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中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最早倡议国，是这一新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主要发起国，在其初期筹建谈判过程中担任多边临时秘书处主席国，扮演着主导性引领的角色。这一点，迥异于中国在金砖开发行、上合组织开发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倡议中的角色定位。实际上，这是中国自十八大以来进行外交理念和实践创新的体现，是“金融外交”顶层设计下追求“更加奋发有为”的多边开发金融的战略支柱。中国在亚投行中追求主导性引领作用，对于中国的“外交改革”和亚投行顺利组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探索意义。

首先，从中国三大多边开发金融倡议推进的实践来看，亚投行后来居上，推进最快、引起的反响最大，这与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密不可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战略考量和战术安排，即希望能够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三大多边开发银行倡议中，成立亚投行的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提出;组建上合组织开发行的倡议由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11月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议期间提出;而金砖开发行倡议是2012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德里峰会期间由主席国印度倡议的。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开发行仍停留在概念阶段;金砖开发行由金砖五国组成的多边秘书处刚刚开始运转;而亚投行则已吸引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并首批有多达50个域内外国家签署《亚投行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其次，亚投行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等配套衔接，是中国进一步开拓“大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规划。自从2013年10月中国高规格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金融安全也已经成为整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周边外交和金融外交领域的直接反映与具体实践，亚投行在三大多边开发金融倡议中的后来居上、快速发展也就更为合理。亚投行主要致力于更好地为亚洲地区长期的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资瓶颈，通过区域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及经济社会发展。这在地区覆盖和业务领域方面同“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基金等主权投资基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展开有效协调与合作。

再次，亚投行筹建谈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开放包容性、开创探索性和多边协商性，是作为崭新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所应具有的特性，保证其能够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平稳落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亚投行，吸纳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作为倡议发起者，中方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充分尊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关切和诉求，并与印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联合主持谈判代表会议。亚投行坚持以多边化原则推进筹建进程，民主、高效地完成《亚投行协定》谈判，就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达成重要共识，形成了高质量的协定文本，为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在面临美国和日本等国对亚投行的透明度、运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及标准等存有一定质疑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必须要保证亚投行能够在三大开发金融倡议中承担起“先行先试”的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其组建的最初阶段所体现出的主导性引领作用就尤为关键。

但无论如何，中国在亚投行中的主导性引领作用并不是片面机械地追求否决权。虽然在初期阶段，中国在亚投行持有的股本占比高达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但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现象。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中国在其中占有的股本和投票权都将会逐步稀释，尤其是在未来日本和美国等以亚洲域内国家或世界最主要经济体的身份加入亚投行的时候，这一双重稀释就更为明显而大幅。中国主动承担如此高比例的股本份额，是积极承担全球发展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体现，是为了确保亚投行在筹建初期能够顺利运行。总之，中国的主导性引领不同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所享有的最终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