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茹，胡宏伟，王濛

（1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3；2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北京100081）

政府规模、财富水平与社会保障投入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王静茹1，胡宏伟1，王濛2

（1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3；2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北京100081）

政府规模与财富水平是影响社会保障投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探寻变量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对认识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发现了政府规模和财富水平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倒U型”影响，与研究理论和假设相悖。去掉部分特殊省份后，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政府规模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倒U型”影响路径是由特殊省份导致的假象；而财富水平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影响路径却是显著的“倒U型”，回归结果非常稳健。分析发现，福利制度体系的低水平管制则可能是这种“倒U型”影响路径存在的根本原因。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平衡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民生型政府、放松福利体系管制等建议。

政府规模；财富水平；社会保障投入；省级面板数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进国民生活、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日益重视，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中国社会保障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可持续能力方面有了较大提高。

通常，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是影响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财富的不断增加，为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投入水平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能力的提升，也使政府稳定提供社会保障等福利成为可能，为国民社会福利改进奠定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往往与政府的规模密切相关，根据历史和现实经验，福利项目相对完备、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的福利国家大多伴随有较为庞大的政府规模，相对较大的政府规模是政府生产和供给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政府规模和国民财富水平对国家社会保障投入的影响路径往往是正向的。

我们在梳理政府规模、国民财富水平对中国社会保障投入影响的历史数据时发现，如果把这种发展关系从时间趋势转化为截面的不同省份上来看时，影响路径呈现微弱的“倒U型”或者“S”型。这揭示着中国政府规模、国民财富水平在影响社会保障投入方面存在某种特殊路径和规律，本文旨在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探求这种影响路径的真伪以及隐藏在具体路径下面的规律，从而进一步促进包括中国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二、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是实现国民福利的有效路径，作为衡量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方面，一国社会保障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地域差异等多个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阐述社会保障投入产生的影响，而对于社会保障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就内容而言，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投入的相互关系是此类研究的主要方向。GiorgioBellettini，CarlottaBertiCeroni（2000）通过对61个样本国家全国数据和20个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一直存在着重要关联且呈现出正向的趋势，且欠发达国家的相关性更为显著。Vincenzo Galasso，Paola Profeta（2002）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选取经济因素与政治制度两个维度，通过比较它们对社会保障的含义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经验上的关联性。同样，国内研究中，董拥军、邱长溶（2007）以1989年至200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与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正向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但是，与上述观点不同，崔大海（2008）采用1978～2006年相关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促进了财政社保支出，而社保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他多个学者均采取一定方法论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多研究了社会保障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然，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社会保障投入的基础性因素。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社会保障制度等其他因素也是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张天芳（2007）利用1982～2003年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利用非参数回归理论，研究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对社会保障支出正相关的动态作用。柯卉兵（2007）认为地区差异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有所不同，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另有学者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殷宝明（2007）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导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其中社会保险支出增长是总社保支出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且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加剧了社会保障投入。而曹朴（2006）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居民储蓄、地区性差异、政府临时性政策都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因素。MartinFeldstein（1974）建立了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说明社会保障与个人储蓄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会使个人储蓄降低30%～50%，但个人储蓄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未作明确说明。

一般情况下，影响社会保障投入的因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民财富水平，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则与政府规模关系密切，因此，政府规模、国民财富水平与社会保障投入水平息息相关。Allan H. Meltzer，Scott F.Richard（1981）认为，政府规模是由收入再分配的额度来测量的，而收入再分配的额度依靠选举方式和经济生产力的分配，而社会保障投入是一个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过程，故与政府规模存在一定关联。Torsten Persson，GuidoTabellini（1999）在1990年左右全国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半总统制下的政府规模比较小，导致较少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是社会保障投入的重要方面。吕炜、单双（2009）通过分析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GLS方法对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规模会对社会保障投入产生较大影响。社会保障投入是发展社会福利的主要方式，诸大建、徐萍（2011）基于中国1980～2006年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研究政府规模影响福利的结构路径和传导路径，结果显示，政府若侧重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投资，则能够以较小的政府规模获得较大的福利效果。徐萍（2010）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政府规模的研究文献，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

综观上述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对影响社会保障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可以看出，时间上，国外学者研究明显比国内要早很多，这与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起步晚有关；内容上，国内外研究侧重于社会保障投入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对影响社会保障投入水平因素的研究比较少，层次比较浅，且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对政府规模、财富水平与社会保障投入关系尚未作出详细、明确的论证。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十分必要，这对于探究如何提高政府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促进政府转型、完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假设、数据与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需要，结合理论和经验，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相对规模越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相对越强，相应省份社会保障投入水平也越高；

假设2：人均GDP水平越高，省份人均财富水平相对越高，省份经济越发达，相应社会保障投入水平也越高。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省级层面的年度数据，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了2006～2009年四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财政统计年鉴》。其中人均GDP、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去除了通货膨胀率，CPI以1978年为100。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选取了人均社保财政支出总额作为因变量，代表省份相应社会保障投入水平。①而在自变量选取方面，选取人均GDP来反映财富水平，用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用城市化率反映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用政府工作人员与总人口数的比例反映政府的相对规模，用第一产业占比反映农业在各省份中的经济地位，以此来反映省份间的工业化程度差异，用人均高速里程反映各省份的开放性，假设认为人均高速里程越长，该地区市场的开放性越强，用人口密度反映区域性人口分布状况，用加权求得的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各省份的文明发展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分析

因为使用的数据是2006～2009四年的面板数据，所以，下文做数据描述分析时，仅选取2009年数据进行描述分析。

1．变量描述

从下表可以看出，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2009年均值为756.71元/年，其中最少的是浙江省，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仅为300.11元，而最高的上海，高达1756.66元。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人均GDP水平最低的是贵州，仅为10442.89元/年，最高的是上海，高达79312.52元/年，说明中国地区收入差别非常明显。65岁以上老年人口计算的老龄化水平最低的省份是新疆，仅为0.07，最高的是上海，高达0.14，上海的老龄化水平已经相当高。城市化比例最低的是西藏，仅为0.24，比例最高的是上海，高达0.89，区域间城市化发展水平差异大。政府相对规模最低为0.01，政府相对规模最高达0.03。第一产业比例最低为上海，仅为0.01，最高为海南，高达0.28。人均高速公路里程最低仅为0.27公里/万人，最高达0.64公里/万人。人口密度最低的是西藏，仅为0.0002万人/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上海，为0.30万人/平方千米。加权求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仅为1.06年，最高为1.81年。

表1 变量描述(仅2009年)

2．关键变量图分析

进一步对关键变量进行作图分析，结果见图1至图4。图1、2分别为政府相对规模、人均GDP对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水平的关系对应图，而图3、图4则使用库兹涅兹曲线对上述变量做了相应拟合。从图1和图3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投入与政府相对规模之间可能存在微弱的“倒U型”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与两个奇异值(北京和西藏)过高的政府相对规模有关，如果去掉北京和西藏，可以发现剩余省份基本上呈现直线关系图。而图2和4则反映了人均社保财政支出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似乎呈现微弱的先升后降再升的关系，但是，如果去掉几个奇异值(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水平过高)后，其他省份似乎呈现微弱的“倒U型”关系。这种非直线影响路径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当然，上述作图分析仅能得到相应变量关系的粗略认识，特别是在仅有1年样本的情况下，相应关系的反映则更不可能全面、客观反映变量关系实质，需要使用回归分析方法来进一步确认相应变量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

图1 社保财政投入与政府相对规模

图2 社保财政投入与人均GDP

图3 社保财政投入与政府相对规模（拟合图）

图4 社保财政投入与人均GDP（拟合图）

（二）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建立回归模型，对人均GDP、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取对数值，回归结果如下。模型1～3均为不放入政府相对规模二次项、人均GDP对数值的二次项的估计结果，模型4～6放入了上述两个变量二次项。

根据研究需要，分别建立以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绝对和相对水平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其中，因变量Yit分别由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三个变量代表，c表示公共截距，是常数，i表示个体差异，即个体效应，xit为各控制变量，it为模型忽略的因素的影响。混合模型假设各个省份不存在观测不到的固定差异，固定效应模型认为各省份存在固定差异，随机效应模型假设i是随机的，且假设不与自变量相关。

根据方程，分别利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方法估计上述方程，并通过计算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定数据应采用何种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应当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相对规模一次项的影响为正，二次项的影响为负，而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估计结果非常显著。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相对规模、人均GDP两个变量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影响均为“倒U型”，即一定范围内随着政府相对规模扩大、人均GDP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投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政府相对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提高，与之伴随的却是社会保障投入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研究结论与假设并不相符，该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不是本文研究重点，此处不再赘述。

表2 回归结果

上文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投入水平并不会随着政府相对规模的扩大而直线提高，反而可能出现一种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看，在一个政府主导国民经济和福利体系的制度框架下，现有理论和经验并不支持政府相对规模对相应社会保障投入的“倒U型”影响。结合上文中图形分析可以发现，可能是一些“特殊省份”影响了估计结果。所以，本研究进一步考虑去掉特殊省份进行回归分析。去掉政府相对规模的特殊省份北京、西藏，分别估计包含和不包含政府相对规模的二次项的模型；在特殊人均GDP方面，去掉特殊省份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特殊省份，并分别估计了包含和不包含政府相对规模二次项的模型。经过检验，估计仍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相对规模二次项放入回归模型后，并没有影响政府相对规模一次项的影响方向，而二次项的影响方向也为正，且并不显著，而政府相对规模一次项的影响则是较为显著的正向，与假设完全一致。综合判断，模型应当选取政府相对规模一次项，也就是说，政府是相对规模越大，社会保障投入水平也会越高，这种正向影响是较为稳定的。而另一方面，反映省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变量的一次项、二次项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这表明财富水平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倒U型”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3 去掉特殊省份后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模型)

四、结论与思考

（一）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相应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政府规模对省份社会保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合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政府规模对社会保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大，相应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也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状况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规模和服务能力的。当然，这也是由于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导致的。②

第二，政府规模对省份社会保障投入的“倒U型”影响并非两个变量的真实关系，而是“假象”，是由于部分“特殊省份”导致的。作图分析中反映的政府规模与社会保障投入的“倒U型”关系，以及回归结果中的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不是真实的关系规律，而是由于一些取值特殊的省份作用的结果，分别从政府相对规模(北京、西藏过高)、财富水平(上海、北京、天津过高)两个维度去掉特殊省份，发现这种“倒U型”影响本质上并不存在，而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

第三，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省份财富水平对相应社会保障投入具有“倒U型”影响，这与假设相悖。

中国的福利制度设计是导致上述“倒U型”关系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制度设计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初衷就是保障基本生活和基本福利需要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较低层次的低保、救助、一般保障项目等，这个定位是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对其“福利国家”的定位的。社会保障与居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保障能力相互补充，如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个人和家庭自我经济保障能力越强，很多低水平保障项目已经不需要向区域内大多数居民及其家庭提供，那么，现有低水平福利型的社会保障对其支持力度就会变小，即财政社会保障投入的人均量就会降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则仍需要大量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来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项目，但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则不需要这样。这就最终体现在大多数省份（除去特殊省份）呈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社会保障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反而降低了。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制约，经济发展水平最差的省份（除去高额中央转移支付的省份）的财政税保障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起初并不高，而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的绝对和相对财政社保支出水平达到最高值，发达的省份由于居民自我经济保障能力增强，对低水平保障项目需求减少，其所需的低水平保障项目支出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则反而降低了，即“穷省付不起、富省不需付、中等省份付”的局面，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社保支出量(绝对和相对)之间呈现总体下降、“先升后降的倒U型”。

（二）若干思考

第一，应在不增大政府规模的前提下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其相对规模有正相关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福利体系，就只能依赖于不断扩展政府的规模，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相对规模已经较大的国家，当前所需秉持的理念不应当是大政府，应当尽量让政府退出越界干涉的领域，让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其功能。

那么，如何平衡政府规模与相应公共服务能力呢？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我国应当将在不增大政府规模前提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作为政府建设和改造的重点内容，重新厘定和梳理政府权责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合理干预，退出不应当干预的范围，以此实现政府规模缩小；而与此同时，应当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可以适度扩大政府规模，增加人员编制和相应财务支出。而且，这种改革和权责转换应当坚持渐进原则，在政府渐进改革中实现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能力的平衡发展。

第二，建设民生型、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和转型，强化政府的民生和服务责任。实现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能力的平衡从根本上应当有赖于政府转型，建设民生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当前，中国政府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型政府、发展型政府，政府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未来，应当大力推进政府改革和转型，减少政府在拉动经济和干预社会方面的作用，着力建设民生型、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改善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等基本服务职能方面。没有政府改革与转型，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能力平衡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放松福利管制，建设适度、普惠、持续、体面的国民福利体系。根据本文分析，可以基本确定是由于福利制度设计的约束，导致了大部分省份在社会保障投入方面遵循了“倒U型”路径，社会保障投入并没有随着财富水平提高而直线增长。所以，从制度管制角度来看，应当放松对国民福利体系低水平的管制，适度调节和完善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国民福利体系建设，建设适度、普惠、持续、体面的国民福利体系，允许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待遇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提高，使国民能够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注释]

①使用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代理社会保障投入水平是合理的，因为，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和支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是社会保障投入的主要内容，而且，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水平体现了社会保障投入的政府责任。

②通常，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定义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即政府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宏观经济的起伏和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影响。

[1]Giorgio Bellettini,Carlotta Berti Ceroni.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assessment[J].Research in Economics,2000,(9):p249～275.

[2]Vincenzo Galasso,Paola Profet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security:a survey[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3):p1～29.

[3]Martin Feldstein.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10):p9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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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曹朴．影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2006，(6)：77～78．

[12]吕炜，单双．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政科学，2009，(3)：106～115．

[13]诸大建，徐萍．中国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福利提高的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6年数据的检验[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5，9(3)：1～13．

[14]徐萍．政府规模与国民福利增长：一个研究综述[J]．北京经济，2010，(8)：60～62．

[15]胡宏伟，屈朝霞，高敏．社会福利刚性低水平管制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2～83．

责任编辑：徐慧枫

DF810.453

A

1008-4479（2015）06-0104-08

2015-08-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GL072)、河北省社科基金（HB15GL056）的阶段性成果。

王静茹(1993-)，女，河北石家庄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生；胡宏伟(1980-)，男，汉族，河北满城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大光华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工教研室主任、社会保障与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新泽西州立大学华民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公共经济、社会政策。

王濛（1994-），女，湖北武汉人，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