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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的乡村

2015-12-18路扬

黄河 2015年6期
关键词:老宅

路扬

秋日多雨,风湿云低。

清晨,天还阴着,久违的日头躲在翻滚的黑云里迟迟不肯露面。我一大早驱车赶回村里,站在老宅门前显得手足无措。心里直埋怨这该死的连阴雨,绵绵缠缠二十多天,竟然把我的老宅祸害成这个样子,六间正房的后脊背墙残了,大片的泼灰泥墙皮离劈剥落后,变成了舞台上常见的大花脸。东厢的饭厦屋顶防水毁了,外面天都快晴了,屋里还叭哒叭哒下个不停。最残的是西厢的土筑围墙,昂首挺立了三十多年,终于光荣“下岗”了,僵龙般坍卧在地上。

房的梁脊板上记得清楚,老宅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成的,地地道道“联产承包”制“结”下的硕果。放到现在可能不上档次,但在当年一点也不逊色。我是1985年把爱人接到县城的,两位老人相继辞世后,老宅就一直无人居住。这期间我也托亲戚,求朋友,想找个合适的人家免费住上。一来可以给我看门护房,二来不至于让老宅断了人气。当地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房子一旦没人住,烂毁得会更快。令我没想到的是,打听了多日,仍是竹篮打水,没找下个合适的人家来住。老宅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当时我很困惑,很纳闷,很不理解,村里这是怎么啦,难道家家户户都不缺房子?记得1970年我离开家乡时可不是这个样子。当时村里是人多房少,乡亲们常为找一间睡觉的地方犯难。在村头缺墙少门的破庙里,家户里不再养牲口的空牛厦里,河崖下疯长野蒿的破窑洞里,几乎全住进了人。有的一时没找下地方,兄弟数人挤在一席炕上穷凑合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可好,全变了,提着猪头硬是找不着庙门。

后来有一次回家,见到在村里当支书的外甥郝强,仍没忘了探其究竟。郝强生得高挑,壮实,英俊,一头自然卷曲的乌发,使人常想到俄罗斯的帅小伙子。他文化程度不高,当干部久了,对村里情况吃得很透。听完我的问话,先是抿嘴一笑,接着说,你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对眼下村里的状况根本不摸底。像拉家常一样同我唠叨起来。

北柳村有600多户,2700多口人,现在至少有数百人常年在外打拼,干啥的都有,行行业业都沾个边。有100多户在县城、侯马、运城等地方买了房,心思当然也飞了出去。这些人家头脑活、办法多,农闲时在城里做生意,农忙时就回村种苗木,管果树,城乡兼顾,两头不误。再一种人是在村里不修厦,在外面也不买房,图的是先存银子后置业,这跟过去“先治坡,后治窝”的干法差不多,这种人心劲强,谋事远,村里迟早也留不住他们。当然多数人还是要固守本土,安心扎根的,他们缺的是外出闯荡的胆量,有的是土里创金挖银的力气,这几年光景都闹得差不多,几乎都原地不动把旧房倒腾了,建起了一砖到顶,宽间深卧的大宅院,有的房子前脸还挂上瓷砖,院子中间铺上大理石,拿玻璃塑钢封闭空间的也不少。一家家装潢得跟城里的单元楼差不多。这伙人中间也有盖好新房后又犯了划算的,兴许是受了外面人的撺掇,咬着牙把新盖的房子赔钱卖了,决意要出去闯荡一番。还有户人家更可笑,不知犯的哪门子神经,房子刚盖了一半,突然停下不弄了,说要在城里买商品房,把剩余的钱交了首付后,回到村里又卖了半落子房基,说走就走,一家人很快全搬走了,不知在外面谋下多好的生意,对他竟有这么大吸引力。现在村里该盖的房都盖了,能走的人都走了,像你家这种空壳房子太多了,村里不下几十套吧。没人住,闲着,都空闲着。郝强最后这样说。

乡下的早饭一般是上午十点。近十一点时,我让内弟张红安在村里找的维修工人到了。说是工人,其实都是本村的乡邻。见面后的头件事是商量老宅怎么维修,工时怎么计算,工钱怎么支付。

为首的工头姓高,四十出头,先是围着老宅转了一圈,回头盯着红安的脸说,这活没法包工,以前也没个固定的套路,按日工算吧。张红安看了我一眼,冲小高点点头。我问工钱每天得多少,小高说大工每天120元,小工每天100元,咱这活不算小,用得上两个大工3个小工,每天工钱540元。你看怎样?见我一下没吭气,小高又表态,放心吧叔,看红安的面子我们肯定不捣蛋,十天的活争取九天完,决不会拖到十一天。不必再说了,内弟找的人还能不放心?

掏钱雇人帮工的规矩从啥时候兴起的,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商品经济大潮在乡村催生的新规矩,几年前我就有过领教。那年,侄女出嫁我就在现场,见端盘洗碗的人那么忙,就想挽起袖子去帮帮。大弟拦住我说,现在不是从前了,从买菜、做席、端桌、洗碗等招客的全套活路都包出去了,每上一桌120元,主家只管吃席,发票,完事后人家会凭票找你算账。几年前老父亲过世时也是这样,我回村后一时有些头大,急忙找来几个发小商量后事咋办。他们一听都不急了,说这事现在根本不用愁,从打坟、抬棺、下葬等一条龙服务都有人承包,你只管出钱就行了。我说不妥吧?让人嘲笑咱酿不动人,在村里为人不好,埋老人还得花钱雇人。他们说我,你想多了,眼下村里就时兴这一套,家家有事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

这种办法好吗?事后我一个人时反复想过,确实给古老的乡村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也让要办事的人家省去不少麻烦,但上千年古村落的文化积淀,几十代邻里之间的盘桓情俗,真的就这样舍弃了吗?

记得我1979年盖宅院时,买下木料、砖瓦、白灰等建筑材料后,兜里仅剩下不足200元钱了。按说,这点钱无论如何也不敢动工,但那个时候就敢,凭什么呢,凭的就是乡土之谊、邻里之情。那个时候,村里时兴亲朋招呼,邻里帮忙,不管用大工小工,只要晚上提前告人家一声,第二天保证早早赶来给你无偿地帮忙干活。来了后也不挑肥捡瘦,根据情况自找活干,搬砖、和泥、筛沙、垒墙一样也不耽搁。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用兜里不多的钱去买菜购面,招待大家吃好家常饭。工地上常是人头攒动,紧张忙碌。知道你动工了,乡亲们除了帮工外,还会慷慨地给你送来一袋萝卜、几棵白菜、半筐红薯及几瓣大蒜,关系稍厚点的,还会趁夜色给你提来一壶棉油、两捆粉条和罗细的玉茭面,毫不夸张地说,那阵势真像是举全村之力,帮一户建房。当时我有个笔记本,每天谁来帮工,谁替我跑腿,谁给我送过东西都记得很清楚,这倒不全是光为谢恩,更重要的是准备以后给人家“还账”。笔记本如今还在,前几天我数过,在长达四十七天的施工期间,无偿为我帮工的乡亲达870多人次,放到今天,如果天天雇人发工钱,你根本承受不了。

听说我回村来维修老宅,郝强也早早过来了。还没走到跟前就大声埋怨,舅,你弄这咋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故意逗他说,给你说能找下不花钱的劳力工吗?他被我呛住了,嘿嘿一笑,我和红安给你干肯定不要钱。可你又不忍心,对吧?说完,同站在一边的内弟相视一笑。这孩子不愧是当干部的,俏皮话竟也说得如活络。

郝强从小没学会抽烟,这在村干部中罕见,接过我递的烟后,转手又让给站在一旁的小高。他说,我舅不是外人,本乡本土的,保证不会欠下你的工钱,但有一条,干活绝对不能含糊。小高笑着点点头。

小高说现在地面还湿,先晾半天,明天一早开始干。他们都还有事,一块先走了。这时门口的几个邻居也凑了过来。雨后初晴,谁也进不了地,反正没事,就在一起闲聊。还是郝强把话题扯了回来。他在我对面一块石头上坐下后,对大伙说,现在的社会不同从前了,习惯在变,传统在变,几百年的老祖制也在变。现在村里不兴义务帮工了,时兴花钱雇工的新办法,我看也不错,既平等又公道,避免了遇事一窝蜂,人多瞎混混的浪费,也避免了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人情债。这说明老百姓的商品意识强了,肯定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就是。我内弟张红安接过了话茬,他在镇林业站上班,知道外边的事不少。他说过去老百姓种地计算成本,从来不算人工费,不懂得人工的投入也是钱。现在都学“精”了,去年路过曲沃县的一个村,就碰过一件怪事。这个村是水地区,家家户户都种蒜,2013年蒜苔每斤3块钱,今年一下子跌破1.2元。这下不得了了,全村人都熬煎了,不知道该咋办,雇人抽蒜苔吧,光人工费每斤就得8毛钱,再拉到城里去卖,还要出雇车费,交纳市场管理费,加上两口子的人工费,肯定不划算。不抽吧,蒜苔疯长会影响到土里的蒜头。想想没啥好办法,就在村里放出话来,谁想吃谁来抽,全部免费奉送。三天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来。也是啊,蒜苔家家都有,根本没人稀罕。最后实在没法了,全家出动,用了半天时间,将一尺高的蒜苔全部踩爬到地上,干脆彻底不要了。听完红安的故事,让我也想起一件事,前一段时间路过绛县垣上兰峪村,沟边全是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灯笼般的柿子,红彤彤饱盈盈的,一树挨着一树。时令已过寒露了,也不见有人摘,我觉着好奇,停住车下问地里干活的老农,这柿子咋没人摘?老农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回答我,你想吃就上去摘吧,不要钱。现在和红安讲的故事一联想,柿子和蒜苔的命运大概也差不多。

我们村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是出名的产麦区,现在却很少有人种麦了。我问大伙是怎么回事,后院的邻居很干脆地说,一句话,不合算,赔本。咱对小麦不少估,每亩按700斤产量说吧,国家的收购价是1.3元,700斤的收入是900多元,按说不少了,可你知道成本得多少吗?我摇摇头。他们说从整地,播种,施肥,浇水,中耕,喷药,机收,晾晒,入仓到最后磨成面,不花1100元吃不到嘴里,每亩净赔200多元,你说谁会瞪着眼睛去喝泊池里的水?我说那不种小麦吃什么,他们说推销精粉的粮商常来村里转悠,而且村里也开着粮油店,买面从来用不着发愁。

几个人正聊得上劲,我的一个远房堂兄骑着电动车在众人面前停下了,下车后先不说话,而是仰起脖子盯着前院的一株老椿树仔细看,我知道那树是前院邻居建房时栽上的,将近四十年了,长得十分粗壮高大。我问堂兄,是想找建新房的联檐吧?他这才收回目光点点头,接过我递过的烟慢慢吸一口后说,在镇上看好了一副松木的,最低280元,总觉得不太称心。咱们这地方都习惯用椿木联檐,既有韧劲,又不走形。这才满村里找。我说这树可以吧?他表示满意地点点头。

价格很快谈好了,比松木的便宜20元。但是最终没弄成,原因也简单,同松木相比,后续价格贵得承受不了。堂兄算了一笔账,挖树要雇三个人干两天,头一天取冠,第二天挖根,往出抬弄不好还得动用吊车。最后还有解板和加工,光工钱少说也得800元,如此算来,比使松木联檐贵了两三倍。你说,他怎么舍得出这么多钱呢?

看着堂兄骑电动车离开了,我问在坐的几个人,是不是现在干啥都要先算账,赔钱的买卖贵贱都不干?他们说那当然了,现在搞商品经济就得有商品头脑,学会精打细算,如果老是光赔不赚,别说奔小康,你想摸小康的门栓都难!

惊人的理论,让你不得不佩服。我敢说,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他们肯定没我学得多,但他们一定比我懂得深,用得活……

阴云散尽,天色放晴。老宅的维修工程已进行了四天,兴许内弟红安的面子真的管用,这伙人像给自家干活一样,即操心又卖力,相互之间不说一句闲话,满头大汗也顾不上擦。我泼好茶招呼他们过来喝,小高朝我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们干活时没有喝茶的习惯。

诚心换人心,四两兑半斤,他们越这样,越叫我心里过不去。我的北房里摆着几个大小不等的瓮,都是老人过去用过的好瓮,像一排不合时宜的古董,杵在墙角显得多余。我心里渐渐有了主意,中午下工时,拦住小高的农用车说,把瓮拉走给大伙使唤吧,反正搁在这也没用。小高说不要,我说别客气,我是真心给你哩。小高说知道,可我们真是不需要。我说为啥呢,小高说拉回去也没用。见我直着眼睛犯愣,小高又说,叔,我知道你的心意,可如今瓮在农户家里真没用啊,搁水、藏粮、放面都用不上。不信你到村里转转,跟菜市场散集后的白菜帮子差不多,到处扔的是,谁想要随便拉走,肯定没人管。

瓮真的被社会淘汰了吗?早先,它可是农家“革命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地位一点不亚于“贫下中农”。小高的话让我一时回不过神来,脑海里渐渐勾画出当年去翼城县隆化乡拉瓮的情景。

晋南年轻人一般订婚都早,我十七岁就有了岳父。当时内弟还没出生,岳父家包括我爱人在内,姊妹四个全是清一色“娘子军”。岳父决定去拉瓮后要找个帮手,一个女婿半个儿嘛,我自然首当其冲了。

翼城县隆化乡离我们北柳村九十多里,我们鸡叫头遍就动身了,正值三九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摸黑牵出骡驹套好平车,顶着针刺般的西北风,借平车辕杆上挂着的马灯的光,我们上路了。最难走的是过大交河,河里淌着浅浅的冰水,没有浮桥,小平车碾在裹着冰碴的鹅卵石上面,咯咯嘣嘣地乱响。小骡驹大概也顶不住冰水刺骨,不时扬蹄腾步,把小平车拉得前摇后摆。来到河对岸时,我和岳父的粗布棉衣上早被河水溅湿了,不一会儿,又变成了僵硬的冰碴子。

太阳偏西,约摸下午两点来钟,我们终于跋涉到了隆化乡。停下脚问路才知道,隆化并不产瓮,烧瓮的地方叫上石门村,归隆化乡管辖,距此还有十几里地。一路都没吃顿热饭,光是啃自带的窝头,喝路边凉水。盯着隆化街上的羊杂铺,我对岳父说喝碗羊汤再走吧,岳父摆摆手说,不敢再耽搁了,天黑前一定得装上货。见我不乐意,又哄我说,到路上会赏我好吃的。

岳父生得膀宽个大,虎背熊腰,是村里出名的壮汉。头上习惯勒一块油腻的白毛巾,很容易让人想起吕梁英雄“雷石柱”。平车走出隆化没多远,他就从腰间摸出一个鼓囊囊的布袋来,打开后把手插进去,让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抓出一把黑乎乎的豆子来,自己喉咙先蠕动了几下,接着神秘地对我说,炒过的,慢慢嚼,好吃。我急忙双手接住,伸出舌头舔几粒慢慢在嘴里嚼咽。我敢说,绝对是那年代的美味佳肴,其勾馋魅力丝毫不亚于今天的鱼翅和鲍鱼。

上石门村坐落在山脚下,一排三丈多高的土崖杀齐后,在下边掏挖出一丈高两丈深的土洞,就是烧瓮的窑口。窑门前是一块两亩地大小的窑场,放着一排排等待出售的套瓮,在这里你才会领悟到瓮的古老与久远。它其实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烧制了。所不同的是,那时是陶罐、陶瓮,现在多了一层像玻璃一样的釉,叫成了瓷罐和瓷瓮,它应该是数千年前农耕文明的实物见证。

汉大不亏力。一般人用平车到窑上拉瓮,装上两套就不少了,可岳父体壮力大,硬让有经验的窑掌柜帮他装了四套,捆好杀紧离开窑场时,掌柜问他行吗?岳父握着平车辕杆,吆喝我停住拉稍的牲口后,嘿嘿一笑说,差不多,试试吧!

从石门村出来,天色已近黄昏,借漫长的下坡路,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岳父说,天黑前要想法上了梁北坡,要不就会很麻烦的。小骡驹似乎也返程心切,“不待扬鞭自奋蹄”,叭哒叭哒地在黄土道上疾跑。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冬日快退的夕阳,来到梁北坡时,天色已经大暗了。点着马灯后,望着黑黢黢的瞪眼坡,岳父停下不走了。小骡驹似乎也泄了劲,歪着头不停地喷吐着热气。岳父提着马灯独自向坡顶走了一截,返回后对我说,卸车吧,非盘坡不行。他说的办法我懂,卸下一半,先送两套瓮上去,再返回来拉剩下的两套,全部上去后再重新装车。这等于蚂蚁搬家,操作起来确实麻烦,可细想想也只能如此,起码不会叫我们的瓮车半路滚坡,让一天多的忙活竹篮子打水。

入夜后,西北风更是肆无忌弹地颠狂,狼口般撕扯着我们的衣襟。我们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四套瓮全部拉到坡顶后,装车的麻烦又来了。不知道怎样掌握好平衡,鼓捣了多次装上后,总觉得车走起来向外斜歪,岳父拉着平车边走边调整,始终也没有纠正过来。最后还是担心平车会向外翻,不叫我再牵骡驹了,让我站到平车的上面,用身体压住,说这样会好一点。于是,我跳上车踩住里向车架,双手扣住冰块般的瓮沿,屁股尽量向外撅着,用身体的重量,一直“平衡”到回村才算了事。

回忆往往是一种怀旧的情愫,宣泄着对往事的眷恋和难舍。瓮确实够古老的,其历史的价值和作用也无法低估。可想不到的是,现在竟真成了无人要的“白菜帮子”,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抛弃,无论如何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老宅维修接近扫尾时,郝强见我在一旁闲着没事,要领我到村里转转,我同意了。

我的老宅位于村子的西北角,属村子的边缘,前些年回家看望老人时,总是蹭着村边来回往返,像蜻蜓点水,飞燕叼泥。一向同“腹地”的村民接触不多。同郝强一起走进村中间几家新建的宅院后,又让我有了新发现。原来在农家生活的“天地”里,除了瓮、缸、坛、罐基本闲置外,过去四季都忙碌的耧、犁、耙等农具,也彻底被农民“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在村里时兴了几十年的拉拉车,完全让“蹦蹦车”和“小三马”所替代。听郝强说,现在村里一个牲口也没有了,农田耕作基本上是机械化。走进农家里屋,烧水做饭用的是电磁炉电磁锅;墙上有空调,落地有地灯;早先祖祖辈辈一直延用的笼圈、箅子、风箱、马瓢等,也被挂弃在空厦的墙上“束之高阁”,不再有人问津。最让我诧异的还不是这些,我发现家家院里都堆放着从旧房上折下的木料,有粗圆的大梁和檩条,也有挺直的木椽,一点儿不腐朽。我问这些木料堆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天冷时烧火供暖啊。我说那不是“大材小用”,糟蹋了吗?他们说大材也没用,现在老式的柜桌、靠椅、大木柜,早被沙发、写字台和组合柜替代了,这些旧木料过去留下还能打家具,现在做新式家具根本用不上,送给镇上的木器厂人家也不要,不烧火又能干什么?听着这话,我不由地一阵心疼。

记得1969年开春后,我家启动了旧房的搬迁工程。父亲嫌几家人挤在一个四合院里不方便,瞅中村中一块空闲场院后,要原封不动地把老西房挪过去重建。说是原封不动,房屋建好后我发现,房子前脸抹成了砖垛,原先的四根脚柱全省了下来。开始我不明白父亲的心思,直到我结婚时才感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把四根脚柱解成板后,晚上加班给我赶制了两把椅子和一张柜桌,成为我结婚时唯一的新家具。父亲当时是村支部书记,啥时候学会了木匠手艺,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那时的旧房料十分稀缺抢手,谁有几“轱辘”放在家里肯定会惹人眼馋,现在却要用来烧火。社会确实是变了,农家的传统物件有了新的价值取向,这些只是现象。透过表面我发现,传统的乡村习俗正在蜕变,亘古的耕作模式也已经更迭,当代农民正在集体脱离过去,奔向未来更好的生存天地。

走在村中间水泥硬化过的大道上,陌生的困惑又一次唤醒我沉睡的记忆。

我们村地处河东的东沿,背后就是中条山,立足的地方属绛县垣下管。

全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少丘缺坡。站在几公里外的垣上坡头往下看,村庄像一块方正规矩,横竖有序的大棋盘。在棋盘中间,有条贯通村庄的低洼地,宛如一条盘踞要津的卧龙,借南高北低的地形走势,正昂首展须、蓄势待发。数千年来,村中人文荟萃、贤良辈出,实乃人杰地灵的富饶之地。按说,这么好的条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该缺吃少穿,可那时候就是不行。记得1970年我离村时,大批大干、战天斗地的气氛正浓,乡亲们正在“早上五点半,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硬着头皮向旱魔宣战,在“龙口”夺食,一门心思要“达纲”、“过河”、“跨江”。也真奇怪,就是这种“与天斗,与地斗”的“无穷其乐”,最终也未能越过“温饱线”,到年底算账时,最高的一个“劳动日”能分3毛钱,把红薯、南瓜都算上,全年口粮也不过280斤。那时,大棋盘就像一张废弃的旧报纸,到处弥散着贫穷落后、飞沙扬尘的凋敝气息。罩裹在气息中的还有狭窄的街巷,低矮的房舍,破败的城墙,坑洼的路基。最让人生厌的是村中间那几棵上百年的老槐树,不知何时蜗居着几只从不知累乏的黑乌鸦,整日趾高气扬、旁若无人地呱呱乱叫,让饥饿的乡亲们平添出更多的烦躁来。

我们村分东堡和西堡,两堡之间有一片空旷之地,地的北面是一座上百年的旧庙宇,南边是村里的小学校。当时村里穷得没钱盖公共用房,大队部、代销点、保健站都挤在那庙里办公。庙门前有片椭圆形的泊池,算是村里唯一的公共设施,男人歇晌涮脚,女人平时浣洗衣服,都会聚集在泊池周围,天热时蚊蝇肆虐、浊气熏天,老远都能闻见刺鼻的臭气。现在上述景况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新颖时尚的民居,或青砖红瓦的双层高厦,或红砖蓝顶的精致平房,比较统一的建筑,是家家门楼都比早先高大了许多,伟岸宽挺,阔绰大气。郝强说盖大门楼主要是为了方便进出小卧车。

过去只是听说我们村小车多,可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并不知晓,我问郝强全村到底有多少,他说没有统计过,估计200辆出头吧。我说平均3户就有一辆?他说差不多。我问好车多吗?他说路虎、宝马、奔驰都有,最孬的也在十几万上下。我暗暗伸了一下舌头,说不清对故乡的富有,是自豪呢还是羡慕呢。

最让村里人自豪的是村中那条贯穿东西的大马路,宽阔平展,笔直修长,把东西两堡紧紧连在一起,侧柏白杨竖立在马路两旁,迎着秋风轻轻地摇曳,向日葵般的路灯,晚上又会变成玉树银花流光溢彩。沿街村民纷纷把临街的屋厦改建成门面房,开起五花八门的商亭店铺,像粮油店、蔬菜店、副食店、百货店、蒸馍店什么的,应有尽有。

顺着街道向前走,会不断碰上一群群潇洒俊逸的小伙子和打扮时尚的姑娘们,同我们照面时,他们会先向郝强打个招呼,然后同我这个“陌生”人寒暄一声,走过去后又疑惑地回过头围在一起猜测。最愉悦的当属聊天、散步或聚在一起玩牌的老年人,一阵阵笑声过后,向你展露出他们轻松悠闲、怡然自得的神情。村里新建了一座大村门,郝强要我一定去看看。

村门是乡村的招牌,听郝强说投资不少,规模和标准在方圆几十里内数一数二。来到近前一看,确实够气派的。门楼是仿古代牌楼式造型,青石材质,卯榫结构,工匠们在地面上先走完凿割和雕刻工序后,便开来大吊车在空中组装和砌接。抬头望去:门楼挑檐俏挺,横脊厚重,柱石坚实,雄狮威猛,给人一种既精美雅致,又伟岸雄浑的感觉。门楼正面刻着这样一副对联是:“衔晋水千年龙苑腾福运,兴柳塬百世贤达播惠风。”

晋人陈寿曾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说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此我也衷心祝愿故乡永远播惠风,腾福运,乡亲们能够尽快走进更美更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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