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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2015-12-23谭力文曹文祥宋晟欣

当代青年研究 2015年5期
关键词:意向创业者大学生

谭力文 曹文祥 宋晟欣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引言

创业活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平台,而且能刺激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未来创新创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其就业问题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号召的提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支持青年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等问题也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特别是在互联网日益繁荣的今天,传统的职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供选择的职业形式日渐多元化,互联网作为第三方开放平台吸引了大批青年创业者,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涌入了互联网进行创业。但是创业实践的背后隐藏的是创业意向,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产生的先决条件[1],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是指个体计划在未来创办新企业的信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创业意向[2]。社会网络关系将创业者和创业环境进行了有效的联系和结合,使每个大学生都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社会网络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嵌入其中的个体,其嵌入性特征可以对创业意向的形成提供良好的解释。因此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角度研究大学生创业意愿,可以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和内在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促进大学生的自主创业,带动“创业型经济”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的提出

(一)创业意向

在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一直在探讨“为什么有的人选择了创业而有的人却没有”。刚开始学者们从创业者特质、个体差异、人口环境因素等角度进行解释,并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创业事件模型等。Bird 最早提出了“创业意向”的概念,并且认为创业是一种有意愿和有计划的行为[3]。Thompson 认为创业意向是个体计划创建新企业的信念,以及在未来某个时候会自觉执行该计划的可能性[4]。在后来的研究中,创业意向逐渐构成了创业行为的强预测变量,创业意向只是一种动机,并不一定导致创业行为的产生,但是成功的创业者必然以创业意向为先导。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是指大学生将创业作为自己未来职业选择的一种主观意愿和态度,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

创业意向的形成受到教育、制度、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我国关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结论。但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应该采用多项目对创业意向进行测量,以达到更高的信度和效度。Chen、Greene 和Crick 从5 个维度测量了创业意向的形成[5], Thompson 从“创业兴趣”“创业打算”等方面开发了六维度的创业意愿测量方法。我国范巍、王重鸣等学者也开发了测量创业意愿的多维量表[6]。

(二)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意向

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指个人或者组织,社会网络有各种形式,包括家庭血缘关系、以友谊为基础的纽带、各种交易关系以及建立在共同的信仰或者价值观、理念、理想或者兴趣爱好之上的个人或群体关系。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个人、群体或者组织拥有的社会关系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个体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并且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位置来获取资源。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已然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方式。社会网络是发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作为一种学术主题逐渐渗透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在创业研究领域,社会网络由于其嵌入性特征已经成为了解释创业现象新的突破点[7]。但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创业过程中,对创业前的情境深入不够,网络情境下创业意向影响因素还没有一致结论[8]。

Granovetter 将社会网络分为整体网络和自我中心网络,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以大学生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自我中心网络。所谓自我中心网络指的是由个体的主要社会关系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大学生嵌入到了这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其行为意向也相应地受到了网络中个体的影响。根据Granovetter对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的划分,本文主要从关系主义视角和结构主义视角对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研究。关系主义视角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联系强度,通过联系强度反映出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征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Granovetter 认为互动频率多、感情依附强、关系密切、互惠交换频繁的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9]。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关系比较单一,主要来自家人和学校,在Granovetter 对社会网络关系划分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大学生与社会网络中成员的亲疏关系、交流、熟识以及信任程度,将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强关系主要包括自己的亲人、关系要好的朋友和老师,社会网络弱关系主要是认识但交往不深的熟人或者有其他间接关系的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成员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程度(在情感上强烈支持,必要时提供一定的实践和资金帮助,相互交流提供一些创业经验和知识)越高,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创业信心也越高。因此我们用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个体在情感支持、帮助支持、参与支持和交流互动几个方面的不同表现来具体衡量强关系和弱关系。

Lgor 等从人际网络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证明了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个体创业意向的形成[10]。社会网络强关系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或者良好的友谊而形成的,具有更高层次的信任基础,因此,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更为深刻。但是Granovetter 认为社会网络的弱关系是基于不同群体所建立的,从资源异质性的角度来说,弱关系的建立更有利于获取异质性高、重复性低的资源[11]。这些研究都说明了社会网络关系在个体创业行为产生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也会对创业意向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大学生社会网络强关系对创业意向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假设2:大学生社会网络弱关系对创业意向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社会网络关系的结构主义视角主要研究网络规模的大小、网络类型、网络密度等问题。大学生的社会网络规模主要指社会关系的宽度,具体而言就是指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中创业者的数量。创业资源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规模,网络规模越大,能够获取的资源和信息就越多,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就越大。Kirkwood 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创业意向与其身边成功创业的人有关,网络关系中的创业者会对个体形成一种示范作用并促进创业意向的形成[12]。相比社会创业者而言,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比较固定,与之联系较为密切的社会网络主要根植于家庭和学校,为了探讨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作用机理,我们进一步将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划分为家庭社会网络、学校社会网络和其他社会网络,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大学生社会网络规模与创业意向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假设4: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意愿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假设5:大学生的学校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意愿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假设6:大学生的其他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意愿的形成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关于创业意向的测量,已经有成熟的量表可用,本文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利用Likert 五点量表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创业兴趣”“创业打算”“创业准备”“创业可能性”和“职业选择”五个方面进行主观的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标准。社会网络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分别从情感支持度、帮助支持度、参与支持度设置了24 个问题进行测量。社会网络关系结构维度主要测量了大学生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创业者的个数。经检验所有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其Cronbach’s α 值均在0.8 以上。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并未发现能够解释大部分方差的主导因子,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次研究结果并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云南大学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层抽样并发放了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 份,问卷有效率为96.8%。样本中男女生比率为44.6%和55.4%,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同学各占47.5%和52.5%。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显示了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规模与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网络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大,但社会网络规模并不与其他社会网络在同一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因此并不影响分析结果,除此之外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说明多重共线问题并不严重。相关系数显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

(二)回归分析

我们构建了4 个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如表2 所示,模型1 是对控制变量效应的检验,模型2 是对假设1、2 的检验,模型3 是对假设3 的检验,模型4 是对假设4、5、6 的检验。模型2—4 与模型1 相比,R2 和调整后的R2 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四个模型的F 值都十分显著(P<0.001),说明各个模型都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度。进一步地我们对回归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检验,其中VIF 值最高为1.597,并未超过临界值,说明多重共线问题不会影响本次的研究结果。

模型1 显示大学生的性别(β=0.297,p<0.000)和家庭背景(β=0.650,p<0.000)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形成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四个模型来看,随着其他自变量的进入,性别和家庭背景的影响水平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早期有关创业者个体特质的研究已经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男生和女生在心理、性格、风险承担、成就动机、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创业意向,社会经济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创业者也从创业行为领域进行了佐证。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创业动机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家庭条件稍差一些,他们的社会资源也比较少,相反成就动机更强一些,对创业充满热情,也希望通过创业来改变贫穷的境况,因此他们具有更强的创业动机。而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家庭条件稍好一些,他们的家庭网络资源能够给他们提供相对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此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更趋向于寻求稳定的工作而不必要去冒风险创业。国内肖璐[13]和蔡颖[14]等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模型2 从关系主义视角探讨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强关系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影响更加显著,支持假设1,但是弱关系的作用并不像Granovetter 所说的那样强大,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2。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他们生活和接触的环境比较单一,与其经常交流互动的群体主要是家人、同学和老师,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强关系对大学生的心态影响更为深刻。由于群体的特殊性,大学生接触其他社会团体与其他社会创业者交流并获得异质性资源的机会比较少,因此弱关系对大学的创业意向影响并不显著。对于社会创业者来说,弱关系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强关系往往由于嵌入过度,反而阻碍了创业意向的形成,汤勇发现弱关系更有利于创业园的企业员工产生创业意向[15]。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了在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中强关系个体在情感上和帮助上的支持作用效果是最显著的,大学生在缺乏资源、技术的情况下萌生出的创业想法是很脆弱的,这时候更需要家人、朋友在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从而增加他们的信心和承受挫败的能力。

模型3 的研究结果支持假设3,说明社会网络规模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社会网络关系成了一种信息和资源的载体,网络规模越大所包含的资源就越多,大学生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特殊位置所能获取的创业资源和信息就越多。大学生嵌入到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而社会网络中的创业者也会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网络中创业者的人数越多,大学生受到创业方面的影响就越强,其创业意向就越高。

模型4 根据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进一步将社会网络划分为了以家庭、学校和其他关系为背景的网络类型。检验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网络和学校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支持了假设4 和假设5。但是其他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假设6 不成立。从影响程度上来看,以家庭为背景的社会网络关系作用效果最为显著(β=0.56,p<0.000)。家庭社会网络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所形成的,成员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和依赖,因此家人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最为深刻。根据“角色理论”,父母的职业选择会对孩子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家庭社会网络中父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如果父母已经创业成功或者正在创业,那么大学生也会受到父母角色的影响,其创业意向也会显著提升。学校网络关系往往基于共同的信念、兴趣和价值取向而形成,其次在学校生活中,大学生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比较密切,参加创业课程的学习,经常交流创业的想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校社会网络关系也时刻影响着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校园中同学和老师形成的诸多创业团队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大学生的其他社会网络规模比较有限,对创业意向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假设6 不成立。在“差序格局”以及“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其他社会网络主要包含一些间接的关系个体,个体间缺乏稳健的关系连接,偶然的接触难以形成比较持久的影响力。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五、结论

社会网络关系将大学生嵌入到了不同的创业环境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创业资源,大学生可以利用这种关系的桥接作用获取创业的信息和资源,并促进创业意向的形成。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与结构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是不同的,强关系中的个体由于联系密切、交流频繁,更能促进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形成,但是弱关系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家庭网络关系和学校网络关系是其主要的资源载体,应当重视这些网络关系的作用,父母、老师和同学在情感上和行动上的正面的鼓励、指导和帮助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影响他们创业意向的产生。大学生由于接触的社会群体有限,他们通过弱关系和其他社会网络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学校也要重视创业教育的重要性,不仅要开展相关的创业教育课程,也应该鼓励大学生参与创业培训、创业讲座、创业比赛、创业实践等活动,邀请成功的创业者与大学生共同分享创业经验和创业知识,这些弱关系也可以拓展大学生的社会网络规模,激发他们的创业意向。作为大学生自己,不能忽视学习的重要性,更应该积极参加与创业相关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增加创业知识,拓展社会网络,积累创业信息和资源,提升创业意向。

[1]Krueger,N.F. What Lies Beneath the Experiential Essence of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7:31-36.

[2][4]Thompson E.R.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Construct Cla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ly Reliable Metric[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9(5):1042-2587.

[3]Bird B.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The Case for Inten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442-453.

[5]Chen,Greene,Crick. 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s from Managers?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8.13(4):295-316.

[6]范巍、王重鸣.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004(5):1087-1090.

[7]Hoang H, Antoncic B.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3(18):165-187.

[8][15]汤勇、王福民、宋娟.个体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形成关系研究[J].软科学.2012(12):32-35.

[9][11]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se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70.

[10]Igor Prodan,Mateja Drnovsek. Conceptualizing Academic-Entrepreneurial Intertion:An Empirical Test[J]. Technovation.2010(30):332-347.

[12]Kirkwood J. Igni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he Role Parents Play Gendere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2007(13):39-59.

[13]肖璐、范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3(2):134-138

[14]蔡颖、赵宁.基于主成分回归方法的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分析[J].高教探索.2014(4):16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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