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千禧年主义”视野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陈 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千禧年主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

千禧年主义特指一种具有救赎意识的大众激进运动，它反映了特定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性质体现在太平理想与天国的想象、救世主及救赎意识、运动的人民性、暴力杀妖、宣扬醒悟时刻已经到来诸方面。太平天国的千禧年主义并非西方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中传的结果，它源于洪秀全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基督教进行创造性改造而形成的独特神学。笔者通过对19世纪世界范围内千禧年运动的比较考察，表明太平天国运动实为传统中国人面临现代性压力所作出的独特回应。

千禧年主义通常被认为源于犹太人与早期基督教的预言传统，原指某种特定类型的宗教狂热派，它包含先知、对一个极乐世界的期待以及关于这个世界即将来临的预言等要素。千禧年只是个模糊说法，意指等待已久终于到来，实际上并无时间限制。在社会政治理论中，千禧年主义已被视为某种特定的思潮。笔者认为，千禧年主义之要义，概括起来至少包括如下几条：(1)完美至善极乐世界的期许；(2)这种完美的世界是人类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它处于人类历史的终点处；(3)它常常被许诺在人间实现；(4)它极具号召力，常能带来激进的社会运动；(5)它具有大众性，是一种参与者甚众的大众运动；(6)其运动特性是，它会对一切既有的静态制度与结构造成冲击；(7)先知预言了千禧年的到来，且常常成为实际运动的领袖。不过如诺曼·柯恩(Norman Cohn)所言，千禧年主义并不必然是“人间天堂”的唯物主义计划，它也有高度唯心主义的形式，只关注于完美的精神世界；也不必然是暴力论的，它也有温和的和平主义的类型。千禧年主义的具体类型多样，不过它们共享最基本的行为与具体的思想模式。[1](Pxiv)

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千禧年运动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特别是20世纪的纳粹主义。诺曼·柯恩在千禧年运动方面的研究颇为突出。尽管他的著作讨论的是欧洲11至16世纪之间的千禧年运动，但他也指出这种行动类型可以在现代很多历史事件比如纳粹运动中看出。[1](Pxiii)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lin)在论菲尔热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时指出，约阿希姆打破了奥古斯丁关于基督教社会的观念，把三位一体分为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他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与第三个阶段之间，新时代的领袖即将来临。沃格林说，约阿希姆创造了一系列支配着现代政治社会自我解释的符号，包括分阶段相继发展的历史之观念、新时代的先知、领袖、自主人的兄弟关系(the brotherhood of autonomous person)。希特勒的千禧年预言仍从属于此种约阿希姆式的想法。[2](P139)沃格林的弟子罗德之(James Rhodes)沿其师的方向，曾由此对纳粹运动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纳粹主义本质上即为千禧年运动。[3](P29)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千禧年运动亦有探讨。霍布斯鲍姆曾研究过意大利南托斯卡纳的拉扎雷蒂宗派运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及西西里的“法西斯”农民共产主义三场千禧年运动，他批评柯恩混淆了千禧年运动与现代革命运动，强调千禧年运动有其原始性。霍布斯鲍姆承认，每一场现代革命运动都包含千禧年因素，并且，千禧年运动追求的是革命而非改良，但在纯粹的千禧年运动与纯粹的政治革命之间，存在着多种中间形式。[4](P67-69)

视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千禧年运动，由来已久。政治科学家迈克尔·巴昆(Michael Barkun)在他关于千禧年运动的跨文化研究中比较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狂热派、美洲印第安人的鬼舞者、美拉尼西亚的货物崇拜(the Melanesian cargo cults)以及太平天国起义。他认为这些团体有着相似的意识与期望，而千禧年运动的爆发总是与灾难相连。[5](P17)鲁道尔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的研究重视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维度，他曾言及洪秀全接受的基督教本身即具千禧年主义色彩，乃是福音派基督教情感主义的一支。[6](P17)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认为，洪秀全持一种千禧年式的信念，拜上帝教有狂热的救世成分，洪秀全及其信徒拥有天启式的愿景。这既有西方基督教的渊源，也有中国传统如《易经》、《老子》的渊源。[7](P1-5)另一位美国学者魏斐德则认为，在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秀全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建了他的，也是中国的乌托邦。”[8]台湾学者卢瑞钟也十分肯定地视太平天国运动为千禧年主义运动，并认为其渊源在于基督教的千禧年传统。[9](P326)大陆学者蔡少卿曾撰文提出从千禧年主义(千年王国论)的角度来考察太平天国，他提到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思想对洪秀全革命造反意识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作用，认为洪秀全定都南京就是建立千年王国，并称《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方案，是中国旧式农民思想的产物，反映了小农的平均主义愿望。[10]周伟驰近著亦从千禧年主义的角度来考察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洪秀全的天国理想展望的是一个只有圣徒才准入内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社会，这源于洪秀全从来华传教士那里接受的是千禧年主义新教。由此，“洪秀全的‘天国’，不过是当时英美千禧年主义在中国激起的一个大浪潮而已。”[11](P122)

可见，视太平天国运动为千禧年主义运动，已是不少学者的观点。然而，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千禧年运动？太平天国千禧年主义的渊源何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的兴起有哪些意义？这些问题仍须进一步探讨。

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性质

太平天国运动并非因均贫富等贵贱的目标而起，也不能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这样的改朝换代的心态去解释，它包含了一套全面的社会政治理想，源于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它否定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以拜上帝、除偶像、信真道、脱凡情为名，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结合一系列与清政府的战争，攻城略地，定都金陵，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坚持十余年，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宗教给这场运动注入了活力，信仰使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摆脱羁绊。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必得神佑，注定会成功。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性质，可从下面几点来看：

1.太平理想与天国的想象。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是千禧年主义的必备要素。太平军致力于建设一个亘古未有的一统光明的太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2](P168)它根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把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以一种兄弟姐妹关系而存在，“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13](P12)

“太平”意指伟大的和平(Great Peace)，它描绘了一幅安定、幸福、无战乱的图景。也有“极大公平”之意，汉代《太平经》说：“太者，大也，平者，正也。”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创太平道，即取此意。洪秀全在1837年的诗作里写道：“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14](P4)1848年洪秀全因冯云山有难而感慨作歌，中有“同享宇宙于太平”[15(P9)]一句。深刻影响了洪秀全的小册子《劝世良言》里也有“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16](P100)的说法。

太平理想经常被说成具有乌托邦主义的性质，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抱有对“天堂”的憧憬。说太平理想是乌托邦，极言它实现的可能性为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天堂理想，从根本上区别于纳粹主义等极权主义所描述的人间天堂。太平天国对世俗秩序的理解从属于其宗教信仰，天国(神之国)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部分。洪秀全解释圣经“天国迩来”一句时说，这是“太兄”基督的“预诏”，太平天国即是圣经所讲的天国。[17](P117)为了强调对天父上帝的信仰，洪秀全后来甚至下诏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中说：“朕今细思上帝、基督下凡带朕、幼作主，天朝号为太平天国，虽爷乃太平天帝父，哥乃太平天主兄，到底爷为独尊，全敬上帝，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18](P209)拜上帝教宣称信徒死后灵魂能上天堂，这原本是基督教的本义。称南京是“小天堂”，不过是一种修辞，并非说它是人间的极乐世界。洪秀全认为，“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17](P274)简言之，它没有抛弃上帝、期望靠人的能力进行自我拯救、把天堂搬到人间的那种“诺斯替主义”的狂妄想法，[19](P20)*Eric Voegelin, Gnosticism: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in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edited by Manfred Henningsen,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也没有改造人性的计划，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不涉及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事实上，礼拜的仪式很简单；很多太平军除了最基本的教义外，对基督教所知甚少。[20](P262)对死后上天堂的期待，对上帝的敬拜，不仅体现在宗教仪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以行动为太平天国事业做贡献。它主要不是个人信仰之事，而是事关政治的大事。以务实著称的东王杨秀清就说：“敬尔二兄(即洪秀全)，便见高老(即上帝)。”[21](P48)又说：“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报效天王即是诚心敬天父与天兄也。”[22]太平天国开辟了一条灵魂上天的中国式的道路。由此，太平天国的理想，如果说具有乌托邦色彩，那么这种色彩也是极其淡薄的。

2. 救世主及救赎意识。体现太平天国千禧年主义品格的第二个方面，在于运动所包含的救世主观念及救赎意识。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即以“洪先生”的身份闻名遐迩。起义后，洪秀全为太平王、天王，作为上帝次子、耶稣之弟，已是使中国人脱离苦海、免于沉沦的救世主，是“把国家从满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救星”。[23](P41)千禧年的预言，在太平天国事业中，一方面见于洪秀全丁酉年病中的那个升天异梦；另一方面，它也源于洪秀全对新旧遗诏圣书(《圣经》新约与旧约)的解读。洪秀全坚信，梦中奇象宣布了他作为救世主的地位及救世的使命，圣经包含了他事业的全部预言。洪秀全是上帝派到凡间的，如同当初耶稣一样。在西方活动的是耶稣，派往中国的是耶稣之弟洪秀全。他原名洪火秀，因犯耶火华之讳，被上帝要求改名为洪全或洪秀全。“全”又有人中之王的意思。他的使命是杀妖，是让人们重新回归对上帝的敬拜。洪秀全上天后，并不想下凡杀妖，但上帝强迫他下凡。[24]《太平天日》一书的叙述提示洪秀全并非出于贪恋权力要建太平天国，而是为了履行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洪秀全在世间的统治权力，源于上帝的授予，所谓“玺剑光荣承帝赐”。[14](P4)不仅其权力源自上帝，使命源于上帝，而且其事业也得到上帝及天兄耶稣的帮助，所谓“天父天兄带作主”。[25](P7)不过，称洪秀全有意神化自己，愚弄群众，并不恰当。洪秀全并不搞个人崇拜。太平军效忠天王，并非出于对天王本人的崇拜，拜神的仪式与朝廷礼仪截然不同，天王并不接受拜神的仪式，[20](P263)在太平军心目中，值得或者被允许崇拜的只有独一真神皇上帝。太平战士说：“我们的领袖虽然伟大，但是也象我们一样，只是一个人。”[26](P66)

3.运动的人民性。千禧年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其人民性，即它是由广大人民参与的运动。人数众多，涉及面广，是其显著特征。它将一个社会的男女老少均卷入其中，冲破了既有的等级阶层，冲破了家族束缚，打破了传统中国历来只有君主才可以祭天的禁忌，宣称“自古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君王拜得，庶民亦拜得”。[27]按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民主意指身份的平等”，[28](P4)则太平天国起义当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主”运动。亲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唎称太平军为“人民真正的解放者”。[26](P128)太平天国运动通过拜天下唯一真神、世间大共之父，以兄弟姐妹关系代替了传统的血缘宗亲关系。“中国人民”的概念，清晰地见于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如“况尔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约同中国人民擒斩妖胡头目首级”[38](P160，166)理解太平天国的人民性，有如下几点尚须注意：(1)太平天国运动并不是只有穷人参与。尽管多数人是穷人，但把它说成是穷人运动，则是一种歪曲。石达开、韦昌辉等在加入太平军时均十分富有，杨秀清、萧朝贵是穷人，但洪秀全、洪仁玕等均不能说是穷人。(2)太平军不同于义和团，它并无反智主义的倾向，清方文人说“贼中最喜粗鄙无知识人，为其易于愚弄”，[29](P293)不过是说太平军中很多人是不识字的劳动人民，读书人少。其实，太平军从不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相反，他们十分善待文人。克金陵后太平军的文告即称“士庶勿恐，专杀贪官污吏”。[30](P94)有知识者加入太平军，“称先生，司笔札”,[31](P768)“供给丰厚，与伪职位，然逻察甚严，深居简出”，[29](P294)普通太平战士行军，这些先生则享受坐轿的优待。原来各州县的官员，有的也被录用以处理公文。“设六部称掌书，所掳各府州县官皆使充掌书。”[32](P709)太平军希望得到士人的支持，在其辖区内开科取士。尽管试题多与拜上帝教联系在一起，但对考生资格的限制被取消了，各种职业者皆可报考，录取的比例也远高于清政府的科举，有时甚至报考者只要大致完成考试，悉数录取。(3)太平军不同于清兵的雇佣及职业性质，它是一种军民一体的人民军队。能打仗者着“将士”号衣，不能打仗者，着“圣兵”号衣，在交战时扛旗呐喊助威。太平军中不发军饷，他们生活在一种有计划的产品分配制度中，其家人分别生活在军营各馆。(4)这种人民性，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逐渐蜕化。太平军与江浙地区居民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关系。经常的状况是，即便是江浙本地的穷人，也不认为太平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与运动初期太平军靠宣传吸引人民自愿参加不同，迫于战争压力，后来不少人是被掳强行入太平军，为太平军提供劳役，不服从者往往意味着被处死。做“长毛”，成为战乱时代的一种谋生手段；接受其统治，完税纳贡，也是缘于情非得已。

4. 暴力杀妖。通过暴力征战，而非仅仅依靠传教，建立政权，是太平天国革命也是其后历次中国革命的特点。洪秀全、冯云山一开始只是致力于传教活动，尔后萌生起义的想法，通常的说法是形势所迫，即清政府的宗教迫害政策以及信众被关押死在狱中等事件激发。[31](P827)在太平天国官书《洪秀全来历》称洪秀全“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33](P689)洪仁玕亦说：“初时并无举行革命的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无别路可走故耳。”[31](P822)不过，洪秀全面对此种逆境，并不一定非要起义。以一种地下的方式活动，或忍受一些小的屈辱，是中国民间帮会生存的一种方式。关键在于洪秀全“升天异梦”中上帝的指示以及他自己的反叛意识。他的诗句“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斩邪留正诗》)“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吟剑诗》)，表明他早有武装斗争的想法。而有资料显示这一想法还可以溯及洪秀全在莲花塘教书时。洪秀全故里的村民李芳群说：“洪秀全在莲花塘汉生李公祠那里教书时，据老一辈的人说，他是以教书为名，练武为实，白天学文，晚上练武，原来练武的地方，现在已建成牛棚。洪秀全本来不懂武术，叫我们的太公李带仔去教的。秀全晚上组织学生练武，邻村的人也有来参加的。晚上秀全还与学生在祠内天井旁谈心。他曾对其密友和要好的学生说：‘人发我不发，我发就大杀。’”[34](P240)李明阳、李成森也说：“洪秀全在莲花塘教书时曾经说过：‘人发我不发，我发就大杀’这句话。那时他想造反，但没有力量，只有等待力量雄厚时，就大杀邪妖(官吏)。”[34](P240)拜上帝教由教而“政”，正是此种武装起义思想的结果。暴力之被允许，因为上帝的授权，其目的在于斩邪杀妖。洪秀全并非不知道基督教的仁爱观。太平天国的十天条书包含了“不好杀人害人”的律法。“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害人者是犯天条。诗曰：天下一家尽兄弟，奚容残杀害群生。成形赋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35](P6)然而，正如西方基督教一面宣扬博爱，一面并不否定对敌人的斗争与杀戮一样，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也不把这一条运用于敌人。*论者或讥太平天国言行不一，不知公敌与私敌之区分。基督教所言爱你的仇敌，仇敌指的是私敌，而不是公敌。洪秀全在批阅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时曾说：“爺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爺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36](P75)一名太平军战士说：“一个坚决拒绝向上帝祈祷的人是顽子，不配被视为兄弟；不过，在战场之外，如果他毁掉偶像，我们一般对他不太苛求。”[37](P112)暴力杀妖，不过是“恭行天罚”。[38](P163)

太平天国号召“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39](P133)太平天国所说的“妖”，在宗教中指魔鬼，指红眼睛老蛇(源于圣经)，民间所拜的泥塑木雕，被称作“死妖”，在政治上则专指满清官员。“妖者，官也。”[31](P790)韦昌辉对部下的诫谕中说：“遇妖即诛，见民必救，务斯扫尽妖氛，不留余孽。”[29](P195)太平军对清妖，以严厉镇压为原则，“一旦攻占城镇，所有清军无一例外地被杀死，满族官吏断不能免一死。”[40](P37)“贼匪见顶帽则以为妖，必杀死。”[41](P22)尸体戴顶帽殓，为遇见亦割其头。不过，太平天国对于归顺、投降的满清官吏，多有录用，亦是事实。

5.醒悟时刻已经到来。太平天国宣称得救不在来世，不在未来，而在当下，号召民众立刻觉悟与行动，宣称“脱鬼成人，须由醒悟”[38](P356)，“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38](P392)，把革命与内在的觉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平军的口号称：“人人拜上帝，个个上天堂，快来快来拜上帝。”[32](P695)太平天国的颁行诏书中说：“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且问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条者也。尔世人还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见皇上帝荣光，尔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时，得见太平天日，而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38](P159-160)生逢其日，生逢其时，立刻觉悟，马上行动，“速悔速改速果然”,[38](P381)此种观念是致力于在人间建立新世界的千禧年主义的必备要素。

上述五个方面，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千禧年运动。然而以下几点仍需强调：第一，这场运动给神留下了位置；第二，它属于暴力建立新世界的千禧年主义，而非和平期待的那种类型，在实际进程中，因其与清王朝长年处于交战状况，故而建立新世界的理想一直缺乏实施条件；第三，它具有政治性，而不仅只具有宗教性。

二、太平天国千禧年主义的来源

太平天国宣称，太平王业已下凡，将带领人民武装推翻妖清胡奴的统治，恢复对神天上帝的敬拜，进入一个人人平等而富足的新世界，生前享天福，死后灵魂转高天，天下江山一统，人民永享极乐。这是一种以暴力的方式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诸领域展开的千禧年运动。其要义，如前文所述，实有以下几个因素：(1)完美主义的极乐世界图景；(2)救世主下凡救世的观念；(3)这一理想将劳苦大众包括在内；(4)暴力杀妖，武装斗争；(5)当下的觉悟。对照这五个要素，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主义品格究竟从何而来。

洪秀全的思想来源，通常被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思想；(2)天地会的思想；(3)儒家思想，特别是《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中写道：“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8](P12)(4)基督教思想。[42]在这四个来源中，农民起义的传统带来的是改朝换代，它并不包含终结一个时代的奢望。均贫富、等贵贱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案，虽体现了农民追求公正的冲动，但并未否定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大同思想是一种儒家乌托邦主义，却不是激进的千禧年主义。儒家无法想象救世主下凡，实际上儒家只关心个人品德的修炼及家国天下的理想。天地会声称致力于“反清复明”，但它缺乏对完美主义未来世界的想象，“这些南方会社的思想意识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的观点不仅是复辟派的，而且还有些保守派的色彩。”[43](P143)虽然天地会也习用“太平”二字，[42](P6)但二者毕竟不同。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皆以兄弟相称，非是本于耶稣，而实际有根于洪门而然也。”[44](P7)这种观点错在没有意识到中国帮会江湖结义的“兄弟”关系与太平天国所说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并不相同，因为前者仅限于关系亲密的人，而后者适用于一切个体，体现了博爱之精神。故而，从天地会那里也殊难发展出太平天国的千禧年主义。

洪秀全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很深，他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开始接触基督教，后又在广州南关东石角基督教堂跟随美国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习圣经三个月，期间他阅读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合译的圣经中译本。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冯云山基于基督教而创。洪秀全知道拜上帝教与西方传教士理解的基督教不尽相同，但破除偶像崇拜、拜唯一真神，企求灵魂转天以及入教的洗礼、祈祷等方面，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新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使得一些论者把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主义品格归结于西方传教士，认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均持千禧年主义的观点，故而拜上帝教实为西方千禧年主义中传的结果。[45](P122)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首先，梁发的《劝世良言》以及罗孝全的圣经解释并不包括千禧年主义的教义。传教士传福音的热情，与千禧年主义实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实际上，梁发的《劝世良言》包含很多叫人安分守己的说教，[16](P100，137)其中心在于劝人修身、为善，树立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并不包含建立天国的暗示。梁发对“天国”(即神之国)的解释是：“‘天国’二字，有两样解法。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后，其灵魂享受之真福也。一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稣众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16](P21)这种解释并无特别之处。洪秀全的老师罗孝全也不赞同洪秀全的观点，尽管他给洪秀全和洪仁玕讲解过圣经，但他始终拒绝给洪秀全施洗，后来访问天京数日后，竟不顾洪秀全的优待，不念师生之谊，在报纸上以恶毒的语言公开谴责洪秀全。*《北华捷报》1862年2月4日刊登了罗孝全牧师的一封信。罗孝全在天京生活了15个月后，改变了过去对太平天国的支持。他说“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致对我非常友善”，他认为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太平天国诸王没有能力组建一个政府，在维护人民利益方面还不如衰老的清政府；他们的宗教“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洪秀全)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等等。[37](P304)不仅罗孝全，洪仁玕自香港到天京后也向洪秀全指出拜上帝教背离基督教的正统解释之处，但洪秀全坚决拒绝改变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从当时的传教手册与西方传教士那里，均发展不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思想来。并且，洪秀全并非那个时代接触基督教的唯一一个华人。其他人信基督教，并不期待有一个天国要降临在中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差别在于，洪秀全要用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王国。而无论是暴力手段的采用，还是建立信徒自己的政权，均不为西方传教士所赞同。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千禧年主义，实为洪秀全创造性地解释、修改基督教，使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洪秀全等人对落后贫弱的中国面临现代性压力所做出的回应。这种千禧年主义尤见于太平天国官书关于洪秀全丁酉“升天异梦”的叙述。洪秀全的升天异梦，并非是编造出的神话。洪秀全在科考失败后备受打击，生病卧床不起月余，其中梦见自己上天，见到了天妈天父天兄天嫂，还见到孔子受鞭，最后天父迫使洪秀全下凡，赐其封号“太平大道君王全”。太平天国后来的官书曾几次描述过这场梦，*见《太平天日》。天父天兄“下凡”与天王的对话中，也几次提及洪秀全上天的经历。王庆成编：《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页；第7页；第11页。《御制千字诏》中说：“丁酉年岁，季春和舒，蒙接升堂，指示根株。命锄务本，芟剔歼除。继或些味，赐对部书，癸卯斯载，如晦才曙。互相引证，功合玺符。乃始周游，唤醒英雄。”《洪秀全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李秀成的叙述细节上有异，“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南宁：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页。，正是这场梦，使太平天国具备了千禧年主义的所有必备特征，它包含了对斗争的对象“妖”的界定，包含了救赎意识，指定了救世主是谁，并由上帝赐剑与印，允许他在凡间暴力杀妖。洪秀全一开始并不理解这个梦的含义。过了6年后，他的表亲李敬芳借走了洪秀全那里闲置的《劝世良言》，还回来时对洪秀全说，此书甚好，你仔细看看。洪秀全看后，恍然大悟，觉得书中所言与他的梦若合符契。他相信自己得到了某种启示，负有神圣使命。自此，他的升天异梦与基督教圣经一直处于一种互参互渗的过程之中，而他的这个梦处于比圣经更高的位置，洪秀全参透这个梦的所有涵义，一直到太平天国事业末期他病逝以前，他对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仍旧念念不忘，并不断以新近做的梦来解释他的事业。[48](P74，77)当圣经文本或者基督教精通者的解释与他的梦境发生冲突时，洪秀全总是坚持他的升天异梦，而非按圣经来修改之。*例如关于“三位一体”的解释，关于上帝模样的描述以及上帝家庭成员的说法，洪秀全坚持说“朕亲上高天，见过天父多少，见过天妈多少，见过太兄多少，见过太嫂多少，有凭有据正为多，上天下凡总是一样，耳闻不如目见也。”[17](P346)拜上帝教当然离不开基督教，但它之不同，并且表现出千禧年运动的力量，正在于洪秀全自己独特的神学。无论是洪秀全，还是其追随者，都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一位太平战士说，天王的启示比较新近，因而比西方人得到的旧启示更具权威性。[46](P122)

三、小结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救赎意识的大众激进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千禧年主义特征并未达到极充分的程度，与流行的意见相反，儒家思想及基督教不仅没有促成其发展成千禧年运动，反而制约了它，使它没有成为一种典型的千禧年运动。儒家思想内在的保守性、世俗性使太平天国革命对既有体制与观念的损毁大打折扣，基督教则使之免于成为一种以领袖为中心、以意识形态为原则致力于改造人的现代极权主义。另外，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日常行政管理的需要及制度化的要求，也多少抑制了初始运动的本能。

洪秀全说，中国古代原来也拜上帝，与世界诸国一样，但自秦以后，中国人未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因此落到今天为妖胡所统治，“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47]这种说法固然是出于传教的需要，目的是为了使拜上帝教不被百姓视为洋教而加以排斥。实际上，基督教本身作为普世宗教，即使是19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人民，要接受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也并不困难。然而洪秀全要做的并不只是传播基督教，而是要建立一个人心纯正、对上帝有敬畏、中国人自己统治自己的新世界。

太平天国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最早探索，因此，考察19世纪中期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需要放到现代性的大背景中去。当时资本主义已在全球扩张，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解体，旧式的王朝统治结构面临挑战。大众的觉醒，是那个时代的标记，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均可见不同形式的千禧年运动。这些运动的特点是使大众登上历史舞台，并期许一个至善的世界，它们奉行不同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如新教、无政府主义等，却共享基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宗教的千禧年主义品格是基督教中国化的结果，却不能说它是西方千禧年主义中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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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桃

2014-09-20

陈伟，男，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本论文得以完成，得益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es Kolleg fü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命运，自由与预测：东亚与欧洲应对未来的战略”项目(德国联邦科教部支持)的资助。同时感谢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于尔根·格布哈特(Jürgen Gebhardt)教授和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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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7511(2015)03-00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