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雄 陈建军 李 骏 魏莉莉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研究背景

2015 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习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教育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教育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家庭教育立足于促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1]，是学校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个人行为，更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家庭教育法律保障、家庭公共政策支持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当前，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家庭的结构、类型、关系和功能都在发生相应变化，家庭教育呈现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挑战。上海社科院曾于2005 年在上海全市开展过一次家庭教育调查，今年又以相同主题开展了调查。时隔十年后，上海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家庭教育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有子女正在就读幼儿园、小学或初中的上海市区家庭。我们在普陀、闵行、黄浦、浦东4 个行政区各随机挑选2 所幼儿园、2 所小学和2 所初中，每所学校随机抽取100 名在校儿童或青少年，再请其家长（父亲或母亲）填答父母调查问卷。共计发放24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27 份，有效率达到93%。

从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最终获得的调查样本按课题设计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幼儿园、小学、初中3 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样本的性别比也大体平衡。另外，总样本中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含境外）的构成比例约为7：3，并且外来人口子女在3 个年龄段都有一定的分布，这为进一步研究该群体的家庭教育情况提供了可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本次调查约有2/3 是由母亲填答的。家长的教育程度较高，大专或高职学历者占到24.6%，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者占到36.3%，两者合计高达60.9%，充分反映出新时期的年轻父母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特点。与较高受教育程度相应的，是家长较高的职业地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占到20.7%，从事管理工作的占到28.6%，两者合计接近50%。

从家庭状况来看，本次调查涵盖了各种家庭类型，家庭之间在收入、住房等经济条件上有较大的分化。独生子女家庭占77.0%，独生父母家庭占48.5%，三代家庭占41.7%，全职主妇（夫）家庭占14.39%，其中全职主夫只占极小比例。在本次调查中，父母全年总收入的均值约为17 万元，但标准差也达到了约14 万元之多；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均值约为29 平方米，但标准差也达到了约21 平方米。家庭之间的经济条件分化之大，与全国和上海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二、家庭教育新特征与新变化

2005 年调查报告的分析框架包括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和教育互动。[2]我们除了从这3 个方面来对十年前后的情况作全面的数据比较，还将补充报告目前家庭教育的资源和投资状况。

(一)研究发现一：大多数家长家教理念有了明显变化

教育观念作为家庭教育“知”的层面，主要包括对家庭教育任务的认识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等。表1比较了十年来上海家庭对家庭教育任务的认识变化，其中，“客观”表示受访家长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关于家庭教育任务的理解，“主观”表示受访家长自己对家庭教育任务的理解。200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存在主客观认识不一致现象，即“主观”上大部分家长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52.8%），但“客观”上却认为智力开发与学习最重要（46.4%）。201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种主客观认识不一致的现象得到了改观，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大部分家长都将道德教育列在家庭教育任务的首位（分别占64.3%和58.0%），这说明社会上过度重视智力开发与学习的家庭教育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十年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人格和心理素质教育开始受到家长重视。它在家庭教育任务中的重要性，不仅在家长们的“主观”认识上排名第二，而且在家长们对社会风气的“客观”认识上也排名第三，但在2005 年时，它却没有进入前三名。此外，家庭教育在十年前更重视生活习惯的培养，而十年后则更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

表1 2005 年和2015 年上海家长对家庭教育任务的认识比较（%）

家庭教育的认知改观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在对家庭教育成功标准的认识上，家长们目前普遍将道德品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列于首位，相反，选择“未来能挣大钱”等功利化标准的比例相当之低。其二，在对家庭教育习得品质的认识上，排列前茅的除了独立、勤奋、毅力等优秀的个人品质外，还包括了感恩、责任感、宽容和尊重他人等优秀的社会品质，见表2。

表2 2015 年上海家长对家庭教育成功标准和习得品质的认识情况（%）

十年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换档升级”。从家长自己的教育期望来看，2005 年时，41.8%的家长希望子女本科毕业，39.9%的家长期望更高，18.3%的家长期望较低；但到了2015 年，希望子女达到本科以上学历的家长已从39.9%上升到54.6%，而希望子女不必达到本科学历的家长已从18.3%减少至2.6%。从家长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的理解来看，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变化趋势。家长教育期望的“换档升级”，一方面与家长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到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可见，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阶段后，相当一部分家长已不再满足于本科教育。

(二)研究发现二：家庭教养方式随时代变化

作为家庭教育“行”的层面，教育行为主要包括教养方式和责任分工。2005 年的调查显示，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更多倾向于“专制型”。2015 年的调查发现，虽然“专制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仍然占据社会主流，但专制成分有所减弱。调查发现，不同意孩子绝对不能顶撞老师的比例达到了近1/5；同意孩子上完课和做完作业后拥有自由时间的比例近一半；同意凡是有关孩子的事情都要和孩子民主商量的比例超过90%；当和孩子发生冲突时，家长选择的解决办法以寻求妥协、双方协商或接受孩子意见等为主，分别占42%、14.7%和6.1%，合计62.7%，而选择各执己见或接受父母意见的仅占37.3%；认为自己对孩子是开明的占比为71.8%，而自认严厉、宠爱、不太关注的占比分别为21.9%、5%和1.2%。

各种家庭类型和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在家庭教育的观念或方式上存在差异。我们用受访家长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同程度来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是用受访家长对“孩子顶撞老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表述的同意程度来测量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可程度。[3]在学前阶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父母与非独生父母家庭、三代家庭与两代家庭、全职主妇与非全职主妇家庭、移民家庭与非移民家庭之间，在对“专制型”教育方式的认可程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龄阶段，虽然非独生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表现出更多的对“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的认同，但差值幅度并不太大。然而，无论是在学前还是学龄阶段，阶层之间在对“专制型”家庭教育方式的认同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别。如果用家长教育程度来衡量阶层，可以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对“专制型”家庭教育的认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学前组中依次从41.7%下降到23%，在学龄组中依次从72.5%下降到39.2%。如果用家庭收入来衡量阶层，可以发现收入越高的家庭对“专制型”家庭教育的认同度越低，回答“完全同意”的比例在学前组中从48.3%下降到20.1%，在学龄组中从63.3%下降到41.2%。而且，即使是在多变量分析中控制了家庭类型和受访人的其他人口社会学特征后，教育和收入的这种影响也仍然存在。可见，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观念或方式中的专制成分。

(三)研究发现三：大多数家庭拥有更多教育资源

2005 年的调查已经发现，随着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升，家庭开始拥有较多的教育资源。2015年调查显示，家庭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充实。除了上文提到的家长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普遍较高之外，还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孩子拥有独立书桌、独立书架和独立房间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7.6%、77.5%、65.5%；二是多数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藏书，有50 本以下的占39.0%，有50—100 本的占29.47，有100 本以上的占31.6%；三是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包括请家教和参加补习班或兴趣班）普遍较高，上学期花费的平均值约为5500 元，中位值也达到了3000 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0%及以下的占61.3%，在11%—20%的占20.8%，在20%以上的占17.9%。

从不同家庭类型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更高，独生父母比非独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资更高，非移民家庭比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资更高，但三代家庭与两代家庭、全职主妇与非全职主妇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学前组和学龄组的数据结果均如此。以是否移民家庭为例，在学前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在教育投资总金额上约低1068 元；在学龄组中，移民家庭比非移民家庭低2450 元。从不同阶层的比较来看，家长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也越高。在学龄组中，不同等级的阶梯式差异效应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在学前组中，收入水平与教育投资并不存在如此明显的线性关系，教育程度与教育投资的关系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学前教育尚未受到大家的重视，各个阶层还未对学前教育展开投资竞赛。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得不将有限的家庭经济资源在孩子之间进行分配，每个孩子得到的资源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而独生子女家庭不存在这个问题。该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一发现。非移民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移民家庭这一发现也可用经济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因为一般来说移民（尤其是一代移民）的劳动收入和经济地位要低于当地居民。独生父母家庭的教育投资高于非独生父母，很可能也是因为独生父母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阶层之间的教育投资差异更明显是由他们的经济资源差异所直接决定的。总之，家庭教育投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资源多寡。事实上，多变量分析表明，当用上述家庭类型和家庭阶层变量来同时预测家庭教育投资的金额差异时，只有家庭收入变量是显著的。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决定论是站得住脚的。

从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影响来看，经济收入越低的家庭，孩子课外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却反而越高。在学前阶段，经济收入处于下层组的家庭，孩子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比达到20%以上的比例为34.5%，中下层组的这一数字为25.9%，中层组的这一数字为16.9%，中上层组的这一数字为9.9%，上层组的这一数字为3.3%，呈依次递减的模式。同样，在学龄阶段，从下层组到上层组，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比依次从34.7%下降到12.2%。这说明，在课外教育市场定价刚性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为了追求同样的市场化教育，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四)研究发现四：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依然存在，母亲负荷有所上升

父亲参与不足的问题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当时已明确提出增强父亲角色力量的建议[4]。应该说社会各方面对父亲参与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在不断加大，如近两年热播的“爸爸去哪儿？”节目就引起人们对父亲参与的关注和热议。时隔十年之后，纵向比较的数据表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父亲缺位”的现象反而更为严重。2005 年调查数据虽然发现在孩子生活方面普遍存在“母性照料模式”，但却发现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父亲的发言权普遍高于母亲。然而，到了2015 年，父亲不仅没有在孩子生活方面参与得更多，甚至还将孩子教育方面的责任转移或交给了母亲。这一现象在学前和学龄两个年龄段都可以观察到，见表3。

从孩子生活方面的家庭责任分工变化上可以看到，对于学龄前儿童，其生活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从2005 年的9.2%降至2015 年的2.5%；对于学生，该比例也从2005 的12.2%降至9.6%。孩子生活上的家庭责任分工模式由“母性照料模式”转为“母亲为主、祖辈为辅”的模式。从孩子教育方面的家庭责任分工变化上可以看到，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学前样本从25.9%降至14.7%，学龄样本从30.2%降至23.8%），相反，主要由母亲负责的比例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学前样本从23.2%升至51.4%，学龄样本从20.3%升至47.2%），父亲与母亲在负责孩子教育问题上的责任权已经发生了逆转。

从孩子业余时间上的家庭责任分工来看，一方面，孩子自己的决定权大幅下降（在学前和学龄两个阶段均如此），另一方面，母亲的决定权却大幅上升（尤其是在学龄阶段）。因此，随着“父亲缺位”现象的强化，母亲主要承担孩子的生活照料、主要负责孩子的日常教育、主要安排孩子的业余时间，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了主要的甚至可谓超负荷的责任。

父亲参与对孩子的社会化、情绪和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的支持，而父亲的缺位则会增加孩子抑郁、孤独、任性和依赖行为的发生率[5][6]。当前,上海父亲缺位的现象很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主观上重视不够，尚未充分认识到父亲参与的重要性，将责任交由母亲和祖辈承担;一种是过度的职场竞争和职业压力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挤占了父亲参与的时间。我们注意到，全职主妇在母亲中的占比为13%，全职主夫在父亲中占比仅为1%，可见，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当前有所扩展。

表3 在孩子生活、教育和业余时间上的家庭责任分工（%）

(五)研究发现五：家庭亲子互动时间减少，而孩子课外教育时间上升

教育互动，主要反映于亲子互动的时间，十年来在各个年龄段都有所减少，见表4。不管是对幼儿、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来说，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在3—5 小时和5 小时以上的比例十年来均出现下降，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在1—3 小时和1 小时以下的比例十年来均出现上升。而且，从各个年龄段的退化幅度比较来看，年龄段越大，则亲子相处时间的退化似乎越严重。以亲子相处时间仅在1 小时以下所占比例来说，幼儿阶段上升了约15 个百分点，小学阶段上升了约30 个百分点，初中阶段上升了约40 个百分点。

表4 2005 年和2015 年的亲子相处时间比较（%）

亲子互动的时间减少了，那么孩子的时间去哪儿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亲子互动时间让位给课外学习时间了。本次调查询问了孩子每周参加课外学习的时间，结果显示，幼儿参加校外兴趣班的比例达到了70.3%，参加校外补习班的比例甚至也达到了31.9%，见表5。小学生和初中生虽然参加校外兴趣班的比例依次低于幼儿（分别为60.3%和38.3%），但参加校外补习班的比例却依次高于幼儿（分别为46.4%和59.6%）。总之，孩子们都没闲着，低年龄段的在忙着上兴趣班，高年龄段的在忙着上补习班。

表5 孩子参加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时间

(六)研究发现六：家庭成员之间对养育孩子的矛盾有所增多

或许正是由于“父亲缺位”强化了亲子互动减少的原因，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矛盾十年来有所上升。以父母养育矛盾为例，学前阶段“比较多”和“经常”出现矛盾的比例从5.4%上升到11.5%，学龄阶段也从8.9%上升至12.7%。相应地，家庭教育的满意度出现下滑。虽然家庭教育的不满意率仅从2005 年的6.6%微升至2015 年的8.5%，但满意率却从77.5%降至55.1%。

(七)研究发现七：不同阶层家庭之间教育结果差异明显

阶层之间在家庭教育方式和教育投资上都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在教育结果上是否也同样如此呢？我们从孩子的人格发展得分和数学成绩评价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就人格发展指标来说，虽然在学前阶段，两代家庭比三代家庭的孩子稍显优势（3.95vs.3.85），全职主妇家庭比非全职主妇家庭的孩子稍显优势（4.18vs.3.84），但到了学龄阶段，上述差异就变得不再显著了。就数学成绩指标来说，在学龄阶段，两代家庭与三代家庭、全职主妇家庭与非全职主妇家庭的孩子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关于祖辈可能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中因宠爱或溺爱孩子而不利于孩子人格发展这种说法，可能是过于担忧了，因为这种现象并没有从学前组延伸到学龄组。类似的，关于全职妈妈照料和教育出来的孩子会在人格发展和学习成绩上表现得更优秀这种说法，也可能是过于夸大了。当然，本研究使用的只是横截面数据，更严谨的结论有待日后的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检验。

在学龄阶段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家长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水平与孩子的人格发展和数学成绩均具有正相关，也就是说，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上的发展都更好。就人格发展指标来说，家长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组的孩子的人格发展得分为3.73 分，高中组的孩子为3.76 分，大专组的孩子为3.83 分，大学及以上组的孩子为3.93 分，依次递升；家庭收入处于下层组的孩子的人格发展得分为3.67 分，中下层组的孩子为3.77 分，中层组的孩子为3.81 分，中上层组的孩子为3.80 分，上层组的孩子为4.03 分。就数学成绩来说，随着家长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的升高，数学成绩在班级处于上等的比例也在升高。多变量分析表明，当上述家庭类型和家庭阶层变量在统计模型中相互控制时，只有教育和收入这两个阶层变量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见表6。因此，对上述发现的一个综合结论是，家庭教育结果的差异主要出现于学龄阶段，并且主要是一种阶层之间的差异。当然，社会中上层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所具备的优势，可能来自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本身的差异，也可能来自课外教育投资的差异。

三、促进家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2005 和2015 前后十年调查结果的纵向比较显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上海城市的变迁，上海家庭教育出现喜忧参半的发展现状：一方面，家长对家庭教育任务知行不一的情况有所改善，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最重视道德教育，家庭教养方式中专制成分减少，大多数家庭拥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父亲缺位”依然存在，亲子互动时间减少，家庭成员养育矛盾增多，家庭教育满意度下降，不同阶层家庭之间教育结果差异明显。这表明家庭教育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出现新的危机。这些需要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家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亲职教育，提升养育能力

亲职教育强调父母对于子女所施的教育，旨在扶助子女身心与人格的健全发展[7]。本次调查中父母养育矛盾的上升以及家庭教育满意度的下降说明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知识和教育方法上仍然存在困惑，家长迫切需要接受科学系统的育儿知识。因此，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全社会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使家长明晰家庭教育应着眼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其次，应积极开发各类优质家庭教育资源，促进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加强家长学校建设，增强对不同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分类指导，如对父亲、母亲、祖辈以及双亲、单亲家庭，乃至对保姆以及其他监护人的指导，等等，提高家庭教育的针对性。最后，针对家长多元化需求，可通过家教书籍、现场讲座、网络课堂、个别指导及专家咨询等多种形式，为家长提供便利可及的家庭教育指导途径，提高家庭教育的实效性。

（二）重视道德教育，促进心理健康

与十年前相比，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家长的关注和认同。正如弟子规所说“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孩子无论在家中还是出外首先要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之后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家庭道德教育虽然仰赖于全社会的道德氛围和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但更重要的在于家长的以身作则。家长一方面要注重用好的道德规范引导孩子，如亲子共读《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传统经典读物，让孩子从小懂得尊老爱幼、遵守秩序等基本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将良好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内化于孩子的日常行为中。

与十年前相比，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大幅上升，这与当前孩子心理健康状况欠佳有关。联系近年来时有发生的青少年抑郁以及自杀的社会问题，家庭教育中应高度重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首先，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夫妻关系、温暖的家庭氛围是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其次，尽可能采取“权威——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在这种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孩子有较强的自信心和自控力，比较乐观、积极。最后，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家长若掌握一定的心理辅导知识和方法，在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能察觉到并能有效疏导，必要时应向专业机构求助。

（三）提高父亲参与度，保障父亲参与权

与十年前相比，“父亲缺位”的现象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父亲参与不足既与中国传统观念有关，又与当前的相关政策有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家庭中应该“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应该主要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功能。正是由于这种家庭角色的定位降低了父亲参与养育孩子的意愿。殊不知，这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情况，如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父亲对孩子养育的参与程度就越来越高。因此，父亲应转变观念，更积极地参与到家庭教养中，同时，家庭成员包括母亲和祖辈也应转变观念，积极配合，尽量给父亲提供和孩子一起互动的机会，提高父亲育儿能力。各类机构和组织在设计家庭教育项目时，可有意识地引入父亲角色，促进父亲更多地参与到亲子互动活动中，通过体验促进父亲角色的担当，提升父亲家庭教育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成就感。在政策上，应为父亲参与创造更多友好型条件，如可借鉴瑞典设立仅供父亲使用的“爸爸日”以及“陪产假”等[8]，在制定家庭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时，充分考虑父亲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父亲设定专有假期，保障父亲参与时间。

（四）缩小阶层差距，促进家庭教育公平

本次调查显示，当前家庭教育面临新挑战即不同阶层间的家庭教育差异显著，这种差异体现在家庭教育投资、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教育结果各个方面。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孩子的经济投资更多、家庭教养方式更民主、孩子的人格发展更好、学业成绩也更好。这就意味着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将很可能面临家庭教育失败的结局。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所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家庭教育资源差异程度之大是当前突出的问题[9]。要促进家庭教育公平，政府应该将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支持性服务，努力缩小家庭教育的阶层差距。如可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给予低收入家庭经济援助、重视弱势成人群体的补偿教育、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教育部门为弱势家庭及其教育提供服务和指导以及实施家庭教育项目等措施，构建起特殊家庭和弱势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促进家庭教育公平。[10]

[1][7]杨雄.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问题与对策[J].探索与争鸣,2007(02):68-71.

[2][4]史秋琴等.城市变迁与家庭教育[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57，94-95.

[3]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4(04):73-93.

[5]李燕等.父亲参与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05):18-23.

[6]李晔轩等.父亲参与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评述[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5(03):272-274.

[8] 胡潇腾. 家庭政策对父亲参与及性别平等的影响——基于欧洲4 种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5(05):29-36.

[9]王湛.家庭教育亟待促公平提质量[N].中国教育报，2015-07-03.

[10]郭丽英.发达国家政府促进家庭教育公平的行为及其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