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利成

[摘要]高敬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特别是在各根据地红军相继长征之后，他带着千余人的游击士兵们在鄂豫皖大别山转战三年屡挫敌军大的围剿，并常年保持一千余人的成建制的兵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又率先与国民党议和并成为新四军成立的主力部队。在其1939年被冤杀后，案情在1977年给予平反。

[关键词]高敬亭；游击战；新四军；冤案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县委书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在根据地长征之前的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将苏区的零星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从而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斗争，不断打败重创国民党军队，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是中共南方八省游击队中唯一保持成建制的。并且在抗战初期不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受到国共双方领导人的嘉奖。

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他根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和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他化名李守义，以军政治部李主任名义与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同志亲自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1937年7月28日上午在岳西九河的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这就是著名的“岳西谈判”。这次谈判是红军南方八省游击战争中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谈判，开始了国共两党进行地方合作抗日的先河。

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敬亭的部队被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他任职第四支队司令员，他率部在七里坪完成改编之后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击毙日军二十多人首战告捷，并且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是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为继续配合友军作战，高敬亭在安庆到合肥，合肥到六安地带专门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从1938年6月到10月四支队陆续取得6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1400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9年4月下旬，新四军军长叶挺到江北巡查督促四支队东进，在此之前中央也要求高敬亭部在合肥、蚌埠和徐州三线进行抗日，但是高敬亭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东进。特别是在“杨曹事件”后他受到波及，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肃反错误，以及在部队中排斥延安来的干部，最终于1939年6月24日以“反党、反军部、张国焘的高足弟子”等罪名被枪决，这就是著名的“高敬亭冤案”。

1975年10月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她父亲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已经重病缠身，就批复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调查此案，并要求结果，11月汪东兴递交调查报告，12月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主要是项英。”至此高敬亭案被沉冤得雪。

关于高敬亭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大家都得到一个共识，即高敬亭被杀是一个错误。这点不容被忽视，因为无论是从他当时的行为还有他抗战和游击战争的功绩来说，杀他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高敬亭以及高敬亭错案研究的主要期刊是研究新四军的《铁军》、研究江淮地区的《江淮文史》以及研究党内人物与军史的《党史纵览》、《党史博采》以及《军史历史研究》；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以及河南师大学报等等。书籍主要有林维先《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以及《红二十八军战史》等。对高敬亭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高敬亭的军事战功等记述，另一方面是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原因分析，是谁的原因谁应该负责主要责任。

一、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高敬亭

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高敬亭主要集中于其重建28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艺术，在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带领红25军向西北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并留下指示让省委常委兼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担任其后的领导责任。从而开始了鄂豫皖根据地与中央断绝联系独立进行斗争的三年。

在对高敬亭游击战争的指挥艺术方面，兰州军区的许庶在《高敬亭游击作战艺术》总结为四点：第一，“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术。第二，灵活运用伪装战术。第三，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第四，正规红军和便衣队紧密配合。[1]对高敬亭在大别山游击战争指挥艺术进行了阐述，高敬亭的游击作战艺术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作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许占权在《论高敬亭在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褒贬不一，但是高敬亭完成了1934年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不仅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还锻炼保存了一大批经过火与血考验的骨干。他指出高敬亭在游击战争中的几点贡献：一，临危受命，重建红28军，粉碎敌人的三个月“清剿”计划；二，放弃西进计划，决定独立领导边区党政军民坚持长期斗争；三，坚持以营为单位，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敌人的反复“清剿”；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主动与国民党展开停战谈判斗争，决定红28军集中改编。[2]高敬亭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果断接下重任，重建红28军，为保存根据地，果断放弃西进计划，保留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大别山的特殊环境里，不断探索总结出独特的游击战术，在抗战救国的危机时刻，主动与国民党当局在1937年7月28日展开停战谈判斗争，为南方八省游击队联合抗战做出表率。

高敬亭在大别山担负起组织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民与敌人的斗争，并且顽强的坚持了三年，粉碎了敌人梁冠英以及后来的卫立煌的多次围剿，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但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仍然延续了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边区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其本人也是张国焘提拔的，并且在这三年里树立他的权威，肃反时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并且没有实施集体领导，这也是他被杀的重要原因。

二、抗日战争的高敬亭

1937年7月28日，高敬亭和何耀榜一起与卫立煌督办的代表进行了停战谈判，并达成十一条条款。它首开了国共两党进行地方合作抗日的先河，结束了鄂豫皖边区10年内战的局面，为接下来的华中抗日奠定基础。[3]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央决定将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27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该军并没有军长）和豫南游击队代表张明河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参加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3月，高敬亭带领第四支队参加对日抗战，取得了大约60多次的胜利，击毙俘虏日伪军3000余人，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高敬亭能征善战，甚至得到过蒋介石的赞赏，这时期的高敬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高敬亭与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领导的磨合问题，高敬亭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就导致了“新开岭事件”。第二，高敬亭拥功自大，1939年1月，项英致电毛泽东：“高敬亭仍现地收编土匪，自行扩大不对······”高敬亭对项英的做法置之不理，很快将第四支队发展到1万余人。项英说高敬亭是不服从命令的山大王，如果不处理他，以后谁也管不了他。[4]

高敬亭对下第四支队中与中央代表不和，对上与自己的上司项英不和，所以就导致了他后面的悲剧。

三、高敬亭被杀原因分析

“反杨、曹斗争”是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索，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一手提拔上来并且曾经任过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现在他们卷了财物投靠了国民党，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高敬亭在“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因此在这次反杨曹的斗争中很多人对高敬亭也产生了不满。[5]揭发高敬亭的一些问题，并且他没有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进行抗日的命令，引起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不满。

高敬亭被杀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相当一部分作者把原因归结于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不仅主动撤出根据地，还居然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的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等人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在桂系军队入驻大别山时，高敬亭坚持要保留大别山根据地，不服从中央东进的指示，这是高敬亭被杀的重要原因。第二，上文曾经提到过高敬亭是张国焘提拔的，所以在张国焘主持下的鄂豫皖肃反中，高敬亭杀了不少人其中不少是冤枉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自己又亲自主持了几次肃反，因此部队上有不少怨言。第三，上面说过新开岭事件和曹杨事件是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索，还有高敬亭在部队中说一不二，专权作风比较明显。

四、高敬亭被杀谁负主要责任

虽然之前已经分析高敬亭被杀的原因，情节很严重，但是依照高敬亭曾经的战功，把他进行枪决是欠妥的，特别是在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高敬亭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方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改造与处理。”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时，刘少奇问他：“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6]这些可以反映出高敬亭罪不至死，那么到底谁要对高敬亭被枪毙负责呢？

在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给她父亲平反，毛泽东同志让汪东兴去进行调查，后来毛泽东在汪东兴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主要是项英。”这就给高敬亭冤案的负责人指名道姓了，但是后来研究者发现高敬亭冤案和叶挺也有关系，毕竟是在叶挺主持下进行枪毙的，这就变得有点复杂了。

在童志强教授的《关于高敬亭》一文中，提出了很多新观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大量查阅了在台北的关于高敬亭的电报，其中没有找到蒋介石下令枪决高敬亭的电文，并且说其80年代采访过原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戴斩钉截铁的表示：是党中央批准枪决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他看的电报。并且反问童：“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7]提出高敬亭被杀原因和叶挺关系不大。赵东云就这篇文章提出质疑《对<关于高敬亭>一文的三点质疑》指出项英对高敬亭被枪毙事先并不知道，并且在提交电文时指示附属名字，还有指出叶挺和高敬亭被杀有很大关系，举出叶道志的例子来说明叶挺既然可以杀他那就可以杀高敬亭，并引用陈毅在谈论高敬亭案的时候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搞掉的。”以此来证明叶挺和高敬亭案的关系。

在2011年9月在安徽岳西举行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学术研讨会上，童志强做了《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提出高敬亭的功绩要讲够，高敬亭的错误要讲透和剖析高敬亭案的责任。提出三方责任说，第一是高敬亭自己的责任，他顽固拒绝上级对他的批评教育，中央派出了大量的人做他的工作，但是他仍然不率部东进，一步步失去对他挽救的机会。第二，反高斗争时在场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也有责任，1939年4月18日，在叶挺过江时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曾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处理高的上中下三策，让高去延安学习养病为上策，四支队由其他人代他为副指挥为中策，下策是撤销他的职务，但是当时江北的领导人提出杀高的下下策[8]。第三，中共中央也有责任，鉴于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毛泽东对军队人事大权的绝对掌控，很难想象会允许下面不经批准擅自处死这样高级別干部。并且在高处死前，中央、长江局和军部电报中多有对高敬亭进行帮助教育改造等词，说明上级对这支红四方面军余部不怎么放心的，所以中央也有责任。后来童志强在另一篇文章里《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一文中更是指出枪决高敬亭是中共内部的事务。后来王辅一在《澄清不实之处恢复历史原貌——对<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的疑义》[9]中指出童是给项英脸上摸黑，高敬亭之死和项英并没有关系，就此进行了论战，后来童也就这篇文中给予了回复。

高敬亭有功有过，作为三年游击斗争的领导者和抗日战争的斗士，他是有功劳的，但是他专横，任性，不服从上级和中央命令，仍有早期根据地的山头主义倾向，所以他是有过的，特别是他作为张国焘余部，而当时张国焘叛离中央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时杀他就在所难免了，他罪不至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死。

[注释]

[1]许庶.高敬亭游击作战指挥艺术[J].军史历史，1987（06）.

[2]徐占权.论高敬亭在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12（04）.

[3]聂皖辉.高敬亭将军与“岳西谈判”[J].党史纵览，2002（09）.

[4]周鹏.抗日斗士高敬亭将军被错杀前后[J].党史文苑，2005（17）.

[5]陈加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的高敬亭[J].铁军，2009（05）.

[6]有庄.一个历史的悲剧—高敬亭之死[J].百科知识，2007（20）.

[7]童志强.关于高敬亭[J].铁军，2011（11）.

[8]童志强.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J].铁军，2012（03）.

[9]王辅一.澄清不实之处恢复历史原貌——对《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的疑义[J].铁军，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