罗知.论贫困概念的演进[J].江西社会科学, 2005(11).

[6]迪帕·纳拉扬等著.付岩梅等译.谁倾听我们的声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7]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8]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4.

[9]康晓光.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4).

[10]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1]丁谦.关于贫困的界定[J].开发研究,2003(6).

[12]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A].中国扶贫论文精粹[C].北京：中国扶贫基金会，2001(18).

[13]朱登兴,安树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比较研究[J].当代财经,2001(9).

[14]霍艳丽,童正容.从制度因素视角分析我国的相对贫困现象[J].技术与市场,2005(4).

[15]周仲高,柏萍.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16]寿可,葛长青.相对贫困易发生群体类型分析[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17]施杨.经济体制转型中工人从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生活变迁[J].求实,2012(7).

[18]毛广雄.“苏南模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J].人口与经济,2004(6).

[19]郭建宇，吴国宝.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2(2).

[20]曹小曙,任慧子,黄晓燕.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贫困的地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1).

[21]谢婷婷,司登奎.收入流动性、代际传递与农村反贫困——异质性视角下新疆30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

[22]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23]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6).

[24]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 (10).

[25]赵伦.相对贫困从个体归因到社会剥夺[J].商业时代, 2014(18).

[26]叶普万.贫困概念及其类型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 2006(7).

[27]周振,兰春玉.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4 (3).

[28]张立东．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6).

[29]林卡.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社会排斥[J].中国社会保障,2006(2).

[30]李炳炎,王冲.包容性增长或共享式增长:基于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探析[A].“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0次学术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2012(8).

[31]张等文,陈佳.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32]邹薇，方迎风.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6).

[33]侯卉,王娜,王丹青.中国城镇多维贫困的测度[J].城市发展研究,2012(2).

[34]方迎风.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J].当代经济科学，2012 (4).

[35]王小林,Sabina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中国农村经济,2009(12).

[36]刘杰,李杨,甫玉龙.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37]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7.

[38]Grootaert C[A].Paul Dekker，Eric M.Uslaner.Socialcapital and participation in every day life[C].London:Routledge，2001.

[39]Atkinson,A.B.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Contrasting Social Welfare and Counting Approaches[J].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03(1).

[40]Chakravarty,S.R.,Deutsch,J.,Silber,J.On the Watt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J].Journal of World Development,2008(36).

[41]Brandolini A.Onapplyingsyntheticindices of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h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in France, Germany,Italy,and the United Kingdom[R].Bank of Italy Te midi Discussion Working Paper No.668,2008.

[42]Alkire,Santos,M.E.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Z].OPHIW or king Paper No.38, 2010.

[43]李小云,等.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J].中国农村经济,2005(5).

[44]刘修岩,章元,贺小海.教育与消除农村反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

[45]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46]王星颖.贵州农村贫困状况分析与可持续型反贫困机制——基于Logistic模型[J].北方经济,2013(1).

[47]段美枝.关于我国现阶段贫困的评估[J].统计与决策, 2014(4).

[48]陈立中.收入、知识和健康的三类贫困测算与解析[J].改革,2008(3).

[49]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0]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J].管理世界，2013(1).

[51]张全红,周强.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J].经济与管理, 2014(1).

[52]杨晶.多维视角下农村贫困的测度与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9).

[53]刘雨桐.市场化转型中社会资本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微观数据城市样本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2014(7).

[责任编辑 刘金荣]

C91

A

2095-0438（2015）08-0014-06

2015-01-22

同春芬（1963-），女，陕西渭南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海洋渔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