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方　沈全

摘要：理想形态的观念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创造价值，对象化本身具有客观现实性或者客观存在的属性，而客观存在的属性决定了价值观念的相对独立性。价值观念的独立性并不是说价值游离于客观的社会物质基础，而是指其存在领先时代或者滞后于社会历史时代变迁的可能性。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价值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演变是合乎规律的。

关键词：冯契；价值演进；规律性；探索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2-0097-02

理想形态的观念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创造价值，对象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同样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因此，价值观作为对象化的理想形态的观念，也具有客观现实性，并且受到社会变革的制约。社会变迁推动价值变革，也制约着价值的发展方向。因此，人类社会结构变迁的形态演进体现出来的社会变革，必然实现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革命，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凝聚成时代的新的价值观念。冯契以此为基础梳理了中国价值演进的阶段性，深刻地反思了近代中国价值革命的进程。

一、社会形态变迁与价值演进

最初的人类社会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生产能力决定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反映在价值领域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人的依赖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则形成了以“权威主义和纲常名教”为主要特征的价值体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为主体演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工人成为自由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劳动者，人的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逐步摆脱了封建的“人的依赖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改变的仅仅是人的依赖对象，它依然凌驾于人并且支配人的命运，人的独立性基于对物的依赖性。“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出现说明“人的依赖关系”只是过渡到“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依然不是自由的。在生产力极为发达的人类未来社会，人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基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能力，人将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成为新的价值追求目标，体现在社会应当成为自由、平等的人的联合，“自由个性”将成为社会个体的最主要特征。

二、中国价值观念演进的主要阶段

特定的价值通过概念化构成理论形态的观念，理想形态的观念则必然要具备相应的内在规定性。首先，理想形态的观念必然来源于现实，反映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虚假的可能性，否则在现实生活中缺乏真正的根据。其次，理想形态的观念必然反映了人的要求，符合人的利益，合乎人的需要，是合乎人性的东西，特别是社会进步力量的要求。第三，通过理论的想象力，把体现人的需要的现实可能性构思出来，绘成一个蓝图。基于这一思路，冯契结合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依据社会演变决定价值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了近代中国价值观念演变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是近代“自我”觉醒，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是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出现萌芽。与此相呼应，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成为革命的对象，个性自由成为人的独立性的必然要求。龚自珍提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标志着价值观变革的发端，“自我”开始觉醒；严复要求改弦更张，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特别是“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彰显出新的价值取向；章太炎强调“依自不依他”，提出“自贵其心”、“自尊无畏”的主体性诉求；梁启超要求破除精神上的奴隶，提出“不自由，毋宁死”，要求“破身奴”、“除心奴”，实现“思想之自由”；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强调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近代“自我”觉醒和个性自由解放的要求与社会历史变迁相一致，反映了人的需求，这是合乎人性的。

第二阶段是近代新的“大同”社会理想和自由人格的人生理想。近代民族国家的空前灾难使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主题，民族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着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社会进步力量的要求与国家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对未来社会的向往成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和动力。社会发展和时代巨变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往新的阶段演进，于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未来，儒家的“大同”理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新的形态。从洪秀全重提大同理想，到康有为著《大同书》，再到孙中山倡“天下为公”，儒家“大同”思想与社会进步开始联系起来。这些“大同”理想已经是一种与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时代特征相联系的社会理想。新旧“大同”思想的最大区别在于过去讲大同，认为理想社会是在远古，是复古主义。近代讲“大同”，认为理想社会不是在远古而是在未来，它指引人们为未来的社会而奋斗。”这种观念反映了人的要求，是与社会进步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近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与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是相统一的。个人理想寓于社会理想，社会理想通过个人理想显示出来。“大同”的社会理想着眼于未来，提供应当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目标指向；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则强调个体自由人格的培养。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在这里有机统一，凝聚成新的价值追求。

第三阶段是“个性解放与大同社会的统一、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历史进入“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在回顾社会变迁和价值变革的基础上，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建立区别所有以往的“大同”理想。“李大钊认为近代有两个运动：一个是个性解放运动，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要求，另一个是大同团结的运动，即社会主义的要求。”从表面上看，“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一个突出个体要求，另一个强调集体目标，两者似乎是相互对立的目标要求，而在内在机理上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原则、目标要求，在近代中国社会通过追求“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呼声体现出来。到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也特别强调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并将两者与反封建的斗争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特质概括联系起来，他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提出：“……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这些思想是近代价值观变革的继续和发展，成为无数共产主义者的价值目标、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

三、对中国价值观念演进的反思

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救亡的巨大危机中，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精神境界在英勇的革命者之间显现。冯契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价值观的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成就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总结。

中国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有过失误，甚至极严重的后果。归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左”的影响，教条主义者在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多次陷于理论和实践的误区，把个性解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这样就打断了龚自珍的“自我”觉醒到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进程，打断了中国近代以来价值观的革命进程，后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思想退化，再次被封建权威主义禁锢。二是个性解放和思维方式两者相互制约、互相促进。抑制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个人崇拜变相地复活了经学方法和权威主义。三是社会生产实践决定和制约了价值观，价值观变革与社会变迁相一致，但这并不是指两者步调完全一致或者完全重合。价值观的独立性表明，价值变革可能是时代变迁的前瞻、先导，也会滞后于已经变迁的时代。价值观深刻的影响着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是个人、群体，乃至国家民族长期秉承的根本原则，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当传统的价值观遭到破坏或被抛弃，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确立起来时，人们就会陷入迷茫，产生价值失落感。

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思想得到了解放，但是在价值观领域上却产生了很多问题。冯契认为，价值观的建设需要总结价值观革命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总结当前社会实践，对传统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从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着手，协调前进，让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价值观和现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相统一的观念，成为社会和个人自觉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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