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促进因素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郭琰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 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和政策调整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苏联因素、台湾、越南问题、国际国内局势变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都产生了推动作用,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正常化；战略需求；世界政治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郭琰(1993-)，女，河南安阳市人，主要从事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

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 年的对立与对抗之后, 从20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了解冻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 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和政策调整的结果。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苏联因素，台湾、越南问题，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等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使中美关系解冻成为可能。虽然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是有起有落，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国际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 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 经过不懈的努力, 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也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被认为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对美政策的重新定位，因为中国不得不在或与美国改善关系或者干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事实上，即使是在中苏同盟和蜜月期，中苏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就已经存在许多分歧与矛盾了，比如有关核武器发展问题的分歧，朝鲜战争前双方的不协调，以及令毛泽东恼怒的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等。只是在当时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分歧都被表面的团结所掩盖了。

但是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的分歧变得频繁。这年的5月和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成为两国关系破裂的前奏。由于苏联提出了“共建，共管，共同拥有”的条件，中国认为苏联在试图染指中国国家主权。1959年9月，在中印战争中，苏联几乎相当于站在了印度一边①Yang, K., S.,(2010)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ol.1 No.1 p.21.，这一行径也激怒了中国。次年，苏联单方面终止援助合同，撤回驻华专家，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实质性破裂。此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战愈演愈烈，并转化为全面的军事政治对抗。中苏边境摩擦不断，苏联在中苏边境、中亚和东欧大规模增兵。1968年，苏联出兵攻克了捷克斯洛伐克，加深了中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疑惧，并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69年3月爆发的珍宝岛事件被广泛认为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因为这个严重的边界冲突似乎提醒了中国，苏联已经取代美国变成了对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

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想利用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实行全面包围，而中越外交目标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促使北京转而寻求建立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抑制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扩张并防止美苏联合包围中国的可能*U.S was seeking reconciliation with China and Soviet at the same time,if Soviet-U.S reach a settlement first, would positively bad for China . Pollack, J., D., (1979) The Implications of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 No.4 P.43.。而后，林彪事件以及国内政治破坏阻碍了中国长期性的投资决策以及国防预算的增长，政治的脆弱性与军事力量的不足使周恩来试图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对抗苏联的冒险主义的想法落了空*Pollack, J., D., (1979) p.47.。美国分析家认为，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与苏联和解不感兴趣或者不抱希望，而抛开意识形态与美国和解，却可能成为对付苏联压力的一个有价值的筹码*Cohen, W., I., (2010)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17.。

而此时越南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认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正在衰落，已不再是主要威胁，而中苏问题尤为紧迫。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则中国就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困境。再加上中印边境问题和长期对越南援助造成的财政危机，都促使中国转变外交政策。因此，自1968年之后，中国对印度支那冲突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追求与美国的对话*Connolly,C.,(2006) The American Factor: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 the Vietnam War, 1968-72, Cold War History, Vol.5 P.522.。1968年11月，中国政府对“越美和谈”改变以往的反对态度，转而支持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在于，向北越明确表示中国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急于从越战中脱身的美国也开始缓慢而小心谨慎地发出了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使美国财政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在美国国内，舆论的方向也开始转变。美国人民出现了反战情绪和对中国和解的态度，因为任何涉及“中国院外集团”的组织，人们的捐款和赞助就会锐减*Cohen, W., I., (2010) P.216.。而也正是越南战争，使美苏争霸的形式出现逆转，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均衡，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同时中美两国都担心印度支那的冲突会蔓延，都极力避免大国间的直接冲突，因此心照不宣地达成默契，限制自身的参与*Rogers, F., E., (1976)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Vietnam War, 1964-66. The China Quarterly. Vol.66 p.293。为此，尼克松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试图找到和越南谈判的方式，并遏制苏联逐渐增长的势力。尼克松也嗅到了一个可以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中苏分裂在中苏美三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平衡关系，也成为了华盛顿一个可以利用的地缘政治的优势，通过打“中国牌”为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向苏联施压，以期获得战略优势。*U.S. wanted to reduce the stres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limited the power of Soviet though signing this treaty. Hsu, C., Y., (2008)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Détente .P10-11.

二

在中美小心翼翼而缓慢地想对方伸出和解之手时，另一个障碍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台湾问题。能否克服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能否推动中美关系更进一步的重要因素。1950年美国出现政策上的偏差，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憎恶，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强调只有一个政府，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并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台美之间的所谓联盟一直都是极其脆弱的，W.Robertson就曾警告蒋介石，美国不会被国民党拖入战争，国务卿杜勒斯也曾对蒋介石表达过类似的话语，这个人还拒绝了在联合国上对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行使否定权*Cohen, W., I., (2010) p.204.。也许周恩来看出了美国对台态度有所克制，而美国也意识到国民党重返大陆极其渺茫，中美曾进行了几次谈判，但都未对“一个中国”达成一致。而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未与北京有所进展。不论是杜勒斯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提议，还是希尔斯曼设计的“两个中国”计划的变种，都让北京十分恼怒。此后两国关系缓和的步伐放缓了。

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再次出现了希望。尽管美国一直在支持“一个中国”的态度上表现暧昧，但是迫于越战和苏联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做出评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帮助美国结束越战以及抑制苏联增长的势力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旨在寻求一种更现实的政策接受毛泽东的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Hsu, C., Y., (2008)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Détente: Nixon, Kissinger, Mao and the One-China Poli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iwan. P.12.。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保证,美国政府不提倡“两个中国”或“一个台湾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美签署的《上海公报》表示美国意识到了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欢迎北京和台北之间加强对话，以便未来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及他的美国同僚们还提出了一个有趣而颇具灵活性的观点：“只有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China thought national securit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aiwan issue. U.S. was also considered the Vietnam War was more urgent. Cohen, W., I., (2010).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意了无限期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问题*Twitchett, D., & Fairbank, K., J., (20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66-1982. Vol.15. p.424.。虽然在其后几年，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但中国最终接受了美国与台湾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

如果说中美从1949 年开始的长期对抗走向缓和是大国力量均衡变化的客观结果, 那么中美两国高层决策者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周恩来和基辛格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和解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尼克松、毛泽东和邓小平以领导人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程，但是这里仍然需要强调一下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作用。“温和派”代表者周恩来是在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最先开始考虑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际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的影响力逐渐下滑，苏联的对中国的威胁逐渐超过了美国，周恩来一直在谨慎地将这一想法对毛泽东进行影响。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实行强硬外交政策，反对中美和解的林彪曾一度使中美和解的道路受阻，但周仍然坚持“联美”政策并小心翼翼地为此而努力*Twitchett & Fairbank p.418.。周恩来参与了全部的在1971-1972间举行的中美会谈，并与美方在苏联、台湾及印支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共识。而Henry Kissinger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的倡导者，崇尚传统实力均衡的国际体系，相信中美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达到各自的国家利益。他在1969-1977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两次秘密访华并主导建立了1972年的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对话。

三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个影响是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尼克松访华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极大地冲击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由于日本对外政策上一味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因此日本朝野对美国的“越项外交” 感到非常愤怒。但由于早先日本民间就对缓和中日关系十分支持，而美国打开对华关系的行动成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火花。由于中美关系的缓和, 日本不必担心由于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失去最大的政治经济盟友美国的庇护, 可以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1972年9月, 田中首相访华, 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从此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的转折把自上世纪60 年代中期以来东西方的缓和推向高潮，影响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中美两国共同反对苏联在亚洲的霸权活动，这种新变化使过去曾经主要是牵制美国世界战略的中国成为阻止苏联大规模渗入亚洲的力量，使亚太地区不正常的政治关系得以改善，这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全世界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配了世界舞台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两极对峙演变成了三角关系，降低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样的变化后来逐步导致两极结构的彻底崩溃, 导致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并日益成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一个因素,导致东亚在世界政治中所占分量不断增大。

Doak Barnett认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解冻及正常化代表了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平衡,中美从各自的战略威胁及国家利益考虑*Kohh, N., (2005) Realism Redux: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Sino-US Rapprochement. Vol.5 No.4 p.529.，虽然国际局势的动荡以及国内政治事务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波三折。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两国建交，虽然经历了许多变数，但中美和解已是大势所趋。中苏关系的分裂首先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创造了可能性，抵抗来自苏联的威胁变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与苏联决裂使中国将与美国缓和关系作为主要的战略政策考量，而美国则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快速从越战中脱身，还可以通过打“中国牌”平衡来自崛起的霸主——苏联的势力。越南也是中美关系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双方在越南问题上的讨价还价最终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作为双方分歧最大的台湾问题，两国都做出了各自的妥协，扫除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中美关系解冻牵制了苏联的势力扩张。

[参考文献]

[1]Cohen, W., I., (2010)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online] Available at (23/04/2015).

[2]Connolly,C.,(2006) The American Factor: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 the Vietnam War, 1968-72, Cold War History, Vol.5 No.4, PP.501-527.

Goh, E, (2005)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Diplomatic History. Vol.29 No.3 PP.475-502.

[3]Hsu, C., Y., (2008)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Détente: Nixon, Kissinger, Mao and the One-China Poli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iwan. [online] Available at: (22/04/2015).

[4]Kohh, N., (2005) Realism Redux: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Sino-US Rapprochement. Vol.5 No.4 PP.529-549.

[5]Pollack, J., D., (1979) The Implications of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 No.4 PP.37-57.

[6]Rogers, F., E., (1976)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Vietnam War, 1964-66. The China Quarterly. Vol.66 PP. 293-31.

[7]Twitchett, D., & Fairbank, K., J., (20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66-1982. Vol.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Yang, K., S.,(2010)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ol.1 No.1 PP.21-52 [online] Available at(21/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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