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丹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通辽028000）

通辽市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健康状况调查

周小丹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通辽028000）

目的了解通辽市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的健康状况，为少数民族地区制订围绝经期妇女保健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通辽市40～60岁妇女600人（蒙、汉族各一半）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改良后的KI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蒙、汉族妇女整体的平均初潮年龄为（15.79±1.58）岁，平均绝经年龄为（49.69±3.17）岁，蒙、汉族妇女整体的绝经综合征发生率为77.3%。蒙、汉族妇女整体的围绝经期相关知识知晓率为67.7%，HRT（性激素补充疗法）知晓率为20.7%，使用率为2.0%。蒙、汉族妇女整体的KI量表症状发生率依次为（从高到低）：易激动、疲乏、失眠、肌肉骨关节痛、感觉异常、头痛、眩晕、心悸、抑郁和多疑、阴道干痛痒、潮热出汗、皮肤蚁走感、泌尿系统症状，蒙、汉族妇女之间皮肤蚁走感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症状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KI量表总分与产次、文化程度呈负相关（P＜0.05或P＜0.01）。农村妇女KI量表得分高于城市及旗所在地妇女（P＜0.05）。结论应重点加强农村围绝经期妇女的卫生保健指导。

少数民族；围绝经期；健康状况

围绝经期是妇女一生中重要的生理阶段，是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妇女受体内激素变化的影响，可出现一系列症状，严重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的身心健康。国内相关报道较多，但对于少数民族妇女的报道相对较少。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蒙古族人口138万，占全国蒙古族人口的1/4。其生产生活方式以蒙汉混居、农牧结合为主，是国内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与发达地区比较，还有很大差距。通过此项调查，为少数民族妇女的保健研究提供依据，现介绍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通辽市城市、旗所在地和农村的40～60岁妇女作为研究对象，蒙、汉族各一半。按人口比例，其中城市130人，旗所在地70人，农村400人，共计600人。统一培训调查员，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一对一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6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0%，将全部资料纳入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民族、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月经状况（初潮时间、月经是否规律、绝经方式及年龄）、孕产史、饮食习惯、烟酒嗜好、家庭收入、居住地、疾病史、医疗保健状况、围绝经期知识和HRT（性激素补充疗法）知晓情况等。

1.2.2 改良后的KI量表该量表涉及13种症状。症状总分=症状程度得分×症状指数。症状程度分4个等级：无症状为0分，偶有症状为1分，症状持续为2分，影响生活为3分。症状指数为：潮热出汗为4，感觉异常、失眠、易激动、外阴和阴道不适、泌尿系统症状为2，其余症状为1。量表得分0～63分。KI评分≥7分者为绝经综合征。

1.2.3 统计学方法应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双录入。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进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χ2检验、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资料

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的年龄、健康需求、是否参加过合作医疗保险、3年内体检率及疾病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蒙古族妇女文化程度、食用豆制品人数显著低于汉族妇女（P＜0.01）。蒙古族妇女家庭收入、食用牛奶和牛羊肉人数显著高于汉族妇女（P＜0.01）。食用猪肉的人数蒙、汉族妇女相当。蒙古族妇女吸烟人数低于汉族妇女（P＜0.05），饮酒人数高于汉族妇女（P＜0.05）。

2.2 月经和生育状况

蒙、汉族妇女整体的平均初潮年龄为（15.79±1.58）岁，最早者12岁，最晚者20岁。本研究中的绝经年龄是指自然绝经年龄，蒙、汉族妇女整体的平均绝经年龄为（49.69±3.17）岁，最早者36岁，最晚者56岁。蒙、汉族妇女初潮年龄、绝经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3；P=0.928）。对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蒙、汉族妇女的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均无相关性（R=0.151，P=0.176；R=0.176，P=0.094）。蒙古族妇女孕次高于汉族妇女（P=0.011），产次显著高于汉族妇女（P=0.007）。蒙古族妇女产次2～4次及以上者228人（76.0%），汉族妇女产次2～4次及以上者204人（68.0%）。

2.3 围绝经期知识的知晓率和HRT的使用率

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围绝经期相关知识知晓率为67.7%，HRT知晓率为20.7%，使用率为2.0%。蒙古族妇女围绝经期知识知晓率显著低于汉族妇女（P＜0.05），HRT知晓率和使用率两民族妇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6；P=0.080）。

2.4 KI量表得分

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KI量表平均得分为（13.61± 9.05）分，处于较低水平。蒙古族妇女平均得分为（13.19±9.05）分，汉族妇女平均得分为（14.03±9.04）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7）。蒙古族妇女皮肤蚁走感得分明显低于汉族妇女（P=0.001），其他症状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5 绝经综合征发生率

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KI量表症状发生率依次为：易激动（69.5%）、疲乏（64.5%）、失眠（62.8%）、肌肉骨关节痛（55.8%）、感觉异常（49.0%）、头痛（48.8%）、眩晕（48.5%）、心悸（46.3%）、抑郁和多疑（44.8%）、阴道干痛痒（44.2%）、潮热出汗（35.3%）、皮肤蚁走感（19.7%）、泌尿系统症状（12.7%）。蒙、汉族妇女整体的绝经综合征发生率为77.3%，其中蒙古族妇女绝经综合征发生率为75.3%，汉族妇女为79.4%，两民族妇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9）。

2.6 KI量表总分的影响因素

以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KI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为自变量，以α=0.05为水准，给计数资料赋值后，进行KI量表总分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I量表总分与产次、文化程度呈负相关（P＜0.05或P＜0.01）。

2.7 不同居住地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总分

按不同居住地（城市、旗所在地和农村）对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总分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居住地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总分比较

3 讨论

3.1 初潮年龄和绝经年龄对比及分析

本研究中，通辽市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平均初潮年龄为（15.79±1.58）岁，晚于张晓丹[1]报道的14.44岁（长沙市）。本研究中，蒙古族妇女平均初潮年龄（15.90±1.56）岁，汉族妇女平均初潮年龄（15.68±1.60）岁，此结果与包玉荣等[2]的报道相近，其报道通辽市蒙古族妇女平均初潮年龄（16.33±1.80）岁，汉族妇女平均初潮年龄（15.77±1.62）岁；与王福彦等人[3]的报道相近，其报道蒙古族妇女平均初潮年龄15.87岁。本研究中，蒙、汉族妇女初潮年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可能与当地蒙汉混居、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有关，也可能与样本量小有关，可做进一步调查研究。

本研究中，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平均绝经年龄为（49.69±3.17）岁，较全国平均水平（47.5～49.5岁）晚，早于欧美国家妇女平均水平（50.0～52.0岁），略高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48.0～49.4岁）[4]。本研究结果与国内李丹等人[5]报道的50.6岁（广州）相近，晚于张琳[6]报道的48.58岁（长春）及张晓丹报道的48.99岁（长沙）。这说明绝经年龄有地区差异，但目前还未发现规律性特征。本研究中，蒙古族妇女绝经年龄（49.67±3.49）岁，晚于王福彦[3]报道的45.67岁。本研究中，蒙、汉族妇女绝经年龄晚于国内关于其他民族妇女绝经年龄的现有报道[7-8]：傣族48.2岁；黎族48.2岁；布依族47.3岁；维吾尔族47.0岁；彝族46.7岁；侗族46.4岁；苗族46.0岁。

本研究中，蒙、汉族妇女初潮年龄与绝经年龄无相关性（R=0.151，P=0.176；R=0.176，P=0.094），与张晓丹的报道一致，但与程颖莲[9]、王福彦等人报道的呈负相关（P＜0.05）不一致，而Kaczrnarek M[10]报道的则为呈正相关（P＜0.05）。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果呈现上述3种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

3.2 KI量表得分及绝经综合征发生率对比及分析

KI量表得分是评判围绝经期妇女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总分最高为63分。本研究中，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整体的KI量表平均得分为（13.61±9.05）分，处于较低水平。蒙、汉族妇女整体的绝经综合征发生率为77.3%，低于练坚贞等[11]报道的84.9%（深圳），高于张晓丹报道的67.5%（长沙），以上研究显示出地区差异。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妇女围绝经期症状的研究较少，张钰华等[12]调查得出：湘西少数民族妇女（以土家族为主，其次是苗族、汉族）绝经综合征发生率为76.7%，以潮热多汗、失眠、肌肉酸痛、心烦急躁和抑郁、焦虑为主要症状，与本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提示我们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围绝经期妇女的关注，进一步探讨围绝经期症状与民族、地区间的关系。

3.3 KI量表总分影响因素对比及分析

本研究中，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总分与产次、文化程度呈负相关（P＜0.05或P＜0.01），即产次越多KI量表总分越低，围绝经期症状越轻（P＜0.01），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文化程度越高KI量表总分越低，围绝经期症状越轻（P＜0.05），该研究结果与国内陈伟志等人[13]的报道一致，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一方面，可能与文化程度高的妇女通过对围绝经期知识的了解，形成了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从而调整心态，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或者求助医生，改善症状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文化程度高的妇女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较高，也更加注重营养与保健，且有能力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症状有关。而Zhao G等[14]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有更多的围绝经期症状，与本研究结果相反，这可能与本研究中蒙、汉族围绝经期妇女所在地区、当地经济水平、妇女的工作压力程度等有关。

3.4 不同居住地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得分分析

本研究中，居住在城市的围绝经期妇女KI量表得分显著低于居住在农村和旗所在地的围绝经期妇女（P＜0.05），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围绝经期妇女获得围绝经期相关知识途径多、就医方便、健身活动丰富、居住环境好，从而可有效减轻和改善围绝经期症状。

综上所述，应重点加强农村围绝经期妇女的卫生保健指导，加大卫生保健资金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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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246（2015）02-01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