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人》见习记者 彭 飞

王宁玲：专利律师是企业成长的“投资人”

◎文《法人》见习记者 彭 飞

“我们帮一些创新型小公司做专利申请，投资人信赖我们的专业水准，就决定大幅为其注资，我们成了很多客户的间接‘投资人’。”

王宁玲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采访王宁玲是在她来京出差的间隙，出差早已成了她工作的常态。她以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为轴心，常年折返于美国总部和国内的各个城市之间。

今年为止，她已经累计做了十六年的律师，主要工作也已经转到审阅指导，很少再从头到尾地撰写卷宗。但这并没有让她变得更清闲，有一年她的助理告诉她，这一年间她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

如果不是毕业那年的偶然选择，她现在的工作节奏也许会更缓和点。

毫无预备就成了专利律师

21年前，北京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王宁玲本该去做一名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但她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启了人生第一份工作，这种“错位”般的职业选择要从毕业季的一次大型招聘会说起。

在那次招聘会上，她遇到了刚成立一年的柳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柳沈”），但他们只招硕士。柳沈让她先把简历留下来，经过面试、笔试、口试，之前毫无法律基础的王宁玲竟然被柳沈“破格录用”了。就这样，化工专业出身的她毫无预备地浸入到了法律行业里，但是只工作了一年她便起身前往美国，继续攻读生物医疗工程学硕士。

1998年，硕士毕业后一年的王宁玲去了美国基因泰克公司。这家久负盛名的基因公司被认为是生物技术行业的创始者，如果她坚持在那里待下去，前景同样不可估量。但是国内的一年律所经历让她对律师职业念念不忘，她在美国基因泰克公司工作后进入美国俄勒冈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期间她曾在俄勒冈州联邦地方法院担任法务助理，帮助法官写裁决书、参与庭审，直接观感了这个海洋法系国家司法活动中的点点滴滴。王宁玲的工科专业出身帮助她进一步向专利方向靠拢，“这位法官知道我的技术背景，所以她的专利案件都找我做。因为她自己没有技术背景，所以我会帮她写判决书的初稿，解释案子的来龙去脉, 并提出我建议。”2001年，王宁玲如愿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名正言顺的法律人。

专利法是法律行业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专业分支，从业律师对理工科技术知识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法律本身。王宁玲分享了自己初接触知识产权的感受，进入柳沈工作的时候，她主要负责把国外的申请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递交到专利局，由专利局审查再做是否授权的决定。王宁玲觉得：“专利中涉及的很多东西，更多的是一个对技术的把握和理解。你得懂技术，知道专利在说什么，再加上法律知识，撰写专利文本还是挺容易上手的。”

王宁玲爱笑，言语间能感受到她的乐观，她把自己这段求学经历轻描淡写地和盘托出。回头看，前面这段略显曲折的路途对于她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专利律师来说恰如其分。2009年，在她被任命为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飞翰律师事务所”或“飞翰”）合伙人的履新会上，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ich Racine的一段话对她这段经历做了最好的注解：“我们十分肯定王律师的业务才能，她不仅在美国受过教育，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而且还植根于中国文化。王律师所具备的与跨国公司及中国公司合作的丰富经验将会为本所在中国业务的拓展做出巨大贡献。”

见证国内知识产权市场的成长

从法学博士毕业至今，王宁玲一直留在飞翰律师事务所。她拿到了美国的律师执照，回国之前，她做的已经非常出色。2008年6月，美国总部宣布在上海开设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办事处，她被派遣回国。

一位知识产权人跟她讲：“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赶上了非常好的时间，中国的历史在翻页。”回国这些年，她参与并见证了这种“历史的翻页”，尤其在人才的输入上。90年代的时候，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大多数还都是具有文科背景的学生，他们的短板在于对专利所依附的技术基础没有全面的理解。但现在国内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正逐步国际化，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他们招的法硕研究生很多都具有理工科背景。王宁玲告诉《法人》记者，目前在飞翰律所，大概90%以上的律师是有理工科背景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也都是先有了理工科的背景，然后才学的法律。

但是回归到知识产权的业务增长上，国内企业表现的还是很慢热。王宁玲坦率告诉《法人》记者，飞翰律所在中国的业务和客户量每年都在增长，不过增长速度跟总部的预期有一点差距。她觉得很多国外律所在中国发展中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挑战。

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企业领导者还不愿意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投入成本：“知识产权这件事，取决于企业老总的认知。它是一件‘当你需要的时候非常紧要，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就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接触到很多中国企业，实际上他们真的很需要知识产权保护，但他们的老总却觉得不值得花这个钱，不愿意花这个钱。”

还有一层原因是“国内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吃的亏还不够多”。她拿日本比较，80年代的时候，很多日本公司在美国被告知识产权侵权。吃亏多了之后，日本公司现在在知识产权方面做的就很好。相比之下，中国公司作为被告还是少了。一是中国的企业规模还不够大，虽然中国企业现在也在讲“要走出去”，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对别人造成威胁的地步。还有一点，很多中国公司，名义上是在走国际化路线，实际上是在进军南亚以及非洲市场，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如中国。

“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个公司被告是一件好事，有实力才会被告；你如果没实力，不会侵犯别人的任何利益，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别人也不会告你。”王宁玲觉得国内有些企业的老总认为，只要挣的钱足够多没必要非进军美国或欧洲市场，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中国企业总要与欧美国家的竞争对手有正面的交锋，不能因为担心被告就畏葸不前。

“尽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从认为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到海外去竞争，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王宁玲认为，经过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其重视程度已经可以和国际知名大企业相比。

知识产权不仅仅是防御武器

回到中国接近七年时间，王宁玲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领域投入的资金以及重视程度，确实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的推动，以前都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在做，但是现在有很多民间协会、学会都在积极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王宁玲从2010起她就开始担任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亚太委员会副主席, 今年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此外，她还是中国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理事。

从无偿服务项目到大学里的教育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工作之余的王宁玲经常参与各类知识产权类的社会活动，旨在推动行业发展。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研究生教授一门关于美国知识产权法的课程，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为研究生讲授美国知识产权法并主持专利模拟法庭，还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律课程项目教授。

王宁玲在医药、化工和商业秘密的保护方面经验丰富。制药行业的前期投入往往非常大，产品周期又很长，一个药能够成功进入市场，造价非常高，所以一旦涉及诉讼，标的额很容易就达到上百万、上亿美金。她建议中国制药企业，如果打算进入海外市场，在前期就要特别注意一个高质量的专利保护。

她为部分中国企业因为没有好的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感到可惜：“这些企业有很多很好的发明，但因为意识不到位，或者为了节约成本，只在中国申请专利，没有到海外申请，最后的结果就是它生产的药，只在中国有保护，在国外不具有保护。”

2013年，王宁玲在《法人》杂志举办的中国法务年会上也做了演讲。“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国内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拿它做盾牌使用。因为中国企业可能不会主动去告别人，但是别人会告我，这时候知识产权就是防御的武器。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美国的经济已经不是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来的对手，他一定会通过知识产权的手段把你排除在这个市场之外。而对于已经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对手，他也一定会尽可能的降低你的市场份额。他们通过什么，很多时候就是知识产权。如果一味的防御，你会很被动，知识产权应该尽快转变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过程中的进攻工具。”

客户成长的间接“投资人”

“我有一个客户，它刚刚起步，研发需要很多钱，需要大量投资。我们帮它做专利申请、可专利性的评估, 以及自由运作的分析。投资人看到它的专利申请是飞翰做的，因为信赖飞翰的专业水准，决定大幅为其注资。我们间接成了很多客户的‘投资人’。”谈到曾经帮助过的客户，王宁玲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并不完全看重企业的规模大小，我们更看重这个企业的发展前景。”王宁玲说，有些小公司认为飞翰是美国知识产权第一大所，会看不上小公司的案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比如东芝公司，其实在它不太知名的时候就是飞翰的客户了，现在还是飞翰的客户。

飞翰在全球拥有300多名律师，专注于知识产权业务，目前做到了全美排名第一。“在选择客户的时候，我们更强调的是长期的发展，我们所服务的是那些创新型公司，或者有需求做技术的公司，以创新、研发为主导的公司。我们所定位的高端，是针对知识产权的专业性而言，而不是说我们只接手高端客户的案子。”王宁玲说，飞翰曾代表SAP公司接手一个在美国发明法案下在美国专利局 关于商业方法专利无效的案子，之前从没人做过这类案子。飞翰对这个新领域的案子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探索和钻研，事后还成立了一个团队，专门做这一类型的案子。“在专业方面，我们会不惜成本的攻坚克难。这一方面是在帮助客户解疑答惑，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永远走在行业前列。”

“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要想在未来取得巨大的成功，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保护是最基本的需要，这样别人才愿意和你合作。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任何人都可以拷贝你的产品，你的产品也可能被视为是别人的复制，想吸引实力雄厚有技术的企业是不太可能的。”王宁玲指出，“在过去的五年，具有这种长远考虑的企业并不多见，但现在慢慢多起来了。”

王宁玲目前主要的客户群是那些要到美国去开拓市场的企业，包括一些医药企业。医药企业在美国一定要进行强有力的专利保护，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一些新兴小企业，可以通过获得美国专利来吸引投资。甚至在还没有获得专利之前，只要有这个申请，未来很可能获得强有力的专利保护，都可能获得很大的投资。“现在医药领域的投资商在对投资对象做尽职调查的时候，非常看重的就是它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现在大多数企业包括我们的代表客户已经意识到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对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帮他们写的专利申请书，一定是高质量的。如果这个药未来真正成功了，那么先前我们做的准备，对他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

作为一个外所，在中国发展的这么多年，王宁玲和客户之间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互相感动着对方。她十分感激自己的老客户，不断向她推荐新的客户。“有些案子如果我们自己主动去找还挺难的，因为企业不知道你，律所都说自己是最好的，企业也分不清楚。这个时候，有个他们相熟的同行推荐尤为重要。”

同时，王宁玲也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怠慢过自己的客户，她描述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常常是处于一种“枕戈待旦”的状态。有一次，她和家人去夏威夷海边度假，客户那边突然约了一个临时电话会议，预计会持续半个小时，结果打了两个多小时还没结束，天黑了，孩子过来提醒她“妈妈，到点了，该走了！”她只能向孩子道歉：“不好意思，这边电话没结束，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了。”

对王宁玲来说，已经到了财务自由的人生阶段。但是她的事业却不会放下，不是不想，而是对客户和自身职业的一种责任，让她的律师事业一直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