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小时候非常聪慧，贯通经学，1902 年以武宁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 年被清王朝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1905 年8 月，李烈钧在东京神田俱乐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并为之倾服，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革命党人不争功

民国成立后，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深得民众拥护。袁世凯曾用200 万元为李烈钧祝寿，并提出为他晋勋，想收买他，但都被他拒绝。1913 年，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随后袁世凯又进行了“善后大借款”。

当国民党上海总部还在争论对袁世凯是武力征讨还是法律裁决时，李烈钧于7月12 日在湖口起义，就任讨袁军总司令，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有人提醒李烈钧，无论从哪方面讲，国民党肯定会失败。李烈钧答：“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打，这关系到我的人格问题。”他在讨袁通电中说：“宁做自由鬼，不做专制奴。”当时，李烈钧在江西的地位非常稳固，起兵反袁就意味着放弃巨大的既得利益。李赣骝说：“父亲的心中只有共和自由的信念，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李赣骝幼年的印象中，人们经常会在不同场合问李烈钧，到底他与蔡锷、唐继尧3 人，谁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最大？“父亲总是说作为革命党人从不争功，同时父亲总是将唐继尧放在第一位。其实在这次运动中，父亲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对当时举棋不定的唐继尧起了关键的作用。”

幼年的李赣骝虽然对这些不能完全理解，但父亲那种不居功自傲、为国家民族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年，上海大夏大学（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私立大学，1951年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写了一副挽联，吊唁孙中山逝世：“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满倒袁，百战相依惟一李；四万万人民愿望，兴邦建国，千秋遗憾在三陈。”其中的“一李”就是李烈钧。孙中山生前曾这样称赞李烈钧：“协和（李烈钧别名）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李赣骝说：“当年父亲身体不好，不能远行，由我二哥李赣驹代表父亲去了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公祭活动。”

李赣骝幼年时期，李家辗转到重庆，蒋介石为其安排了住处，却被李烈钧谢绝，全家寄宿在歌乐山上的冯玉祥宅。“从我7 岁刚记事起，就感觉到父亲与冯玉祥都很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一次在外出的路上，冯玉祥对父亲说，他白天去见蒋介石是打着灯笼去的，说重庆太黑暗，看不见世道。父亲也预言‘安中国者，必共产党也！涉世不深的我，那时就对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有了印象。”

秉父遗志，五子从戎

李赣骝说：“父亲是江西人，按辈分是‘烈字辈，我们是‘昆字辈，但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家乡，父亲把我们的排行都改为‘赣。”李赣骝说，因为父亲属马，且很喜欢马，所以儿女中有7 人的名字都以马命名，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多有“马”字旁。

李烈钧晚年中风，半身不遂，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动，只挂名国民党中执委。李赣骝说，“父亲对于自己到处呼吁抗日，结果到了抗日的时候，自己却到云南大后方养病感到惭愧，这违背他的心愿。” 李烈钧共有10 个子女，卢沟桥事变后，他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5 个儿子都送到军队。在给儿子们的赠诗中，他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蒋介石为了褒扬这一爱国举动，送了题有“五子从戎”的匾额。但遗憾的是，李烈钧终因病重，于1946 年2 月病逝。国民党为李烈钧举行了国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

直至今日，李赣骝还对中共代表吊唁父亲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正值重庆谈判，在重庆的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前来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行礼。只见董必武手抚棺材说，李老先生，您的‘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的遗言我们铭记在心，将付诸行动。”

李赣骝深有感触地说：“父辈同仁们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爱国义举和心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加快民族复兴伟业尽心尽力。”

李烈钧相当尊重子女自身的发展意向，子女们有的去了南开大学，有的去了黄埔军校，有的到了美国留学。1941 年，只有十三四岁的七子李赣骕（音同“肃”）向李烈钧提出想参加海军。当时海军是不受重视的，但李烈钧听了以后非常赞同。临行时，他还让儿子把一条云南当地的优质火腿挂在身上，以为入伍之礼。抗战胜利后，李赣骕去英国海军学校学习，1949 年在海军起义中被害。

李赣骝说：“二哥李赣驹和七哥李赣骕都在海军服役；三哥李赣熊担任远征军随军翻译，四哥李赣骥跟着部队守黄河；五哥李赣骅则从驼峰航线飞赴印度学习坦克技术，开着坦克从印度入境。我从小就立志要像他们一样。”

李烈钧平日待人平和有礼，就是对自己的下属也不例外。有一次，他让八女儿叫家里的大厨过来谈话，女儿很随意地喊了一声：“厨师，过来！”李烈钧立即教训她：“怎么能这样没礼貌！你是要请他过来，必须好好地说一个‘请字！ ”随后让女儿罚跪了许久，直到快吃午饭了，妻子来为女儿求情，李烈钧才让她起来。

李赣骝说：“我的家里军人多，在这种氛围里，我耳濡目染，小时候就常常头戴军帽，肩佩徽章，腰别手枪。我从小就想当兵，追随炮兵出身的父亲。”李赣骝依次选择了炮兵、坦克兵、海军。可遗憾的是，他的视力有100度近视，上前线的梦想就这样泡了汤。

不过抗美援朝一开始，李赣骝还是告别亲人，从江南北上，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代培的俄文医学系学生，培养目标是战地医学翻译。1955 年1 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被分配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不到一年又被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

“文革”中，李赣骝深受迫害。1981 年，他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步入政坛，当选为邯郸市副市长，正式成为民革的一员。两年后，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赣骝晚年依旧力所能及地继续为民革事业、为祖国统一发挥自己的余热，他多次到台湾“党史”馆和台湾“国史”馆查阅、复印有关父亲李烈钧的文献资料，筹备出版李烈钧的全集。他忘不了李家恪守的原则：“‘官是人民给的信任，‘当官是一种责任，‘官有多大就得负多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