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泽欣

李一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此前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并调任北京办公室，并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2015年6月，李一诺新任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

从分子生物学博士、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李一诺完成了从科研到咨询、再从咨询到慈善的跨越。

李一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来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毕业后， 2005年加入了麦肯锡咨询公司。2008年李一诺在麦肯锡北京办公室，并在后期担任医疗健康以及社会和全球公共卫生业务的共同负责人。在加入麦肯锡6年后，李一诺以外界看来是在“光速”的速度成为了麦肯锡的合伙人。

李一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阶段曾在PNAS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科研论文，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却并没有选择继续从事科研，而是到了麦肯锡公司做顾问的工作。她觉得“每一名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优秀博士生的人，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情商的高低在未来的道路上可能才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只有那些能从束缚自己的东西中走出来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或许来到麦肯锡，正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磨练，最终“破茧成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谈到家庭生活的时候，李一诺说，“一个人的生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平衡，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事业和家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角色和关系的复杂，相应的平衡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那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时间管理有一个全局的把握”。

今年5月，李一诺再次“跨界”，她成为了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在盖茨基金会，她领导团队与中国政府、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一起，致力于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的健康、发展和政策问题。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倡导与国别项目总裁马克·苏斯曼是这样评价李一诺的：“无论是对中国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关键伙伴、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重要议题，还是基金会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诺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洞察。”

比尔·盖茨全职做公益后对基金会的事情特别上心，将基金会中国区的接力棒交给李一诺之前，他亲自参加面试了。说起这个面试，李一诺倒觉得更像是一次畅谈，原本45分钟的见面，最后聊了2个小时。“我和盖茨聊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事情，他非常重视中国。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一直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很重要，中国已经在研发、创新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给他很多惊喜。”

面对熟悉的领域、全新的伙伴，李一诺更愿意将这样一群人称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能看到问题，也有热情和理性去一步步解决问题。不论是中国的公益能量之于世界，还是世界的公益资源之于中国，都需要基金会在中间扮演好纽带的作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留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你为什么没有沿着科研的道路走下去？

李一诺：我起初的确是想做教授的，我还挺喜欢教书这样的事，但在美国，我发现要在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教书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工作的早期，你主要的工作是做科研。而做科研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每天你得自己想办法拿科研资金， 雇几个人干活。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正好那时候麦肯锡在招聘，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申请了。

留学生：科研工作背景对你在其他领域工作有什么作用吗？

李一诺：搞科研的这几年表面上看每天是在做实验，但实际上是对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的一种训练。这些东西都是有相通性的。麦肯锡工作的最终核心，就是发现问题，再去解决一个个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是对客户产生意义，而基金会其实也是在解决问题，但解决的是更大的、着眼全球的问题。

从这个方面来讲，做科研和做咨询有很多相似性：首先你要形成假设，然后根据假设去设计实验、收集数据，接着再去验证或纠正你的假设。咨询也是，先清楚定义的问题，对问题形成一些假设，然后收集数据、做访谈、得到事实，最后用事实去证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做科研也好，做咨询也好，这种核心思维方式在不同的领域是非常相通的。

留学生：你成为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之前接受了盖茨的面试，当时你们谈了什么？

李一诺：那次很有趣的是我们约了45分钟的见面，但其实最后聊了2个小时，他在说他对中国的看法，然后我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基金会在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其实需要做得更好，盖茨自己做公益并不是追求名声，但其实基金会是需要一个品牌影响力的塑造的，这也是为了体现它的倡导价值，尤其是覆盖不同的阶层，通过让他们的知晓、参与，来传播正能量，

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一直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很重要，中国已经在研发、创新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给他很多惊喜。可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我问他，你知道中国的80后、90后其实很关注公益吗？他说，真的没有想过。

他讲到他为什么要做慈善。他到非洲，发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健康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大都不用担心下顿饭吃什么、今年的谷物产量会不会不够，但这件事得有人去考虑，比方说种土豆还是小米，不同的农作物的产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当地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觉得盖茨跟我聊的这些问题，给我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全球化的视野。

我和盖茨聊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事情，他非常重视中国。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在其实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是不关心慈善问题、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是缺少一个渠道，能让大部分年轻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和努力，来参与解决和社会有关的大问题。

留学生：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公共领域的问题解决，比如医疗、农业、消除贫困等，在美国，他们是怎样定位自己和政府关系的？

李一诺：其实我们的社会按宏观的属性层面划分，可以分为私营领域（盈利性企业）、公共领域（政府和政府举办的组织），和社会领域（除去以上两类之外的，公益组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各个领域都有其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有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和盖茨见面时他曾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比如当年疟疾问题的卫生医药研究是由美国军方出资支持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考量就不再支持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难题：疟疾是不是影响人类的一个严重问题，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对盈利性企业来讲没有足够利益，对政府来说可能暂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那怎么办？

盖茨觉得基金会就是去弥合私营和政府的能力局限，解决关乎更多人的重要问题。当然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也有能力局限，这就需要私营、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互相弥补局限。

留学生：你对现在的留学生有什么建议？

李一诺：青年人在以后的职场中，最应该学会是厚脸皮，厚脸皮可以帮助获得很多机会，即使有的时候会觉得尴尬，但是习惯之后就会觉得无所谓。其次应该具备一种阿Q精神，不要执泥于做错的事，多往好的方面看，有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一点，反而会让事情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在生活忙碌的时候，不需要想着如何得到别人的赞美，而是把一个个当下、微观的决定做好。事情堆积的情况下，人不要焦虑，有时候焦虑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