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中

康熙帝在“不起稿”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错别字，甚至连天干的“己”与地支的“巳”都分不清楚，这令他“无一而不通”的光辉形象，多多少少打了折扣。

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总兵关（官）朕即补去”“事关钱量（粮）”“若不关蜜（密）事无防（妨）”“不可速（疏）忽”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主要有两种情况（划分不是绝对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后”；“白莲教”写作“白廉教”；“沙漠”写成“少漠”，等等。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成“四外”；“部费都免了”写成“部费都免了”“左手“写成“在手”等等。

以上种种，似乎难以用笔误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写错别字，已不是新话题。

勤奋习字四处留名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是自吹自擂吧？还真不是。据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一次就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纸扇”，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

康熙帝有时批评臣下“字言不通”，而他的朱批中也有字句似不通顺者。如苏州织造李煦刻《佩文韵府》，将样书上呈，康熙帝朱批：“此书刻得好的极处。”不知确切讲什么，反正知道是在表扬了。

康熙帝在一请安折上批道：“朕体安善。近闻尔之声名颇好，但身子虚弱多病，不出掺演等语，未知是真？”这“掺演”不知是什么意思？

康熙帝曾白诩：“朕之清字，亦素敏速，从无错误。”自认为满文（清字）好极了，汉文掌握如何，他没有明确提及，但说过“对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见有错字，必行改正”。俨然他的汉文好得也可以。现存奏折上，能够看到几处他改过的字，如：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717年3月27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折中写有“御制法蓝盖碗”几字，康熙帝在“蓝”字旁用朱批写了“琅”字，他的改动是正确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1720年3月10日）江宁织造曹頫所上奏折里朱批道：法朗之类……”这个“琅”字他自己反而写错了！

更有不可理喻者。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提到“癸巳”，这是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巳”旁边，写了一“己”字。他分明是将对的改错了。

（冰雪莲摘自《华声》2015年第9期，图/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