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

刘成富，1994年获取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因翻译《改变命运》一书而收到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亲笔致信，并被予以高度评价

1962年1月，刘成富出生于江苏扬州。1990-1994年，他远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读书，并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学成归国的刘成富开始任职于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自1996年迄今，他一直执教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任教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研室、副教授、系主任、教授、博导、副院长等职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语言文学研究。出版有《法国暴行文学镜像中的纳粹集中营》《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专著两部；《简明法语语法》 《法国国情》《法语心灵鸡汤》等教材10余部 ；《改变命运》《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叔本华》《逆流河》《沙龙传》《20世纪哲学与哲学家》《消费社会》等理论译著40多部。此外，刘成富还在《外国文学评论》《译林》《南京大学学报》《法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作为一名学者，除了多次参与出国访学考察之外，他还积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并屡次获奖。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

近日，一封来自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亲笔致信更是将《改变命运》的中文译者——刘成富由幕后推向了台前。《改变命运》是奥朗德在2012年法国大选前夕出版的政纲性自述，目的是向法国民众和选民推销他的个人经历和政治主张。2012年5月，奥朗德当选为法国总统后，译林出版社从法国一家出版社引进了此书的版权，并交由刘成富翻译。在历时3个多月之后，刘成富于2013年最终完成了《改变命运》的中文翻译。不久，此书便在我国公开出版，多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或转载。

法国留学岁月

留学生：你在法国留学期间有哪些特别的体会或感受？

刘成富：1990年，我自费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学习，主攻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专业。我的导师Michelle Perrot是个国际知名的史学家，在女性主义、私人生活、共和国监狱、劳资矛盾等方面造诣很深。在法国，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她总是站在社会边缘的人的那一边，站在妇女儿童、罢工工人、移民和失业大军的那一边。她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很特别，主要来自于人物访谈、私人日记、通讯、文学证词，而不是官方的档案，她试图从弱势群体、从“他者”那里来反观我们既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是与其他史学家最根本的区别。因此，她被史学界誉为“改变了历史研究方向的人”。读博期间，在她的指导下，我撰写了博士论文《法国暴行文学镜像中的纳粹集中营》。我想知道在20世纪人类文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我不是搞历史的，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文学型性证词和文学作品，我所关注的是一种概念或文学中的意向，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要真正把历史与文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留法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巴黎的犹太人图书馆。此外，我还经常去巴黎当代历史研究院参加学术研讨，不定期地参与导师组织的各种文化交流。应该说，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才勉强算得上一个文人。

法国高等教育普及得很早，人人很爱读小说，我常常在地铁里、汽车上看到他们手里捧着书，津津有味地读小说。法国人爱读书，常常寓教于乐。很多中国游客到了法国之后，会感叹那里的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其实所有这些都与法国的人文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毫不夸张地说，人文精神就是法国的代名词。我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好比穿越了时间隧道，回到了清朝时期，因为所有的一切是那么的古色古香。一座座桥梁或一幢幢大楼是那么的古老，那么充满底蕴，面对这一切，我觉自己就像个小学生。法国人崇尚思想，崇尚人文精神，巴黎市中心的先贤祠就是明证，那里供奉着数个世纪以来伟大的思想家，那儿其实就是法国的灵魂，那儿就是法兰西精神。

感受法语魅力

留学生：法语作为一门语言，你觉得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刘成富：我1979年开始学习法语，至今已经有36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门语言的感情与日俱增。很多人说法语很美，但知道它究竟美在什么地方的人并不多。其实，这门语言不仅美在语音语调，而且也美在旋律，美在名词的性数、动词时态和语式，美在词与词之间的严谨搭配。初学法语，人们会觉得很难，有些人甚至知难而退。但是，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疯狂地爱上它。学法语犹如学花样溜冰，初学时困难重重，但是学了一阵子就会上瘾。学会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发自肺腑的自豪感。就动词时态和语式而言，每一个动词都值得玩味。与其他语言相比，同样的一句话如果用法语来表述，可能给读者提供的信息要多得多，因为法语不仅有性和数的概念，动词里还有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时间概念。因此，在法国移民作家中，包括法籍华人程抱一，对法语语言的魅力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发现了法语有一种其他语言所没有的张力。

留学生：作为一位资深的法语专家，你对初学者有何建议？

刘成富：从1996年开始，我执教于南京大学，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高等院校。人们常说法国人有个数学家的脑袋，把自己的语言也搞得那么复杂。其实，相对于其他学科，学语言是最容易的，因为即使是呆子也会说话，我就是这样经常鼓励我的学生的。在南京，我常常受到其他高校的邀请，要我去做一些有关法语的讲座。有不少人就是在我的影响下与法语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首先，学外语，要学会模仿、背诵、演绎。光记住单词还不够，还要想方设法去造句，尽量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次，学外语，一开始千万不要自学，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尤其是语音语调阶段。否则，别人讲的法语你听不懂，你讲的法语别人也听不下去。

走进法国文学

留学生：你个人比较欣赏的法国文学作品有哪些？

刘成富：在南京大学我主要讲授“法国文学史”“当代法国文学”“法国现代派文学”“法国文学作品欣赏”。我欣赏的法国文学作品很多，主要是一些经典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就小说而言，我很喜欢《红与黑》《高老头》《茶花女》《局外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戏剧而言，我很偏爱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博马舍；就诗歌而言，我特别看好七星诗社，尤其是诗歌王子龙沙的爱情诗。自2010年以来，我在南京大学为全校开设了新生研讨课“法国文学作品欣赏”，我发现文学经典的感召力是巨大的。

留学生：法国文学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成富：法国文学的历史不长，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而且前500年属于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经典不多。后500年，也就是从16世纪文艺复兴起，法国文学开始腾飞并引领了世界文学潮流。《巨人传》里的人道主义精神，实际是人本主义精神，开始把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放到了神圣的地位。18世纪是启蒙时代，“君权神授”的思想被彻底撼动了，路易十六因此上了断头台。总的说来 ，法国文学中对“人权”“人性”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一直在闪耀。除了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的主题之外，法国作家善于探索。最近，我和我的研究生合译了《原样派》杂志主编索莱尔斯的著作《无限颂》，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发现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普鲁斯特、杜拉斯、西蒙、阿拉龚、米肖等一系列特立独行的作家。在索莱尔斯看来，文艺的魅力在于创新，在于独一无二。这种思想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例外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因此，法国文学可以借鉴的地方不仅是内容，而且是不断反叛的（或不断创新的）写作技巧。2002年，我出版的专著《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就是对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写作技巧进行的思考。

翻译《改变命运》

留学生：2013年，你将《改变命运》一书译成汉语并亲笔题词馈赠法国总统奥朗德。你能谈谈当时翻译此部作品的原因吗？

刘成富：我这一生似乎主要做了三件事：法语教学、法国文学研究和法语翻译。在法语翻译中，既有文学翻译，也有学术翻译。要翻到一本好书，有时要靠运气。比如，《消费社会》的翻译被cssci引用的次数多达千次，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部译著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改变命运》一书的翻译也是机缘巧合。本来，这部译著要在2012年奥朗德防华期间问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推迟了。刚接到译林出版社邀约的时候，我既紧张又激动，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作者的作品，而是出自一个在位的法国大总统之手。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让我的研究生房美参与翻译，希望通过翻译实践能让我的学生快快成长。相对于其他翻译任务，《改变命运》这部作品的翻译似乎更有诱惑力，因为通过这部作品的翻译，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不仅能够了解法国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发现奥朗德的理想和抱负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更希望知道奥朗德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改变法兰西人民命运的。

留学生：你觉得这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或障碍？

刘成富：就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是最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院罗新璋先生曾用“三非”概述过自己的看法：“文字翻译非文学翻译，中译外非外译外，精确非精彩之谓也”。《改变命运》虽然不是文学翻译，但是要做到“信、达、雅”也非易事。法国大总统的语言既非文学语言，也非学术语言，也非日常口语。这种语言必须要大气、庄重，必须体现总统的尊严，必须要让所有的人读起来舒服，听起来悦耳。因此，如何把控语言的节奏、语言的清晰度和语言的感召力，也就成了我们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挑战。当奥朗德在信中称赞译文的翻译质量时，作为译者，我如释重负，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安慰。

留学生：你在看到法国总统奥朗德亲笔书写的感谢信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次事件对你今后的影响有哪些？

刘成富：收到奥朗德的来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很兴奋，就好比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所有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在中国从事法语语言教学、法国文学研究以及中法文化交流的人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这封信是对中国法语学人的巨大鼓舞和鞭策。让我开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者常常被视为配角，是“隐形人”，平时根本得不到重视。法国总统作出如此大的反应，不能不让我受宠若惊。对译员的肯定，就是对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的重视，他让“隐形”的译者走到了前台。就我个人而言，我将努力开拓，戒骄戒躁，继续把我一生的三件大事做好，继续做好文化“摆渡人”的工作。在我的船上不仅搭乘法国作家，而且在返程的途中还要装上中国文化。为了宣传中国文化，今年4月我与我的博士生合作编写了《最扬州》，而且在出版之前，就这一课题我也曾在非洲国家做过多次演讲。

研究非洲问题

留学生：除了法语语言文学以外，你目前还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呢？

刘成富：中法文化交流是我的主攻方向，除此而外，我还十分关注非洲法语地区。非洲有许多法语国家，历史上都是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但是法国在非洲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法国人把非洲作为他们的“后院”。我希望把法国研究扩展到法语国家研究，并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地理系、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们共同开设了有关课程，把语言、文学、文化结合起来，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全新的国际视野。作为学者，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结合起来，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最近几年，我走访了南非、刚果（金）、刚果（布）、马里、加蓬、喀麦隆、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我觉得非洲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

留学生：你认为如何在中非合作中构建中法战略伙伴关系？

刘成富：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如果说拉丁美洲是西班牙的美洲，那么非洲也就是法国的非洲。产生这样的心理其实不足为怪，因为在50多个非洲国家中，有22个国家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奥朗德在《改变命运》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共和国也将针对非洲执行一项新的政策，这是法国的荣誉，也是它的关注所在。”如今，中国人大举进军非洲，法国人反应之强烈不言而喻。西方媒体对在非的中资企业歪曲事实的报道，就是有力的明证。在西方舆论的诱导下，非洲少数知识精英也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合作颇有看法，甚至到了杞人忧天的程度。2014年4月，我在喀麦隆举办的“侨民的作用与中非合作”国际研讨会上，就亲耳听到有位学者说道：“笑容可掬的菩萨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凶神恶杀的魔王呢？”

对抗，两败俱伤，死路一条；合作，互利互惠，前景广阔。在中非合作中，必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化挑战为机遇。这里，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需要非凡“智慧”。中非合作不仅仅是中国人和非洲人的事，还应充分考虑前宗主国的影响和作用。只有这样，中非合作才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4年7月，我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非、法三方合作模式的探索与思考”，希望为中国人能够在非洲大陆采取积极姿态，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