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星铎 阮帆

画情画景画乡愁
—— 专访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画家司徒立

文/吴星铎 阮帆

布列松作品《画室中的司徒立》

观司徒立的画，自然会感动于其笔下天地。

就像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南山肖像》中所说，司徒立“带着幽深的乡愁，生活在巴黎”，他画瓷瓶，“将瓷瓶放置在这片空间之中，以纯粹直观的方式，用炭条静静地与之对话。”他画兰花，“并没有去塑造一般意义上的幽兰的形象，而是让这些兰花真实地生长，如眼所见，如眼亲见，在生长之中遭遇某种生的、活的机缘。”

司徒立的画不在求取西方或东方的风格，也不着意描写景物的美貌。他的画面，除了美貌，兼具深情。

这位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在外国专家大厦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笑风生之间，为我们素描他的绘画观点，勾勒他的思乡情感，工笔他的教学点滴，写意他的人生画卷。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什么事都没做过，就是画画。一直画到现在，除了画画，我可能什么都不懂。”画家司徒立这样说。

乡愁里的“神经佬”与“火凤凰”

司徒立1949年生于广州，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很有绘画才能，而被市里集中起来接受训练。

那一批孩童当中，真正一直在绘画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不多，而司徒立就是一个。说起童年在他创作上留下的最直接的痕迹，竟然是放学回家路上总可以遇见的一个“神经佬”。

这个神经佬据说是一个很聪明的大学生，因为谈恋爱被开除了。神经佬总在他们家住的街头摆棋局，“许多人就前去挑战，但始终没有人赢过”。因而，尽管神经佬总用他那“脏得不能再脏的脚站着下棋”，小孩子们对神经佬还是敬畏三分的。

但真正令热爱画画的司徒立感到激动的，是有一天神经佬仅凭一根钉子和一块石头，就在灰色的水泥地上叮叮叮地敲出了一只凤凰来。正看得出奇，神经佬又用红砖磨了些粉末撒进去，然后就开始围那只火红的凤凰跳舞。

神经佬边跳还边叨唱着那只有两句词的歌：“花开花不开，花不开花又开。”

司徒立说：“当时虽然不懂，却觉得非常的深奥，有些禅意，于是这简单的歌便这么印在了我脑子里。”

1975年，司徒立只身一人从香港辗转去巴黎求学。刚在公寓住下不久，他就发现寓所前面的空地上恰巧也有这么一块灰色的水泥地。仿佛那只火红的凤凰从来就未远离，又好似花开花不开的童年仍然在继续。

不用说，对于一个在异乡漂泊的人来说，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他又惊又喜，竟温暖得有点摄人心魄。感慨之余，他决定，要以这个石板为题材，画一幅画。

凭着记忆里的曲线和力度，司徒立用铅笔描了几天几夜，复活出了一只“高清”的火红凤凰。

这幅画后来被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一个汉学家相中。他恳请司徒立一定要把画卖给他，并给出了2000法郎的高价。

在那个时候，2000法郎是什么概念呢？“我记得当时在大学饭堂吃一顿饭是2块9毛钱。”司徒立说。

就这样，他的画被2000法郎买走。不过，他的乡愁却留了下来。司徒立说：“其实是想起了我的故乡，想起了我的童年，就是一种思念。”

司徒立作品《家居物事·明净》纸本木炭

四十多年前的风华少年

司徒立说自己的命运“很有点古灵精怪，算是很幸运的那种，一路走来，结交了许多的大师”。

早年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接触了几个“民国时期就已经很著名的老先生”，比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他们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儒学界里最受西方关注的几位大师。司徒立说，跟着他们上课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书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可见学问之深。而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依附权贵也不向任何政治势力臣服的独立精神。

“对于学者，这个独立精神是很重要的，他们就保持在那里，做学问。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比香港的普通公民都要艰苦，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才能够把中国的一个门脉保存到今天。”司徒立说。

徐复观对司徒立影响颇深，他坦言，自己带的40多个博士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学中国的美学，而他指导学生的思想主要就是从《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里来的。《中国艺术精神》采取了一种融汇诸家、吸其所长的态度，站在精神的高台上，将魏晋至唐宋以来的文人画论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将绘画史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思想传统，书里也没有表现出什么门户之见，更不搞什么党同伐异。透过文字，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徐复观的艺术魅力，和一种做人为文的境界。

这一点，司徒立也有所传承。他向往绝对的独立和自由，享受不带功利色彩的创作，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保有那么点文人的清高，以至于他现在还会怀念六七十年代的巴黎。

“那个时候是绝对的自由的空气，我们享受着人性的完全释放。”他直言不讳，“这种绝对的自由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对我们艺术家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

司徒立说，“那个时候经济太好，大家都不讲钱”，他是真正感受到了“人的精神解放的时候是如何的一种状态”。

“我们也真的不怎么谈到事业啊，成功啊，职业啊什么的。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专业画家要通过画画赚钱。当时我们想的就是画画，就要把画画好。”那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你以为眼前坐着的是40年前那个在法国留学的风华正茂的少年。

司徒立油画作品《佳柔山-西班牙大风景》

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摆渡者”

“我属牛，要干活儿的，所以一干就是20多年。这是我的国家，我小时候在这里受过教育，我当然最后要落叶归根，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还回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情结。”司徒立说。

司徒立在法国生活了40年，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他是第一个在巴黎国家现代博物馆举办个展的华人艺术家，先后获得意大利“卢比欣”绘画大奖、法国巴黎学院“费里翁”绘画大奖、法兰西学院绘画最高奖等众多艺术大奖，并于2004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他从1991年起与中国美术学院开展全方位合作交流，1992年任客座教授，2000年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创办了艺术现象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倡导汇通艺理、汇通中西的学术精神。

在司徒立的积极倡导下，中国美术学院在全国乃至全球，首开“美术学实践与理论复合型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先河。迄今为止，司徒立为中国培养了43位博士和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其中大多数已成为中国画坛上极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与中青年学术骨干。多年来，他辅导的学生科研成果30多项获奖，尤其是在5年一届的代表中国最高创作水平的全国美展中成果显著：蔡枫作品《古树祭》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孔国桥作品《口述历史》、蒋梁作品《祈思》、陈欣作品《事象地平线》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等。

与司徒立一同来京的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余旭鸿为我们介绍说：“司徒教授一直积极为中法友谊牵线搭桥，在他的引荐下，引进国际一流艺术家来华担任客座教授，法国驻沪领事馆也在1996年把一批珍贵的图书赠送给中国。国内众多著名艺术家在巴黎留学期间，都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他多次策划了在国内外学界有重大影响的‘法国·中国具象表现绘画特展’，在中西方艺术对话中，向西方传播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成果。”

“司徒教授是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摆渡者’。”余旭鸿说。

法籍华裔画家司徒立近照

画家是用眼睛思考的人

“其实绘画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就是塞尚说的，用眼睛去思考去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画家就是用眼睛去思考这个世界的人。”司徒立说。

他分享了早年徜徉在法国的画廊里的那段岁月与领悟。“当我看到贾科梅蒂那瘦瘦的、单薄的、颤动着诗意气质的雕塑，我真实地感受到了震撼，甚至有一点发抖。”司徒立回忆说。

司徒立说：“当时我没有能够弄懂，一件作品，怎么会有那样的，好像能够腐蚀我们生命的那种力量。”但不久之后，他明白了，那种力量是经历了二次大战的贾科梅蒂对于人、对战争深刻剖析的结果，反映的正是20世纪人类的软弱和不堪一击。

“二战后，西方的人们把人分析，剥开来，把所有不相关的东西都剔除掉，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的纯粹的存在。”司徒立领会到绘画不仅是一个表达事物有多么美丽的工具，而且是思想的一种语言，是用思想对真实存在的表达和反思。借着这种启发，他开始反观中国的社会，反观中国的绘画创作。“所以我后来的整个事业，就是围绕这个艺术真理性的问题，什么是艺术真理的问题进行的。”司徒立说。

带着这个问题，司徒立试图从具象表现绘画的方法里面找到答案，他一步步探索着，以求得什么情况下看到的事情才是真实的，如何才能够还原一个东西的本质。

他在唐末画家荆浩的《笔法记》里找到了答案的线索。“真，就是气质俱盛。有气、有质那就是一种真，生命力都存在啦。如果‘得其形’而‘遗其气’，就是只有形，没有气，就没真啦，好像一段枯木。”他说，“很多人画得形很像，逼真得要命，但就是没有生命力。”

与现象学结合起来看，那么“一是要回到事情的本身，二是用你纯粹的直观的，不经过污染不戴有色眼镜地去看东西，视其所是。”司徒立总结说。

司徒立认为，学绘画的时候，不应该过分强调绘画的意义、价值，或者说如何表现美的东西。因为如果“把艺术变成了一门语言，那么艺术就局限在了沟通的功能上。”

他说，实际上，画家的使命，是“用眼睛去思考这个世界”，尤其是思考这个世界上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就在采访的几天前，司徒立的小女儿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画参加画展，6幅画卖掉了4幅。昨天又打电话来，说剩下的两幅也卖掉了。女儿很开心，他心里也替她开心，这证明了她的实力——当初的选择并不是啃老爹。不过嘴上他还是给女儿泼了泼冷水：“这说明你的画太商业化了。”作为一个画家，司徒立觉得自己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女儿做一个画家。“我家的传统就是，从不干涉个人的自由发展。”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女儿当年读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给了自己的建议：“我们家姓司徒，司徒是管文教的，不学商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