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一、牛市

2015正值农历羊年，但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都让人想到牛。

春天，雪化冰消，暖风徐徐，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尽管雾霾稍嫌重，北京传来牛消息。据说，中华大地上出现一头牛，矫健生猛，有位监管高官将之命名为改革牛，也有一些民间好事之徒将之命名为“国家牛”，一些历来以发布重要消息为业的权威媒体也加入到这场春天里的为牛造势活动。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经济报道，引题是“本报独家专访权威人士，解析当前我国经济大势”，主标题是“正视困难 保持定力 前景光明”。我们都知道，新闻报道通常要包含三个要素：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但《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偏偏不透露权威人士的姓名身份，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经验使得这篇报道更加充满神秘性和重要性。据分析，该身份特殊的权威人士在对《人民日报》记者的五问五答中共释放出八大经济信号：（1）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落，中央有定力;（2）结构调整要主动，谁不主动谁吃亏;（3）投资仍是主力军，消费要有新政策;（4）牛市是长期需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牛市，应该是中央政府的战略决策，非权宜之计;（5）防风险是一盘棋，打破刚性兑付，杀鸡给猴看;（6）房地产要尽快去库存;（7）宏观调控要玩平衡;（8）政策不会变，仍鼓励发财致富。

在上述八大信号中，我们应特别关注第（4）条即关于培育牛市问题。权威人士是从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让居民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这几个角度看培育牛市问题的。此观点可谓高屋建瓴。谁曾想，此谈话出台一个月以后就出现了股市狂跌，随后发生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先是政府强力救市，随后是对做空玩家的清查。我本人不炒股票对股市阶级斗争的险恶毫无所知，那一段时间当读到《环球时报》上发表的某位国企老总的文章，看到文章中有“在A股打响这场经济战争，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林左鸣）这样的文字时，我觉得作者的文革思维阶级分析偏好在起作用，事情哪有这么复杂，涨多了就跌呗。不料后来纪检部门真的查出了证券系统内有与外资基金联手做空的证据。此事对我教育颇大，想想自己的盲目自信、想想自己对股市行情波动背后的利益利害关系如此不甚了了，实在是有些愧对“金融理论研究资深人士”的称号。

有趣的是，美国的那个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中国政府强力救市之际又跑出来说咸道淡，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国家如果将政府的信誉和股市行情连接在一起，那说明这个国家的财经管理团队还很幼稚很不成熟。

2009年，克鲁格曼来中国，我曾陪他在北京和上海搞过两场活动，知道他是一个大嘴巴，属什么事都敢写什么话都敢说那一类人物，如果还能见到他，我一定要问问他：中国国情如此复杂，中国的阶级斗争股市的多空之争如此曲里拐弯岂是你这老外所能了解？美国政府不也有过仓皇救市的经历吗？！

二、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

“十一五规划”据说有三项指标没有完成：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服务业增长状况;节能减排指标。“十二五规划”已临末期，看来有两项指标肯定是完成不了了，一是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占比;二是氮氧化物排放降低指标。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粗略勾勒出了“十三五规划”的基本轮廓，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提法和7000万人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中央的“十二五规划”从倾向上说有三点：（1）重视国内消费需求;（2）生产率提升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3）经济增长各部门表现中的服务业引领。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仍然延续了这种类似的政策倾向，只不过用了一些更时兴的词汇，如改革、创新、创业之类。与“十二五规划”建议比，中央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更加精炼简明，其中，没有对年度连续增速的明确要求，但提出了到2020年的十年收入倍增目标，这实际也给出了一个反推出来的年度增长业绩应该在6.6%左右，不然十年收入翻番的目标就会落空。党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出台后，国内出现一种苗头，如有人说这是中国供给经济学派的胜利（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语），我对这种说法也没太想明白。可能的疑问点有：（1）所谓的中国供给经济学派他们的理论体系、政策主张到底有哪些？（2）中国经济学界真有所谓以三驾马车思维为特征的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与从供给侧思考中国经济运行问题原因和对策的所谓“中国供给经济学派”的对立吗？（3）改革、减税、注重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目前被当作是中国供给经济学派政策主张的东西，难道不是早在中国供给经济学派这个派别名称还未出现、学术团伙势力还未形成的“十二五规划”甚至是这之前很早就有人明确提出过的吗？！怎么可以这样简单地一搂就把账都记在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名下了？（4）任何一种理论、一种假说、一套政策建议，最后其合理性、科学性、实用性都要用实践检验、靠常识检验，违背常理常识与实践要求不符的东西最后都会被证明为有问题的东西。所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话说得太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及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调节政策实际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宽松和定量宽松成了标配处方，事后证明的确有效。我们目前正处于痛苦的结构转型期，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比之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按照所谓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倾向和政策主张对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这些典型的凯恩斯式政策处方一概排斥，当我国的财政承受力、由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引发的城乡居民收入承受力以及就业承受力都达到一定的极限时，我们就会发现：远水可能真的解不了近渴。供给经济学派的对策建议发挥效力的政策时滞可能太长，有特效药不用而一味讲究自然调养，病人就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我还想起一件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正在忍受所谓滞胀的煎熬，那时美联储新换了一位主席叫保罗·沃尔克（1979～1987年任职），他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深信不疑，上任后也决心以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政策主张来改造美国的传统货币政策。但是，当坐上美联储主席座位半年后，他发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假说尽管从理论上说合乎逻辑，但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施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个著名的“单一规则”扔进了美联储办公室的垃圾篓里。

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处方是否已被新决策层扔进了中南海的垃圾篓、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套主张将来是否会被扔进某个办公室的垃圾篓？这些都需要实践来回答，要用时间靠历史来检验。

三、人民币加入SDR

11月30日，IMF宣布，人民币已被纳入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起正式施行。这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历史影响也许要过多少年以后才能看得更明白。

我们都知道，人民币直至目前还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他仅被IMF定义为“可自由使用货币”。而可自由使用货币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被接受程度，二是在货币资产交易中的影响范围。显然，IMF认为人民币已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这两条标准。其实，不仅是中国期望人民币加入SDR，IMF的SDR如果没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的加入，其代表性也会令人生疑。将来最有现实意义的影响方面可能是外国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和人民币购买外国资产的需求有可能撬动一个巨大的市场板块，而对于普通国民来说，怀揣人民币也能油然生出怀揣硬通货的感觉。

人民币加入SDR是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认可，是对人民币市场影响力的认可，我们今后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对人民币起支撑作用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搞好。中国M2与GDP之比截至2015年10月底已超200%，但CPI仅为1.3%，PPI已连续44个月下降，中国事实上存在一个货币之谜。

也许将来某个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因研究人民币之谜而发疯的人会比因失恋而疯掉的人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