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7－0073－04

［作者简介］吴金梅（1975－），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博士，大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以中国文学优秀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L14KS008）阶段性成果之一。

自明末陆人龙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在韩国奎章阁被发现而重新面世以来，学者多以“三言二拍一型”并称，不仅表明“三言二拍”与《型世言》之间的诸多联系，同时也隐含着对《型世言》的较高评价。诚然，《型世言》以其反映社会现实、书写时代脉动的特点而言，与同类题材的史乘笔记、传奇小说相比，确实可给予高度评价，在白话小说史上也确实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就思想内容而言，与“三言二拍”相比较，《型世言》的作者则更多的是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结构故事，展开描写，其中贯穿着一种以理抑情的思想倾向，重点强调的是女性对“妇德”的遵从，从而剥夺了其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的合理欲望，表现出某种“文化绝对主义”的立场观点，这尤其体现在其婚恋题材篇目中。另一方面，作为明代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特点，商业活动在“三言二拍”与《型世言》中，也均有不少的篇目涉及，但是《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中表现“好货”与对商人美好形象的塑造不同，《型世言》虽也对当时社会时代中的商业现象作了较为全面的展现，但这只作为作品的背景出现，而其塑造的商人形象，尤其是与“三言二拍”中众多值得肯定的商人形象相比，则多是无良商贾，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表现出作者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趋向。如果说“三言二拍”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那么《型世言》恐怕与这一称谓难以相称，也正如研究者所质疑的：《型世言》真的能与“三言二拍”并驾齐驱吗？ ［1］出现差异性的原因何在呢？本文尝试从具有代表性的婚恋题材与商业题材入手，对“三言二拍”与《型世言》的思想内容做一比较，以此窥豹一斑。

一、婚恋题材传达出的迥异情理观

在《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中，均有不少婚恋题材的篇目，若比较性的观照《型世言》和“三言二拍”的婚恋题材作品时，就会发现，二者的思想旨趣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三言二拍”表现的是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与由衷赞美的话，《型世言》的作者宣扬的则是一种极致的封建婚恋观，这一观点与其片面的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宣扬一致，甚至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劝化说教，以“树型”和“惩戒”相辅相承，共同体现了其道德救世的创作目的。与其相比，尽管“三言”的作者也抱有“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世，为积善之家”（《警世通言序》）的创作态度，并以“喻世”、“警世”、“醒世”标其书名；二拍的编者也希望读者阅其书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二刻序》）。虽然在“三言二拍”的某些作品中也充满了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的说教，但若细读，剥离“三言二拍”中的劝教外壳，则可发现字里行间对“好色”别抱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且时时透露出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与重视，极为明显地体现出晚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型世言》和“三言二拍”都塑造了有才有色、才貌双全的少女形象，但二者塑造此类形象的目的及作者对待这些才貌双全的女性的态度却是迥然有别。如《型世言》第十一回《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中的谢芳卿和《醒世恒言》第十一回《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苏小妹及《二刻》第十七回《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蜚娥的形象及作者的态度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中，有才有貌的少女谢芳卿，自称“苏小妹没我的色，越西施没我的才”，更为作者描述为“丰神飘逸”，琴棋诗书，“无件不通”。这样一位品貌出众的女性，对于爱情更是自有主张，她更勇于大胆地追求爱情，常感叹朱淑真的遭际，“把这段才色配个庸流，岂不可恨。倒不如文君得配着相如，名高千古”。流露出对于文君相如两情相悦的真挚爱情的艳羡，而对于二者违反礼教的私奔行为却丝毫不以为意。也正是这样一位女性，当意中人出现在眼前时，便会大胆地去追求。当她见到在自家处馆的书生陆仲含“丰神秀爽，言语温雅”，且又得知他少年进学，胸中赅博时，便十分倾心。进而以诗相挑，并深夜主动私会，表现了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但在《型世言》的作者看来，这种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却是“淫女”的行为，是应该遭到唾弃与惩罚的一种行为。于是，在小说中，作者不仅让她遭到被其赞为“守正”的处馆先生陆仲含的严词拒绝，并在小说中给她一个和人私奔，落入娼门，受尽屈辱的结局。评者回首称这一故事是“斩淫之干将，愈淫之参术”。谢芳卿对文君、相如的仰慕，实际上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诗挑”和“夜奔”的行为，是对自身幸福自由的追求，这一切在我们现在看来，自有它的合理性。但在作者看来，这却是“淫邪”的“越礼”行为。这里，陆仲含的严词拒绝，实际代表的是作者对此行为的谴责。更甚者，作者还将这一道德的谴责化为严厉的惩罚，安排她落入娼门，备受凌辱。这无不体现出作者一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观。

相对于谢芳卿而言，“三言二拍”中的苏小妹和闻蜚娥却是作者称赞的对象。苏小妹作为名儒之女，聪明灵秀，才思甚至超过苏轼、苏辙二位兄长。她亲自凭诗择婿，并选中了认为其才在二苏之间的秦少游，又在洞房之夜，三难新郎，传为佳话。作者在文中借三苏及王安石、秦少游等才士名流之口极赞苏小妹才情绝世无双，“文章自古说三苏，小妹聪明世间无”，饱含赞扬之情。闻蜚娥也是如此。作为将门之后，虽为女子，她不唯有才，而且博通经史，“自小习得一身武艺”，容貌又“丰姿绝世”，而志气则“赛过男子”。因自幼女扮男装读书，使她可以在出色的同窗中自己挑选意中人，求得美满姻缘。这是闻蜚娥婚恋自主，追求自身幸福爱情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展现。

以上三篇同是女性的有才有貌，同是大胆追求婚姻自主，《型世言》和“三言二拍”的作者各自为故事的主人公安排的结局却迥然不同。前者视才女为“淫女”，并加以贬斥与惩罚，后者则为闺阁才女作传，加以高度赞扬。这体现出了作者迥异的女性观与婚恋观，一个是以理抑情，一个是以情制理。

这一差别，在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中也有充分表现。如《型世言》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和《喻世明言》第一回《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对其中邓氏和三巧儿两位女性，作者所持的态度便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型世言》第五回中的邓氏，因丈夫整天只吃喝酒，因此“好不气苦”。偶遇风流倜傥的役缉耿埴，便与其私通。虽然这二人都是奸夫淫妇的行为，但作者却给二人不同的结局。邓氏为了达到和耿埴长期私通的目的，思量谋害丈夫，不料却反被耿埴杀死。在此，作者极端鄙斥邓氏而称赞耿埴为“侠士”。这可以说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女性的偷情属被诛之行，而淫人妻子的男性却手刃淫妇，并因此成为“侠士”。耿埴还为使他人不受冤枉而去自首，最后被赦。但因他毕竟犯有杀人之罪，作者为了给他安排一个“善终”的结局，让其削发为僧，以终天年。对耿埴的杀人行为，作者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其文中诗所说：“剑诛无义心何直，金赠恩人利自轻，放下屠刀成正果，何须念佛想无生”。而邓氏则被作者抱着极端鄙视的态度，给她一个丧命刀下的悲惨结局，这正是作者崇理抑情思想的体现。这一点，与“三言二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三言二拍”中，虽也有许多描写情欲的作品，但作者大多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女性的追求爱情，甚至偷情行为寻找一种合理的根据或人性的解释，并想方设法为男女主人公设计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表现出一种同情之心。《喻世明言》第一回《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即是一典型的例子。商人蒋兴哥之妻王三巧，因丈夫外出经商长久不归，难耐寂寞，便与一徽商陈大郎私通，并将蒋家祖传珠衫赠给陈大郎。而蒋兴哥知道其私情后，并没有过多责怪妻子，却怨恨自己：“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选”故事中，王三巧虽被丈夫蒋兴哥休出，但最终又与蒋兴哥重为夫妇，作者只不过给了她一由妻而妾的小小惩罚，这与《型世言》中对邓氏的惩罚大为不同。两种结局，呈现出两种迥异的情欲观。一为尊情抑理，一为崇理抑情。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展示出一种“无爱的荒凉”。 ［2］

不但同情失节的女性，“三言二拍”还对勇敢追求真挚爱情的妓女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如《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及《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几回中，就塑造了玉堂春、杜十娘、莘瑶琴等此类妓女的形象。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不但聪明，且出淤泥而不染，人格高洁、不贪名利，一往情深地追求自己渴望、憧憬的真挚爱情。不管其结局如何，她们光彩照人的形象和不同凡俗的可贵精神分明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对女性的观照视角，在《型世言》中几乎是没有的，且《型世言》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本来就极少，这也体现出《型世言》的作者对女性个体存在价值的漠视。他所关注的，只是附加于女性身上的所谓“忠孝节烈”的妇德、妇行，而忽视了其作为个体的人存在的合理欲望。这种“厌女”倾向是其与“三言二拍”的女性观的极大不同之处。

二、商人形象不同体现出的迥异商业观

在晚明众多的拟话本小说中，最能体现其时代特点的，莫过于其中展现的对情欲和商业的态度。《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一样，对商业现象都作了许多客观描述，展现出晚明商业蓬勃发展的兴盛状况。如小说第三回《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第六回《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第三十七回《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等都间接地写到人们对经商的浓厚兴趣，经商观念已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城市出现了许多商品集散地，形成初步的商业市场。如第二十五回《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写浙江杭、嘉之地的渔、盐市场等。此外，作者对商人悟出经商之道也多有描写。如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灵台山老仆沈实如何经营远山，第三回《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周于伦改制衣物赚钱等，其中就含有经营心理学的因素。即此而言，可以说《型世言》对当时商业现象的反映是广泛、深刻而全面的。但《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表现出的商业观却有明显的不同。这可以从二者对商人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斑。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都分别塑造了诸多的商人形象，但其商人形象所展示出的，却是作者对商人的不同态度，及不同的商业观。“三言二拍”中塑造了许多商人形象，但他们一般作为正面形象在故事中出现，多具有勤俭为本，忠厚诚信，救人危难，乐善好施等优良品格。如《卖油郎独占花中魁》（《醒世恒言·卷四》）中的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卷四》)中的程元玉也“禀性简默，不妄言笑”。《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中的施复，《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中的施复、吕大郎拾金不昧，品德高尚。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刘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卷十》）中的小酒店主刘德夫妇，他们慷慨好施，热心助人，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两次救人危难，收孤、养孤。这一系列的商人形象塑造，都表现了作者对商人的肯定和赞赏。另外，“三言二拍”中通过对经商的艰辛描写及对骤富者的艳羡等，表现出作者对商人奔波辛苦的同情及对财富的肯定。

与“三言二拍”不同，《型世言》中的商人形象则少了一心经营、勤劳致富的特点，而多作为无良奸商出现在作品中。如第六回《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中，开店的朱寡妇，和徽商汪涵宇私通，气死了儿子。仅两个月之后，徽商汪涵宇垂涎朱寡妇儿媳唐贵梅姿色，二人就一起逼迫唐贵梅嫁给徽商为妾。唐贵梅不从，朱寡妇和徽商数次设计使唐贵梅就范未果，最终陷唐贵梅入狱，直至唐贵梅走投无路，自尽而亡。朱寡妇和徽商虽是经商的人，却不做经商人应做的事，一个贪图钱财且不守妇道，一个倚仗钱财为所欲为、作恶多端，直至逼死人命。其行径与《卖油郎独占花中魁》中做生意忠厚，轻财重义的秦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徽商吴尔辉(第二十六回)“做人极是啬吝”，却又“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刻画出一个悭吝、好色的徽商形象。以致色迷心窍而上当受骗，人财两空。作为闻名全国的徽商，可以说是当时商人形象的代表，而其形象在《型世言》中被塑造得如此丑陋，人格卑污，从中也可窥见作者对商人的鄙视态度。

《型世言》一方面描述了商人的无德无行，另一方面则又写了商人经商目的的不专。如第二十三回《白镪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中的朱恺之所以出去经商，是因为“听说苏州有虎丘各处可以顽耍”，第三十七回《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中的商人李良雨初到经商目的地，不思做生意，却想出去游玩逛嫖。如此可见，商人克勤克俭，勤劳致富的精神一变而为贪慕虚荣，追求享乐的庸俗品性。这些商人形象都是《型世言》中作者贬抑的对象。“三言二拍”中富有时代气息的勤劳本分、乐善好施、重信承诺的商业精神和值得肯定的商人形象在此已是很难看到了。

三、迥异的情理观与商业观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取向差异

综上所述，《型世言》与“三言二拍”展现出了迥异的情理观与商业观，并借此体现出了著者思想文化价值取向与道德审美取向的很大不同。

首先，从文化倾向角度看，“三言二拍”文本表现出的是作者对爱情的肯定，对情欲的宽容，以及对商人与商业的肯定，体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特点，即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事物常常抱着一种同情和理解，进而予以接受的心态。而《型世言》的作者则更多的体现出一种“文化绝对主义”的特点。表现在以封建的纲常伦理与社会道德规范作为故事叙述与形象塑造的至上公理，而排斥和压制一切源自个体内心的真实情感，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对真挚爱情与合理“欲望”的追求。在《型世言》中，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对女性爱情追求者的态度上，谁若稍有越轨犯禁，其结局便不是“被诛”，就是落入娼门。而对历来被称颂的勇敢追求爱情并获得幸福的女性，也多在叙述中加以贬斥，以示惩戒。例如认为卓文君有“失节”之举，王昭君有“聚麀之耻”，而花蕊夫人则是“无节无德”之人等。

其次，从文化主体归属看，“三言二拍”对“好货”、“好色”行为持一种宽容甚至时有艳羡的态度，即使有所谴责，也并不严厉。如果说“三言二拍”表现的是市民的思想、意识和趣味，更多地带有小传统文化的特色；那么，《型世言》则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判断，更多地带有大传统文化的特色。文化保守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其在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是三种不同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非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3］

第三，从道德审美角度看，“三言二拍”尊重人的主体性与个性，肯定人的真实情感欲望与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肯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积极因素，以人性的角度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中的婚恋爱情与商人商业行为，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审美视野，而《型世言》则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规约与审视故事的主人公与其行为及环境，较为功利而非客观，具有因袭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特点，而不是现代性的道德审美标准。

因此，我们可以把“三言二拍”称作“市民文学”，但很难把《型世言》也视为“市民文学”，因为它恰恰是对市民意识的批判，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联系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与文化现状，如果说“三言二拍”较多地受到王学左派及李贽等一批封建社会叛逆者的思想影响，体现出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的要求，那么《型世言》则更多地受到以批判王学及其末流为己任的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的影响。而《型世言》作者针对晚明的颓败世风，企图以重整纲纪来挽救社会的良苦用心也可见一斑，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4］他们依据“道”的标准来批判社会，重建人的价值关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学迷失”， ［5］却传递出一种思想文化道德价值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