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务正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潘务正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王士禛；《古诗选》；神韵诗学；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诗风契合清初统治者的需求，为他赢得“一代正宗”之美誉；王氏乐交游，与当时的诗人往来频繁；喜奖掖后进，门生后学众多。由此，其神韵诗学得到身前身后多数诗人的鼎力推戴。桐城诗学乃至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因素与王渔洋主张非常接近，这并非偶然，考察桐城人士与他的密切交游，桐城派中人对其《古诗选》的顶礼膜拜，则知桐城派所言之神、神气、神理及诗作的神韵风貌渊源所自。可以说在清代诗坛上，像这样呈地域性且整个流派都信仰王渔洋神韵诗学的情况并不多见。

一、桐城与新城的渊源

王士禛凭借诗坛影响及政治地位，与当时士人的往来相当广泛而频繁，其诗学主张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开来。王渔洋与桐城几大家族如方氏、张氏、姚氏、马氏等成员多有交往，且往往与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相关。考察王士禛对桐城诗学的影响，这种交往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最早与王士禛结交的桐城诗人为方文。顺治十五年，王士禛携带诗集慕名拜访正在京中的遗民诗人方文，对这位擅名大明湖的新科进士，方文早有耳闻，随即作《王贻上进士携其全集见示答此》，诗中有云：“王郎方弱冠，山左擅诗名。到处闻新作，居然见老成。”①方文：《嵞山续集·北游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87页。二人一见如故，多年后方文回忆这次见面时情景云：“昔君弱冠通籍时，都门一见如故知。”②方文：《嵞山续集》卷二《题王阮亭仪部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53～954页。王士禛作《为方尔止题姬人抱鸳图》四首相赠。这次见面，王、方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顺治十八年，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禛至金陵，二人在秦淮河畔重逢。康熙二年九月，方文至扬州会晤王士禛，同游平山堂，共赏戏剧。四年五月，王士禛于金陵访方文，出《抱琴》《看花》二图索题。十八日同游牛首山，论诗至丙夜。此后几日同登覆舟山、摄山、宝华山，至二十三日于龙潭骚分别，订新秋广陵之会。六月，方文至扬州；七月

初七，送别王士禛北上①参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9、133～138页；李圣华：《方文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17、359、406、411页。。每次相会，二人均有诗记其事。方文卒后，王士禛有诗悼念亡友。

桐城桂林方氏中尚有方拱乾、方中发等人同渔洋关系密切。顺治十八年，受南闱科场案牵连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方拱乾赦还，流寓扬州等地，时王士禛正任职此地。康熙四年，方拱乾同王士禛、冒辟疆小集，王氏集中有《将往金陵辟疆携歌儿见过同坦庵先生（方拱乾）、于皇、邵村、不雕、文在小集作》诗记其事。十五年，方拱乾至京，九月三日，王士禛招同宋苹、丘象升等人夜话②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第220页。。拱乾之子孝标善诗，亦得渔洋称赏③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67页。。方以智子中发也与王士禛有交往，作有《寄酬新城王少司农阮亭先生》五首，诗中推崇“渔洋绝调更清新”，认为像他这样的诗人“四海故应无两人”，并对王士禛寄予极高的期望：“独抱遗经盼后尘。”④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卷十七，清刻本。考王士禛任户部侍郎（即少司农）为康熙三十二至三十七年，诗当作于此时。方文、方拱乾与方中发年辈或长于王士禛，或与之相同，交游时诗风亦已成型，故而受其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却使得桐城与新城之间的联系密切起来。而年辈稍后的桐城诗人，作品则多有神韵诗风的色彩。

渔洋的桐城至交当属张英。康熙十五年，时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的张英就曾向王士禛问诗，多年后渔洋回忆云：“今桐城相国张公英为谕德时，以诗集属予评次。”⑤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一，《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4332页。次年，康熙帝召张英询问衙门官中长于诗文者，张以王士禛对，并说：“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⑥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王士禛全集》，第5084页。此后直至四十七年张英逝世，二人长期同朝为官，交往频繁。张英对渔洋的推崇不言而喻，时效其诗风。如《春山用阮亭韵》三首，其一云：“霏微残夜雨，山路不成泥。旧燕寻巢入，幽禽选树啼。秧随春水绿，花向夕阳低。溪上堪行乐，心情付杖藜。”⑦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中册《存诚堂诗集》卷二十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1页。诗写景清幽闲淡，有渔洋神韵诗风的特色；另如《直庐中同说岩先生读阮亭南海诗即用其见赠原韵寄阮亭》亦是如此。而这种“清微淡远”的“言情赋景”之作在其《文端集》中并非少数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文端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4页。，杨际昌还摘取了一些“秀骨天成，清新拔俗”的诗句，而其子廷玉亦与之“诗体相肖”⑨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83页。。同王士禛的交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英及其家族的诗风。

麻溪姚氏与新城王氏渊源颇深。顺治五年姚文然为山东乡试考官，取中渔洋长兄士禄。姚文然对王氏兄弟甚为推崇，康熙三年与王士禄书云：“日下诗古文辞，西樵昆仲实持其魁柄。”⑩姚文然：《与王西樵》，《姚端恪公集·文集》卷十一，清康熙刻本。文然与王士禛亦相善，有《寄王贻上》诗，题下注云：“时司李扬州。”⑪姚文然：《姚端恪公集·诗集》卷十二。可知是诗大概作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五年渔洋在扬州任上期间。文然族弟文默有《怀王阮亭途中遇雨》诗，首云：“晓雾客催别，登程雨复饶。”⑫徐璈：《桐旧集》卷五，民国十六年（1927）刊本。推断文默同渔洋曾谋面。文燮亦“与王渔洋先生善”⑬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8页。，有《昌谷集注》，宗尚中晚唐的诗学趣向同渔洋接近。文燮子士藟中进士后官编修，与渔洋同朝为官。王士禛送别他南归时，作《送姚绥仲（士藟）编修归省因寄羹湖（文燮）》诗二首相赠，诗中回忆曾与姚文燮“新诗烛下论”（其二）的情景。同时，姚、张二家族互为姻亲，更加密切了王渔洋与姚氏家族的关系。

王士禛曾两次经过桐城。康熙十一年四月渔洋以户部主事典四川乡试，是月二十八日路

过天柱山，《渔洋续诗集》卷四有《天柱山》《天柱山绝顶望见岷山作》《天柱山竹》诸诗，次日即离开，并未造访桐城。二十三年，已经确立诗坛地位且作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王士禛奉命祭告南海，再次途经桐城，情形与前次完全不同，他与此地诸大家族有了密切的接触。十二月二十三日晚次桐城，家居的张英即来相晤。次日，诸大家族代表悉数前来。先是吴子云、姚文燮、马教思、程仕来见。陈焯雨中过访，出《宋元诗会》属其评定；并游览陈氏山庄涤岑。过姚氏竹叶亭用午餐；饭后访马宅。晚在张英新斋宴饮，姚文燮亦至，欲留渔洋度岁。第三日同张英游姚氏山庄泳园，饮至漏下方入城。至第四日，王士禛方踏上行程①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第300～301页。。其间亦有值得考辨者。姚文默《同王渔洋张敦复家羹湖游敬亭山》诗云：“登临共喜趁朝晖，径绕丹梯翠湿衣。远寺烟消双塔出，平湖风急片帆飞。一湾老树榰高阁，千里晴云接短扉。自是乾坤留胜境，凭栏极目思依依。”（《桐旧集》卷五）此中提到的双塔，实为宣城敬亭山之名胜。考王士禛与张英、姚氏兄弟同在一处的可能仅此一次，而渔洋在桐城停留三日，并未有敬亭山之游，且宣城离桐城数百里之遥，三日之间也难来回。想是姚氏欲留渔洋度岁，拟其间游敬亭山亦未可知。渔洋这几日安排紧凑的接待活动，足见桐城几大家族对其文采风流的钦慕。

桐城人士对王士禛的推崇，是随其政治地位的提高与诗坛盟主身份的确立而逐步变化的，尤其是其诗风成为翰苑的典范，更为词臣辈出的桐城人士所膜拜。桐城中如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廷瑑、张若霭、张若澄、张若需、张若潭、张曾敞、张元宰乃至英来孙张聪贤六代十二人，姚范、姚鼐叔侄二人，方孝标及侄孙方苞，其他如戴名世等，都曾为官词垣，桐城人极为重视翰苑文学教育，如方拱乾就曾“为门生子侄之为翰林者，选《玉堂诗脍》一书”②方世举：《兰从诗话》，《清诗话续编》，第775页。。以翰苑诗风为标准，则必然揣摩渔洋诗作与诗学。这种情况下，王士禛势必成为桐城乃至桐城派的诗学偶像。

二、《古诗选》:桐城诗学教科书

渔洋诗学对桐城的影响，首先体现于诗歌选本上。在渔洋编纂的诗选中，桐城人士特别推崇其《古诗选》，晚清桐城人萧穆云：“近代诗家选本正宗，首推王文简公《古诗选》。”③萧穆：《刘海峰先生〈历朝诗约选〉后序》，《敬孚类稿》卷二，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43页。其言最有代表性。渔洋《古诗选》包括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两部分。五言古诗选两汉至唐诗17卷，“于汉几取其全；于魏晋以下递严，而递有所录，而犹不废齐、梁、陈、隋之诗；于唐录五人（笔者按，指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与柳宗元），明五言古诗之变而不失其正也”。七言古诗“自古辞下，八代兼采，放乎唐、宋、金、元诸大家”，共15卷。姜宸英在序中称是选为“诗家宝筏”④闻人倓：《古诗笺序言》，见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页。，该选在清代诗坛上影响较大⑤谢海林：《王渔洋〈古诗选〉的刊布及其影响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而桐城一地比其他区域对此书更是情有独钟。

桐城人士对是编的青睐，表现在批点是选，且编选诗集以此为参照。刘大櫆不仅批点过《古诗选》⑥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另据王达敏所见，刘大櫆关于《古诗选》的批点过录本现藏桐城图书馆。参见其著《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注释78。，编选《历朝诗约选》时也参照此书，徐世昌云：“（是选）上下古今，力趋正轨，与渔洋《古诗选》意指略同，而门径较为扩大。”⑦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卷六十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1页。是编选五言古诗始于托名苏、李的赠答诗，七言古诗始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虽与《古诗选》有差异，但不废齐、梁、陈、隋，又与王选“意指略同”。王选仅录古诗而不及近体，虽有其编纂意图，但毕竟未能全备；刘选尚录五七言律诗与绝句；选诗范围自汉、魏迄于其身处的乾隆中叶，这是较王选门径为广大之处。不过刘大櫆论诗重古而薄今，他说：“古之为诗者，非以为诗也而为之，发乎情之不容已然后言；言之不

足，然后歌咏之。虽里巷无知之野人，莫不能为诗，而圣人取之以为后世法。今世士大夫以诗为业，童而习之，白首而不迁。呜呼！此今之世所以无诗也。”①刘大櫆：《伯父纷既先生诗序》，《刘大櫆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故是选虽截止至当下，而清代于本县只录吴檄、方以智、钱澄之三人，海内交游仅录处士鲍皋一人，所以萧穆称赞是编“抉择矜慎”②萧穆：《刘海峰先生〈历朝诗约选〉后序》，《敬孚类稿》卷二，第44页。。从这一层面来说，其重古也同渔洋相去不远。

与刘大櫆同时稍后的姚范亦重《古诗选》。在其所阅读的几部总集中，就有王士禛的《十种唐诗选》及是书。姚范《援鹑堂笔记》中无阅读王士禛《唐贤三昧集》的条目，于《十种唐诗选》也仅有一条；而批点《古诗选》的则有191个条目（其中五言古诗93条，七言古诗98条）。实际上可能远不止这个数目，整理是书的方东树在按语中说：“先生所阅阮亭《古诗选》凡数本，其详本今失之。树以先君旧所传校，及树所录记，补编成此卷，五言自谢朓以下，七言自山谷以下是也。然犹未能全备。”③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清道光姚莹刻本。姚范对是选中诗多所考订，用功之勤显而易见。姚范被推为桐城诗派的发端者，他学诗用功于《古诗选》，也为其侄姚鼐所继承，并成为桐城派的传统。

如果说姚范勤习《古诗选》只是自身行为的话，姚鼐则将之用作诗学教材。他评点是书的言论部分保留在《惜抱轩笔记》中④据王达敏所见，姚鼐关于《古诗选》的批点过录本现藏安庆图书馆和桐城图书馆。参见其著《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55页注释77。。姚鼐对此书亦有质疑，一是所选稍多，不利于熟读精思。他教导弟子陈用光时说：“凡学诗文之事，观览不可以不汎博。若其熟读精思效法者，则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渔洋《五言诗选》，吾犹觉其多耳。”当然，这仅是对初学者而言，故而不能算王选的不足。二是五言古诗未选杜甫。对此，姚鼐也能理解，他说：“其选不及杜公，此是其自度才力，不堪以为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学杜诗者，亦罕见。故不以杜诗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处耳。”⑤姚鼐：《与陈硕士》，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卷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姚鼐认为王渔洋自揣才力所限不能学杜，且意识到天下能学杜者亦少，故不选杜诗。有能学杜者，不妨另选杜诗。所以尽管有不甚完满之处，但并不妨碍姚鼐推崇是编，他肯定其选诗公允：“论诗如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虽其取舍“亦时有不尽当吾心者”，然“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进”⑥姚鼐：《今体诗钞目录序》，引自郑福照《惜抱先生年谱》嘉庆三年条，同治七年桐城姚濬昌刻本。，此语也道出桐城派推崇是选的原因。姚鼐教弟子学诗，即以此作为教材，他说：“吾向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⑦姚鼐：《与管异之》，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卷四，第66页。观《惜抱轩尺牍》中他教诲管同、陈用光以及方东树等门人学诗，都推荐此书。

姚鼐于此选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他甚至将当时诗坛近体诗创作“纷纭歧出，多趋讹谬，风雅之道日衰”⑧姚鼐：《今体诗钞目录序》。的流弊归结于此。姚氏的这一看法接近其师刘大櫆。刘氏补救的措施是重选一部《历朝诗约选》，而姚氏则是补选了一部《五七言今体诗钞》。是书五言选唐人诗九卷88家，七言选唐宋人诗9卷69家，选杜诗五言二卷，七言一卷，崇杜之意甚明，且体现出熔铸唐宋的诗学观。自是之后，桐城派学诗古体用王士禛《古诗选》，今体用姚鼐《今体诗钞》。桐城派后学将二书合刻，今见有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合刻本。如此古今体兼备，二书也成为桐城诗派最通行的诗学教材。

作为姚鼐的弟子，方东树亦以二选为教科书⑨据王达敏所见，方东树关于《古诗选》的批点过录本现藏桐城图书馆。参见其著《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55页注释78。。其《昭昧詹言》评诗，主要就是依据这两种诗选。方东树对《古诗选》的青睐，一是出自家法，二是源于师门。就前者而言，方东树称其所编《援鹑堂笔记》中姚范批点《古诗选》的条

目是来自“先君”的传校，考其父方绩“尤工为诗，校正史传、诸子，钞录数百卷”；方绩之祖方泽与姚范私交甚好，姚范称其文似明罗万藻，诗似宋杨万里①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96页。。大概是方泽钞录了姚范《古诗选》的批语，传至其孙方绩，再至方东树。显然，桐城除桂林方氏外，方东树所属的鲁谼方氏亦沾溉渔洋诗学。就后者而言，《昭昧詹言》中除大量引用姚范观点外，还采纳了业师姚鼐诸多的评论，且将《今体诗钞》与《古诗选》作为其评论的依据。在家法与师门的传统之下，方东树重视《古诗选》，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古诗选》也不完全令方东树感到满意。是选收陆游诗二卷78首，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批评道：“放翁多无谓而强为之作，使人寻之，不见兴趣天成之妙。阮亭多取之，过当。”选录李商隐《郑州献从叔舍人褒》、苏轼《柏家渡》，方东树均认为可以不取。而对于不收谢朓《和徐都曹》、鲍照《白头吟》等篇，他表示强烈的不满。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方东树对王士禛的去取还是非常赞同的，他动辄赞叹“甚有见”，“颇见鉴裁之善”，“鉴裁美善如此”②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29、134、138、248页。。他关于二选中诗的评论多有精到之语，代表了后期桐城诗派的观点。晚清桐城人士就将《昭昧詹言》作为与《古诗选》《今体诗钞》相配套的学诗入门读物。

吴汝纶执教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时，也以《古诗选》作为书院的诗学教材，其后学亦重视此书。吴氏弟子贺涛之子贺葆真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与聘三校《古诗选》评点。初吾祖依赵铁卿临本录之，未毕，胡子振先生继之，乃据赵湘帆临本。近步芝村赴保定，又得吴先生近日手定本。余见之急假以归，请吾祖补录。葆真乃同聘三校之红笔；墨笔及夹行眉上之评语不注名氏者，皆姚惜抱所为。其载姓名，则姚、吴两家所引，不可识别。其绿笔则刘海峰评点。凡校改皆吴先生。”③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卷八，第39页。这则日记信息丰富，可以看到桐城派关于《古诗选》除刘大櫆、姚范、姚鼐有评点外，至晚近，吴汝纶亦曾校改、评点，其弟子赵衡（湘帆）、赵宗忭（铁卿）、步其浩（芝村）、胡庭麟（子振）等河北籍人士亦校正、抄录，贺涛之父锡璜及涛子葆真均对是选兴趣浓厚。

吴汝纶还将《古诗选》推广至全国。1901年9月，他应直隶学政陆宝忠之请开列学堂书目，其中中学堂诗学书目只有两种，即王之《古诗选》与姚之《今体诗钞》，并自注云：“王、姚二选，金陵有合刻者，苦其难读，教者应并阅方植之所著《昭昧詹言》为之讲授。”面向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吴汝纶要求古体五言先读曹、陶，七言先读杜、苏；近体五言先读王、孟，七言先读杜甫。大学堂的诗学书目也仅王、姚诗选两种，面向十七八岁的大学生，吴汝纶要求五古读阮籍、二谢、鲍照，七古读李、韩、黄诸公，五律读杜，七律读小李、杜及宋诗。中国专门学的诗学书目虽较多，但也包含王姚诗选，只是他觉得其中应该增入杜、韩五言古及韩偓、元好问五七律④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吴汝纶尺牍》卷三《与陆伯奎学使》附《学堂书目》，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77～379页。。将王选列入学堂书目中，足见吴汝纶对此书的重视。

桐城派也重视王士禛编选的《唐贤三昧集》。姚鼐曾评阅过此书，其后人姚永概在日记中有云：“通伯（马其昶）又有惜抱公阅本《三昧集》，亦借来传录。”⑤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610页。姚鼐、姚莹还批阅过《渔洋山人精华录》，只是桐城派最看重的还是《古诗选》。

《古诗选》体现了王士禛的神韵诗学观，以此作为诗学教材，必定会给桐城诗派抹上神韵的色调。

三、神韵诗说与桐城诗学

与创作相比，桐城诗派更重渔洋诗论，姚莹的话较有代表性，他说：“国朝作者尤众，至于论诗，自以阮亭为正，所谓妙悟天成也。乃其自运，又失之靡弱，虽力造唐贤，实则不异金元诸

家。识者谓学似遗山，才力微不逮焉。”①姚莹：《孔蘅浦诗序》，《东溟文集》卷二，《中复堂全集》本。讥渔洋创作“失之靡弱”，而推崇其“妙悟天成”的神韵诗论为正宗。主张诗文一体的桐城派在论文论诗时，多有标举神韵的倾向。王灼即云：“诗以吟咏性情者也，而气格、神韵、音节、词采即因以见焉。”②王灼：《朱小山先生文集序》，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1页。此处明确以神韵论诗。桐城派不仅喜用神韵这一术语，其理论也糅合了渔洋神韵诗学的精神内核。

首先，桐城派喜以神韵的境界论文论诗。王士禛继承托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严羽《沧浪诗话》“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境追求，他理解的神韵是一种具有兴象超逸之妙的境界。王氏家习《诗》学，尤嗜韩诗，“为其象外环中，淡然而合，有当于诗人触类引申之义”。钱谦益特别赞其典、远、谐、则论艺四言③王士禛：《丙申诗旧序》，《王士禛全集·蚕尾续文集》卷三，第2025～2026页。，其神韵诗学在顺治年间即已成形。后来有人向他求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他举李白《夜泊牛诸怀古》及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二诗为例，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也。”④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王士禛全集》，第5026页。不管是早年重视的“象外环中”，还是后来提倡的“色相俱空”，都着意于韵味淡远超逸之境。

桐城派论文论诗亦重这种超逸的神韵之妙。张英论诗人之诗时说：“诗人之言，思曲而语新，词近而趣远……气味缠绵于篇什之中，不可得而名状。”⑤张英：《芸圃诗序》，《张英全书》上册《笃素堂文集》卷四，第301～302页。戴名世以道教中的精、气、神论文，所谓“神”，他解释道：“文之为文，必有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寻之无端而出之无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为神也。”⑥戴名世：《答伍张两生书》，《戴名世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这一“出乎言语之外”而又“不得而言”的神，以及“悠然以深”的审美体验，均与王士禛所云神韵的境界一致。刘大櫆论文以神为主，气为辅，标举神气说，其中亦有神韵诗学的色彩。在《论文偶记》中，刘氏有“十二贵”之说，其中“文贵远”一则云：“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之远……远则味永。文至味永，则无以加……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自太史公后，惟韩、欧得其一二。”又“文贵简”一则云：“味淡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⑦刘大櫆：《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8页。所谓“远”“简”，不仅强调含蓄，更重要的还在于追求韵味的深永与淡远，这与神韵诗说重视的兴象超逸之妙甚为契合。

吴孟复说，姚鼐理论主张中“神理气味”的“神”，“就是王士祯讲的‘神韵’之‘神’”⑧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提出的，并未对此作出说明，谨守惜抱家法的姚永朴阐发云：“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又有意在笔外者……截然竟止，而余意无穷。若此者，皆神为之也。”⑨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三《神理》，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13页。将神韵与兴会相联系，这也是来自王士禛，则姚鼐所云“神”的确与王渔洋的见解一致。姚鼐对此种境界非常推崇，他读了苏园公寄来的“高格清韵”“空濛旷邈”之诗，称赞道：“使人初对，或淡然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忭恻怆，不能自已。”认为“此是诗家第一种怀抱，蓄无穷之义味者也”⑩姚鼐：《答苏园公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视此为诗家的最高境界。这种难以言说的妙境本身具有一种空灵之趣，推崇渔洋妙悟的姚莹《论诗绝句》第五十八首写道：“海内谭诗王阮亭，拈花妙谛入空冥。他年笑煞长洲老，苦与唐贤论户庭。”⑪姚莹：《后湘诗集》卷九，《中复堂全集》本。认为王士禛重空冥之境得唐诗之妙境，与之相比沈德潜格调说则不及，姚氏推崇神韵空灵之趣显而易见。

可以说，神，也就是对含蓄且韵味空灵淡远之境的追求，是桐城派最向往的诗文妙境，而这一点，与王士禛的神韵诗学有着根本的相通之处。

其次，壮美与优美的统一。王渔洋理解的神韵诗风既有优美的一面，也有壮美的一面，王、孟一派有神韵，李、杜诗中也有神韵，且二者可以统一。渔洋对王原祁论画“见以为古淡闲远，而中实沉着痛快”的看法极为赞赏，并由画推及诗：“古今风骚流别之道，固不越此。”认为诗歌也是两种矛盾风格的融合：“沉着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①王士禛：《芝廛集序》，《王士禛全集·蚕尾文》卷一，第1780页。陶、谢、王、孟古淡闲远中有沉着痛快，而李、杜、昌黎沉着痛快中也包含着古淡闲远。他批评有的诗人“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称赞陈廷敬的诗“能去其二短，而兼其两长”②王士禛：《跋陈说岩太宰丁丑诗卷》，《王士禛全集·蚕尾续文集》卷二十，第2313页。，达到雄浑与风调、神韵与豪健的统一。不过，在二者之中，渔洋认为李杜一派在审美境界上高于王孟一派，他说：“许 彦周云：‘东坡诗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余谓由上所云，惟杜子美与子瞻足以当之；由后所云，则宣城、水部、右丞、襄阳、苏州诸公是也。大家、名家之别在此。”③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王士禛全集》第4897页。大家高于名家，则杜、苏的长江大河之境高于王、孟的澄泽灵沼之境。

王渔洋提出的两种审美境界，姚鼐以阳刚与阴柔对应之。在《复鲁絜非书》中，他将文章之美分为阳刚与阴柔，如霆如电的阳刚之美相当于长江大河之境，如清风如云霞的阴柔之美相当于澄泽灵沼之境。同时，姚鼐也主张二者不能“一有一绝无”，而应是对立的统一，他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④姚鼐：《海愚诗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页。主于阳刚或阴柔之一端的同时，必须糅合其对立的另一端，方能避免流弊，此乃为文之道。

不过这仅是理想的状态，姚鼐认识到“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至于其他人，不用说是《易》、《诗》、《书》、《论语》所载，因其时不同，面对的说话对象有异，文风也有所偏向；自诸子之文以下，“其为文无弗有偏者”⑤姚鼐：《复鲁絜非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93页。，有的偏于阳刚，有的偏于阴柔。但天地之道“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既然如此，在文风上，姚鼐理所当然推崇阳刚之文，他说：“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回顾文学史，他发现温深徐婉之才不多，而雄才更是屈指可数：“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余年中数人焉耳。”⑥姚鼐：《海愚诗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页。姚鼐的这些主张为其后学管同、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继承。桐城派向往阳刚与阴柔之境的统一，于二者中更推崇阳刚之美，这些均与王士禛的神韵理论一致。

王士禛的神韵诗学理想上推崇长江大河，而实际上却偏爱澄泽灵沼，张健分析其神韵“是一种缥缈幽远的情调或境界”，渔洋更喜欢的就是这种清远古淡的诗境⑦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1～435页。。所以《古诗选》虽然收录杜甫诗68首，但与收录韦应物的80首相比数量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同样，姚鼐虽追求阳刚之美，但实际上更倾心阴柔之美。他评价苏园公诗时说：“大抵高格清韵，自出胸臆；而远追古人不可到之境于空濛旷邈之区，会古人不易识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对，或淡然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忭恻怆，不能自已。此是诗家第一种怀抱……以言才力雄富，则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与古作者并驱，以存名家正统。”⑧姚鼐：《答苏园公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三，第294页。这些“高格清韵”“空濛旷邈”“幽邃杳曲”之境，虽从“才力雄富”一面

来说比不上古之作者，但从神理精到一面来说，亦为名家正统。姚鼐称之为“诗家第一种怀抱”，推崇之意甚明。其实不仅姚鼐，方苞也是如此，吴孟复说：“姚鼐讲的‘平淡’，就是方苞讲的‘清真’，而方苞的‘清真雅正’，就是王士祯讲的‘神韵’。”①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104页。方苞认为古文气体，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②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苞集·集外文》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4页。。他也提倡“澄清无滓”与“瑰丽浓郁”的统一，不过更向往“澄清”之境，他提出的“清真”之说，与神韵确有相似之处。

理论如此，创作亦是如此。张氏家族除张英之诗“清微淡远”外，其后人诗风亦近之，英子廷玉诗“蕴藉清和，遒然意远”；廷瓒“诗情清隽，翛然出尘”；廷璐“诗多清丽……意境闲旷”；英孙若霭诗“吐属清华……自然俊朗”③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卷五十五、四十七、六十、六十八，第365、288、409、480页。；等等。姚氏家族如姚鼐，“诗旨清隽”④王昶：《浦褐山房诗话新编》卷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98页。，“以气韵神骨为主”⑤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016页。；姚虞初“晚岁诗境清幽，尤能以古淡之笔写绵邈之思”；姚兴泶“文辞艳发，诗赋清新”；姚乔龄“诗赋尤清丽可颂”。而这种清新古淡之作正同王士禛神韵诗风，所以姚莹在评论姚维藩“清深绵丽”的诗风时，直接就说“颇似渔洋山人”⑥姚莹：《姚氏先德录》卷五，《中复堂全集》本。，王豫也说姚鼐诗“以《三昧集》为宗”⑦钱仲联：《清诗纪事》，第6014页。。

不仅诗歌创作，桐城古文也染上了这种神韵色彩。朱庭珍云：“（桐城派）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⑧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2412页。将桐城文风与王士禛神韵诗说相联系。其中姚鼐文风与这种境界最为接近，姚原线《惜抱轩集序》中云：“（姚鼐）所为诗文辞，清旷玄远。”⑨钱仲联：《清诗纪事》，第6013页。此是兼诗文辞而言；姚莹描绘姚鼐古文风格云：“其神骨幽秀、气韵高绝处，如入千岩万壑中，泉石松风，令人泠然忘返。”⑩姚莹：《惜抱轩诗文》，见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第252页。显然与王士禛神韵诗风类似，方宗诚说得最为直接：“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⑪方宗诚：《桐城文录·义例》，见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第353页。吴汝纶概括桐城文风道：“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⑫吴汝纶：《与姚仲实》，《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一，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51页。可以说桐城派无限向往阳刚之境，但除了刘大櫆及晚清曾国藩及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等外，大多趋于气清体洁一路。而这种境界，与王渔洋神韵诗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⑬王达敏在《姚鼐与乾嘉学派》一书中（第146页）也提及“姚鼐的神妙说显然受有王士祯神韵说的影响”，因作者研究重点不在于此，故未展开论述。。

第三，天分与学力的结合。从创作状态来说，渔洋的神韵诗学既注重兴会也不废根柢，他说：“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⑭王士禛：《突星阁诗集序》，《王士禛全集·渔洋文》卷三，第1560页。所谓兴会就是性情，而这种性情又是与神韵诗学追求的“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境界相联系；所谓根柢就是学问，在于学习。性情得自天生，所以兴会与天赋相联系；学问得益于后天学习，所以根柢与人工相关。兴会与根柢结合，就是天分与人工的统一，他说：“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诗家妙谛，无过此数语。”⑮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王士禛全集》，第4599页。这是强调天分；他又说：

“学力深，始能见性情。”①王士禛等：《师友诗传录》，《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强调先天与后天统一。

桐城派论文亦重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结合，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中他说：“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天即天分，人即人工，欲作至文，这二者是统一的：“言而成节，合乎天地自然之节，则言贵矣。其贵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②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9页。“全乎天者”即先天的禀赋；“因人而造乎天者”即后天的努力。为文既需后天的努力，更需要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努力已属不易，先天的禀赋更为难得。《复鲁絜非书》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③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94页。所以欲成为文学家，需要努力学习，而天赋更不可或缺，天赋是成为杰出文学家的重要条件。他以《诗经·国风》中诗为例，这些诗“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但姚氏同时也认识到此仅是“言《诗》之一端”，《雅》《颂》诸篇，乃“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如果仅具天赋，“天机间发，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但若言“裒然成集，连牍殊体，累见诡出，闳丽谲变”之作，“则非巨才而深于其法者不能”，天赋与学习都不可偏废。既具有先天的禀赋，又付出后天的努力的，姚鼐认为杜甫的杰出就是如此造就的：“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④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49页。所以姚鼐于杜甫特别推崇。

因为重视天分，王士禛也强调禅悟：“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⑤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王士禛全集》第4626页。在渔洋看来，作诗的法则需要学习，学力深厚，就能达到一种妙悟的境地，至此，“学问就转化为性情”，“主体就要以兴会为诗”⑥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477页。。为沟通天人，姚鼐也特别提倡“悟”的功夫。在教导弟子为诗为文时，他反复提及禅悟，他对陈用光说：“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又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启，必不能尽其神妙。”他对侄孙姚莹说：“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⑦姚鼐：《惜抱轩尺牍》，第76、79、138页。这种通过熟读精思而达到禅悟的途径，与王士禛诗学思想有相通之处。

如果说唐诗重兴会，宋诗重学力的话，那么王士禛强调兴会与根柢的结合，也就是努力融合唐诗与宋诗。很显然，作为姚鼐平生论诗宗旨的“熔铸唐宋”，也同渔洋诗学相通。

桐城后学姚椿说：“惜抱宗新城。”⑧姚椿：《管侍御唐诗选书后》，《晚学斋文集》卷三，清道光刻本。姚鼐诗学观及诗风与王渔洋的相似，并非巧合，而是有沿承的因素。如上所论，其实不仅姚鼐，桐城及桐城派其他文士受渔洋沾溉亦多，只是姚鼐更为集中罢了。

四、余 论

当然，渔洋诗学在桐城得到的并不仅是一片赞誉之声，其中亦不乏批评之辞，这主要以方东树、姚莹为代表。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对清代诗人的批评并非渔洋一家，诸如钱谦益、朱彝尊尽在其讨伐之列。而由于该书以《古诗选》为依据，故对渔洋诗学颇多微词，此中有的出于个人意气喜好，但有的则根于观点的不同。方东树对渔洋的不满主要在于其神韵诗学“诗中无人”，难以见出诗人性情，易导人作“伪诗”；同时，亦对渔洋诗论中“典”“远”“谐”“则”等核心概念作出评判。在创作上，方东树

对渔洋神韵诗偏向清丽一面不满，认为这是才力薄弱所致；他还认为渔洋用典未能去陈言，未领会前人反用与生新的技巧，等等①陈晓红：《方东树诗学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168页。。姚莹总体上对神韵诗学评价甚高，但也时有批评之语。他同方东树相似，从理学的立场出发，以为“学其诗不可不师其人，得其所以为诗者，然后诗工，而人以不废”②姚莹：《黄香石诗序》，《东溟文集·外集》卷一，《中复堂全集》本。，学诗首先要学诗人的人品，这符合桐城派一贯的主张；由此出发，他指责神韵诗学是“以诗论诗”，而不以人言诗。总之，桐城派在姚鼐之前论诗文偏重于神，姚鼐之后偏重于气。因为重神，故多推崇渔洋的神韵说；由于重气，又多批评渔洋的神韵说。且清代诗坛在乾隆中期之前以宗唐诗风为主，以后转而宗宋，随着王士禛诗坛地位的滑落，桐城派对其尊崇之意不如从前。尽管如此，他对桐城诗学的影响却是一以贯之的。

PAN Wuzheng，Ph．D．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rofessor and Ph．D．supervisor，College of Art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241002．

责任编校:刘 云

Wang Shizhen and Tongcheng Poetics

PAN Wuzheng

Wang Shizhen's poetics focusing on spirit has long influenced the poetic circle including the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Wang Shizhen has close contacts with several renowned families in Tongcheng．A Selection of Ancient Poems complied by him was the textbook on poetics for the Tongcheng school until the late Qing Dynasty．Tongcheng school advocated spirit，aloofness and detachment．Longing for the harmony between masculine and feminine beauty，the school emphasizes masculine beauty while exhibiting femininity in poetic practice．It is believed that cultivation and talent are equally important，with the realm of Zen as ideal，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Wang Yuyang's poetics focusing on spirit．Although Wang Shizhen's importance for the Tongcheng school declin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ut its impact on the Tongcheng poetics is self-evident．

Wang Shizhen；A Selection of Ancient Poems；Poetics focusing on spirit；Tongcheng Poetics

I206．2

A

1001-5019(2015)06-0060-1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4年）

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安徽芜湖 241002）。

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