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四大政治群体

徐贺安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产生了宦官群体、文学官吏群体、言利官吏群体，胡将群体，四大群体构成了唐玄宗朝的政治。四大群体之间互有斗争，各群体内部也有斗争，四大群体的斗争是皇帝、丞相、太子三方势力的角逐，四大群体斗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也为中晚唐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唐玄宗；开元；天宝；政治群体

[收稿日期]2015-04-12

[作者简介]徐贺安，主要从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2

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指出，李武韦杨四家以婚姻带动政治维护其统治。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时，“开元时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曌所拔用”、“天宝时最有实权之宰相，先为李林甫，后为杨国忠，此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1](P291)开元天宝时期的宰臣多为武氏一党，陈寅恪只讲其共同点，其内部有无党派分化？以往研究唐玄宗政坛多从历史角度，笔者从逻辑的层面出发，在陈先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宰臣党派分化。

唐玄宗统治后期陆续形成四大政治群体：宦官群体、文学官吏群体、言利官吏群体、边庭胡将群体。四大群体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对盛唐政治与盛唐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四大群体的产生

1.宦官群体政治势力的发展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玄宗开元元年载：“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禀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于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事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P6686)。

从中可知宦官的政治地位在开元元年之前有三个时期的演变：唐太宗、武则天时期宦官“守门传命”，唐中宗时扩大了有品级的宦官的人数但还没有位列三品，唐玄宗时期宦官的品级上升、人数扩大、可任将军，品级上升就提升了宦官的政治地位，人数扩大就扩充了宦官的政治势力，带兵为将使宦官势力渗入军队，扩大了宦官的政治影响。高力士是宦官势力上升的关键。

宦官之盛的开端是高力士协助唐玄宗剿灭太平公主，其之盛的进一步发展是王毛仲被杀。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玄宗开元十八年记载：“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2](P6793)唐玄宗将王毛仲赐死后，《资治通鉴》记载：“自是宦官势益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2] (P6793)四方表奏先呈宦官，显示宦官开始干预日常朝政，且成为政治运作的一道工序。

2.文学官吏群体政治势力的崛起

文学官吏大多指因进士科入仕有文才的官吏。群体的关键人物有两个，即张说与张九龄。

张说在景云二年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后因剿灭太平公主势力有功，在开元元年被任命为中书令。开元九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一年任中书令。从次数上讲张说三次为相，先后为武后、睿宗、玄宗器重，从为相的官职讲开元十一年到十四年。张说为中书令，与其搭档的是源乾耀，文学官吏占据了中枢的核心。张说提倡儒学，筹建丽正书院，“‘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 ……上闻之重说”[2](P6756)。文学官吏群体的核心人物张说因襄赞玄宗即位有功拜相，因筹建丽正书院，聚揽文学之士而进一步巩固其地位。据《旧唐书·列传四十七》张说传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思，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3](P3057)张说为相，使文学官吏的政治地位上升，为相时长，影响深远又培养了张九龄为接班人，筹建书院，扩大了朝廷中文儒官吏的队伍。

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为相。据《旧唐书·卷九十九·列传四十九》张九龄传记载：“九龄幼聪敏，善属文”[3](P3097)。张九龄罢相之后，唐玄宗还思慕其人，“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2](P6840)张九龄作为文学官吏群体既有张说的文采，又有讽谏的品格，使唐玄宗虽罢免之但还思慕其人。文学群体从张说到张九龄其势力盛于开元元年，衰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

3.言利官吏群体的发展

汪篯先生在《汪篯隋唐史论稿》书中指出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文学派与吏治派之争，“预谋倾覆张说的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都由进士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与文学两派”[4](P202)。但许道勋先生认为，姚崇虽有吏才但仍有文才，张说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但前后三秉大政，也有吏才，不能简单二元对立的分为吏才与文学的斗争，“所谓‘吏士派’的提法，是不确切的”[5](P176)，“他们之间的朋党相构出于种种的原因，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统归结为吏治与文学之争，反而说不清楚了”[5](178)。笔者认为把姚崇、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划为吏才一派过于笼统，可以将宇文融、韦坚、李林甫、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划为因治财赋出色而受玄宗宠信的官吏，可以称之为“言利官吏群体”或“言利群体”。所以，言利官吏指因搜刮财富充裕国库的官吏，唐玄宗统治下的言利官吏以宇文融为开端，韦坚、杨慎矜、王鉷等人壮其势，杨国忠为其终。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玄宗开元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2](P6787)。宇文融因治财赋升官，为唐玄宗的奢侈营造了物质基础。

李林甫虽没有明显记载他善于经营，但他引荐了杨慎矜、王鉷、杨国忠一批言利之徒。李林甫是言利群体的呈上启下的人物。宇文融被罢官后“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2](P6853)。杨国忠“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2](P6869)。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甲辰，迁给事中，兼御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2](P6890-6891)从宇文融为相不足百日，但已进入中枢，之后李林甫拜相，杨慎矜、韦坚、王鉷因治财赋得力受宠，李林甫引用其作为心腹，形成了一大群体。杨国忠因善于经营而接替李林甫成为天宝后期的宰相。从开元中后期到整个天宝年间，言利官吏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视。

4.胡将群体的崛起

“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 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2](P6869)李林甫在用将的标准上发生了变化，从种族的角度用胡人而非汉人，从门阀的角度任用庶族而非士族。最终形成了安禄山在唐朝东北边境、安思顺在朔方北方边境、哥舒翰、高仙芝在西北边境的军事格局，胡将群体成为唐朝重要的军事力量。最后安史之乱爆发，无论是起兵的安禄山还是平叛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胡人、庶族。胡将群体在开元天宝时期既维护了大唐边境的稳定、开拓了疆域，又在天宝末年发动叛乱撕毁了盛世的面容。胡将群体虽远离中枢但影响着大唐政局。

二、 四大群体的关系

1.文学官吏群体与言利官吏群体的斗争

两派斗争分三个阶段：

开元十四年，“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2](P6771)张说被囚禁入狱，最后高力士进言，说张说是忠臣、功臣，玄宗心软放了张说。到开元十五年，崔隐甫与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2](P6777)同时罢免了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两大群体的斗争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两大群体的影响还未消失。“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2](P6782)。“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2](P6787)。张说擅长文学、儒术，对于装点盛世有帮助，宇文融擅长收缴租赋充盈国库，满足玄宗享乐，两大群体官吏从精神上与物质上都能满足唐玄宗享乐，缺一不可，高力士与张说同属诛灭太平公主的功臣，在文学官吏与言利官吏斗争显弱势时，宦官集团的高力士从中调和顺势救出张说，保持了两派的平衡。开元十四年、十五年期间，文学群体与言利群体斗争明朗化，官宦群体从中调和且暗自支持同属功臣的文学群体的张说。

第二阶段，文学群体的张九龄与言利群体的李林甫斗争。集中在牛仙客拜相事件、严挺之事件、周子谅事件。“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2](P6823)可知张九龄不同意李林甫入相。之后牛仙客因经营河西有功，唐玄宗想封官赐爵，张九龄都否定，唐玄宗不悦，但李林甫进言“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赐仙客爵陇西郡公，食实封三百户”[2](P6823)。在奖赏牛仙客的问题上唐玄宗与李林甫观点一致。

严挺之与张九龄友善，李林甫又告张九龄、严挺之结党，最后“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壬寅，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严挺之贬洺州刺史”[2](P6825)。严挺之事件后张九龄罢相，严挺之贬官，文学群体不占据行政管理的核心，李林甫与牛仙客成为新一组宰相，言利官吏完全成为行政统治的核心。之后，“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2](P6827)，李林甫说周是张九龄所引荐的，张九龄又被外贬到荆州，彻底远离中央政治。文学群体的领袖张九龄的外贬，标志着文学群体势力的衰弱。

第三阶段是李林甫打击李邕。太子良娣的姐姐的丈夫柳绩与李邕友善，柳绩告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2](P6874)。结果李林甫将杜有邻、柳绩杖死，李邕受其牵连也被赐死。

从以上三个阶段可知，第一阶段，开元十四年左右，言利群体的宇文融为新受宠的官员，打击久受恩宠的文学之士张说，文学群体势力要比言利群体的势力深厚。第二阶段，开元二十四年左右，两群体势力相当，张九龄被李林甫用结党排挤出中枢，第三阶段，天宝初年，言利群体拥有绝对优势，屡起大狱陷害文士。从开元到天宝，文学群体的势力由中枢到地方，由昌盛到式微。

2.言利群体与胡将群体的斗争

言利群体与胡将的斗争分为：安史之乱前杨国忠与安禄山斗争，安史之乱时杨国忠与哥舒翰斗争。

杨国忠未发迹时曾讨好安禄山，“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2](P6918)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在于安禄山看不起骤登高位的杨国忠。杨国忠因此想逼反安禄山将其除之。“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使台狱，潜杀之。”[2](P6932-6933)杨国忠就想逼反安禄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2](P6934)以前言利集团的领袖是李林甫，安禄山很是敬畏李林甫，但当杨国忠当上言利群体领袖时，无法以威望震慑安禄山。使言利官吏群体与胡将群体产生矛盾。

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哥舒翰的手下想借机除掉杨国忠，“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2](P6966)。当哥舒翰需要坚守潼关时，杨国忠却劝玄宗出兵，“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2](P6967)。杨国忠与哥舒翰部下的矛盾使得潼关失守长安陷落。胡将群体与言利群体的斗争，使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大唐盛世。

3.宦官群体与言利群体的斗争

玄宗朝宦官群体以高力士、杨思勖为代表。言利群体的领袖一开始因高力士入相。“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2](P6889)。当唐玄宗想将政事委任李林甫时，高力士说，“‘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2](P6862-6863)。李林甫权势日盛，引起高力士不满。 杨国忠权位日盛也引起高力士不满：“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2](P6928)言利群体因宦官群体的高力士而入相，宦官群体在言利群体势力膨胀后想再打击已经为时已晚，可见宦官群体与言利群体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不激烈。按黄永年先生说，安史之乱后在马嵬驿陈玄礼与高力士一明一暗，“在陈玄礼动用禁军在外边诛杀杨国忠后，高力士又以宦官的身份入内逼缢杀了杨贵妃”[6]( P263)。宦官群体扶持言利群体，又在其势力膨胀时打击，宦官群体是四大群体中的最大受益者。

4.言利群体内部的斗争

言利群体内部也有斗争，言利群体内部可分为拥护太子的韦坚和反对太子的以李林甫为首的一派。第一阶段是韦坚与李林甫的争权，李林甫一党全力打击韦坚。“坚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坚以通漕有宠于上，遂有入相之志，又与李适之善；林甫由是恶之，故迁以美官，实夺之权也”[2](P6868)。韦坚威胁到李林甫后，李林甫告其与太子谋反，“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坚、惟明下狱，林甫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鞫之”[2](P6868)。从中可知，李林甫与太子妃家族的韦坚之争，本质上是皇帝与太子权力的矛盾。

第二阶段是李林甫一党内部的斗争。王鉷打击杨慎矜，“鉷乃遣人以飞语告‘慎矜隋炀帝孙，慎矜，隋炀帝之玄孙。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上大怒，收慎矜系狱，命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史卢铉同鞫之”[2](P6881)。王鉷打击杨慎矜后，兼任其官职。杨国忠又打击王鉷，告王鉷与其弟密谋造反，王鉷被赐死，“凡王鉷所绾使务，悉归国忠”[2](P6912)，杨国忠取代了王鉷。杨国忠进一步联合李林甫的以前的盟友陈希烈打击李林甫，“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状，陈希烈、哥舒翰从而证之；上由是疏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2](P6912)。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告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兄弟，玄宗将李林甫削爵，将其子流贬岭南。从李林甫到杨国忠，言利群体在合作打击完文学群体后内部争斗。直接后果就是杨国忠一人专权，中枢决策以言利群体的领袖为主，在生活上奢靡、军事上懈怠，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三、四大群体斗争的本质及其后果

四大群体斗争绵延唐玄宗开元、天宝政坛，往往把焦点聚在太子身上。陈寅恪先生说，“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7](P247)。可见，党争与立储紧密相连，四大群体的党争与唐玄宗两立太子有关。张九龄保护当时太子瑛，李林甫拥立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杀了太子瑛之后，宦官群体的高力士进言：“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2](P6883)。宦官群体在言利群体在立储问题上发生争执，结果宦官群体胜利开始干预立储。在太子问题上，文学群体大多是拥立太子的，如张九龄、李邕、张垍，言利群体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是主张废太子，胡将群体安禄山与太子不和，哥舒翰是太子旧友王忠嗣的心腹，宦官群体的高力士拥立太子(以后的唐肃宗)。他们对太子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注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群体，而其本质上是皇帝与太子之争，文学群体犯言直谏维护太子、言利群体颠覆太子另立代言人，宦官群体从中调和举足轻重，胡将群体或拥护太子受其牵连(王忠嗣)，或与太子保持距离赢得玄宗宠信(安禄山)。

四大群体的斗争本质上是权力的斗争，是宰相权力、皇帝权力、太子权力三大势力的角逐。文学群体与胡将群体，一文一武，宦官群体与胡将群体，一内一外，皇帝想四大群体为其服务，太子想暗自培养其内部势力。最后文学群体被太子的反对势力言利群体打到，胡将群体(安禄山)开始起兵以清除言利群体，最后马嵬驿事变言利群体的领袖杨国忠被杀，宦官群体的领袖高力士最终胜利。太子势力中的文学群体、胡将群体被消弱，只有宦官群体可用，这也是唐肃宗信用宦官的原因之一。

总之，四大群体的斗争使得唐玄宗后期的中枢政局动荡，四大群体势力之间力量彼此消耗为安史之乱埋下了政治隐患。唐玄宗打击与太子有关的文学群体、言利群体、胡将群体，使太子周围只有宦官群体可利用，为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四大群体的斗争最后使得朝廷内部的文学群体与言利群体势力两败俱伤，宦官群体在中枢势力膨胀，胡将群体、胡化边将在朝廷外势力膨胀，最终形成了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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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A] 香港：生活· 读书 ·新知[C].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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