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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新道德”
——试论梁启超“新民”理想实现途径之一

2015-12-10俞霁瓅

人间 2015年34期
关键词:梁氏新民梁启超

俞霁瓅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发明新道德”
——试论梁启超“新民”理想实现途径之一

俞霁瓅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在《新民说》的前期,梁启超的关注点主要每一个国民,并且主要想在思想层面达到“新民”理想,认为国家革新的根本办法是“新民”。本文即针对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实现展开几点论述。

梁启超;“新民”;实现

在《新民说》的前期,梁启超的关注点主要每一个国民,并且主要想在思想层面达到“新民”理想,认为国家革新的根本办法是“新民”,“新”的是民德、民智与民力等方面,前期梁氏认为的重中之重又是“德”中的公德。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改变人们的思想与国家、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因与果的关系: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

《新民说》中这一为人传颂的话道出了梁启超提出“新民”口号、以“新民”为目标的缘由。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其根本原因在于组成这一国家的个体水平的高下,因此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必须从根上着手,而不是“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②。

“新民”即是“自新”,梁氏说道:

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③

既然要“自新”,就需要有方向或方法,由此梁提出了实现“新民”的途径,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实则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国家思想以及政治思想,因此他说: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④

梁认为就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形势而言,以古圣先贤的思想、教言为一切事物的标准这一方法已不再适用,亟需重新制定一种符合当时现实情况的新道德,这一道德须以“利群”为根本目的。如何发明这种“新道德”呢?

关于如何“新民”、如何“发明一种新道德”,梁启超提出了他的见解: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所新之。⑤

从《新民说》的起始,梁启超就表明了他对与新旧文化的看法,“新民”与“发明一种新道德”虽然重点在“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传统的、旧的东西彻底告别、划清界限。相反地,若要国家和民族能立于世界,“淬厉”与“采补”二者,缺一不可。

梁氏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中国这一泱泱大国能立于世界几千年,梁认为这是由于国民所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⑥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代代相传,使国家能够发展延续下来,梁认为这种独立的精神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和源泉。其二,梁启超指出“新”的东西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是需要一定基础才可能,这一基础就是旧有的东西。他用树木和井水打比方,说树若不每年都发新芽、井里若不是天天能涌出新泉,那么离树木之枯与井水之涸就不远了,而这新芽与新泉又从何而来呢?因此在梁启超看来,要想有新的建树,必须有赖于原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濯之,拭之,发其晶光;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之,原其本原”⑦。当时“守旧”二字极为众人所厌恶,但梁启超所担心的并不是世人守旧,而是不真守旧,而是相反,因此他说真正的守旧是“淬厉其固有而已”⑧。

当然,梁启超认为光有“淬厉其所本有”是不够的,还应该广学多闻,博考各名族各国家的自立之道。这些学习应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政治、学术、技艺等实用性较强的,更应学习民德、民智与民力方面。并且他指出,民德、民智与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等的根本与源头,切不可本末倒置,因此他进一步引申出“新我民之道”才是重点、是国家民族革新的根本,这也就是《新民说》全书的中心主旨。

梁启超也解释了为何要“采补其所本无”的原因,自古以来国人视国家为天下,国人只有其为一人之资格、一家之资格、一乡与一族之资格的意识,却唯独没有作为一国之国民资格的意识。虽然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好,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梁认为具备国民资格的意识是必须的,否则中国就无法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中生存。而这一部分恰巧是中国固有文化中较欠缺的地方,因此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方面亦在于此,即国民意识与国家思想。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精粹的地方融合在一起,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学输入,古义调和”,如此才能生出可以“新民”的“新道德”。

对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梁启超思想中较为特别的地方,他的态度是客观而温和的,也可以说他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是极为清醒的。梁启超谈到保守与进取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关系不外乎偏于其中一边,或两者同时并取却有冲突,或两者共存却能和谐,而他自己的观点,则是希望两者能够很好地调和。由此梁启超强调,他所说的“新民”之道,既不是否定抛弃自己的文化,全盘学习他人文化,亦不是默守陈规、死守固有的文化,不懂学习他人长处,而是要在进取与保守中进行调和:

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流者。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利于大地也。⑨

正是他对于传统文化持肯定与客观的态度,为他访美归来后更趋保守埋下了伏笔,他的这一转变,在此便可寻到源头。并且亦可看出梁氏对于传统是有理智上的认识与真切的体认,并不像后来学者如列文森等提出的,梁氏在理智上已经抛弃了传统,有的只是感情层面的依赖与眷恋。⑩

由上述也可看出,梁氏对于文化兼具保守与进取的眼光,是极具智慧和洞察力的,一直择中道而处,这是在他所处时代乃至五四时期大部分人所不及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的“批判地继承”、“拿来主义”等观点,都是沿着梁氏的思想路子往下走的。

注释:

①②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③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⑤ 同上书,第18页。

⑥⑦⑧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⑨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⑩(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页。

B259.1

A

1671-864X(2015)12-0040-01

俞霁瓅(1991.11--);性别:女,籍贯:云南省曲靖人,学历:在读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海南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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