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媛，李兴奎 ，李顺琴

(1．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 云南农业大学 后勤集团，云南 昆明650201；

3.云南农业大学 龙润普洱茶学院，云南 昆明650201)

“人化”汉语“花卉”词的隐喻研究

彭媛1，李兴奎2，李顺琴3*

(1．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 云南农业大学 后勤集团，云南 昆明650201；

3.云南农业大学 龙润普洱茶学院，云南 昆明650201)

摘要：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模式无处不在。日常词汇中就蕴藏着许多体现民族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文化等诸多信息的隐喻表达。本文以认知隐喻为主要理论框架，对现代汉语花卉名称中含有人的体貌音容、行为特征、社会关系、品德特性等诸多“人化”花卉名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阐释，彰显出汉民族关于人花交相辉映的诗性认知与解读。这对促进花卉词教学、词典编撰乃至丰富和传播汉民族花卉文化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花卉；隐喻；认知；人

花卉是大自然的精华，与人类关系密切。它不仅美化、净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还愉悦、陶冶人类的身心情操。因此，自古以来，花卉就深受人类的喜爱，成为居家、园林、街道等户内户外赏心悦目的景致,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演绎出灿烂的花卉文化，折射出人类特有的审美认知与民俗民风。

据查，研究花卉的文章数量甚多，角度各异。学者们主要是从植物学、经济学角度对花卉展开研究，其次是艺术、文学角度。近几年有学者从语言学视角对花卉进行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就语言学角度而言，学者们多从词汇、语法、语义、文化、认知、隐喻等方面对花卉词作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如李顺琴等[1]运用词汇学理论对汉英语词形在音节、语素、构成、构成语素意义异同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不同的词形、构词特点；周德艳[2]运用认知隐喻理论,对比分析了“花”在汉语中,古今隐喻意义的变化及“花”在现代英、汉语中隐喻意义的异同，胡超[3]以概念框架为基础, 研究了现代汉语里的“花”词族，并揭示了其形成及其语义变化转换的规律；李伟大[4]则分析了汉语中“X花”的基本特征，对“花”的语义泛化倾向，以及应用时带有的感情色彩进行了研究；李顺琴等[5]对汉英语花卉词蕴含的文化特点进行了分析论证；冯英教授[6]主编的《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三)》中，有一章对汉英语花卉词包括词语系统、分类、词形、文化、认知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是近几年较全面的花卉词研究。本文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理论对现代汉语花卉名称中含有人的体貌音容、行为特征、品德特性等诸多“人化”花卉名进行分析研究。

一、认知与隐喻

认知(cogni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语cognitio( the action or faculty of knowing or learning),指人获得知识或学习的过程。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7]认知引入语言研究并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即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近三十年来，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认知与语言的协同运作过程。比如，认知是如何在人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并形成有意义的语言概念、语言运用的。也就是说，在语言概念的形成和推理中，在语言的多样表达运用中，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人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感官知觉能力(观察、选择、注意力)和想象力(图示结构、心理意象、隐喻和转喻认知方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由于语言是认知对外在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因此，透过对语言现象本身的观察和研究又可映衬还原出认知的运作过程及其模式。

隐喻在传统语言学中被认为是文人墨客用以附庸风雅的一种修辞手段，是可有可无的非正常语言现象。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隐喻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辞格现象，它还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模式呈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隐喻由认知而起，又是认知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认知的发展，这就揭示出隐喻在人类认知和推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发展知识、进行思维、作出推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8]隐喻有两大构成因子：始源域、目标域，其运行原理在于通过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使人们借助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当然，这种映射并非随意生发的，而是根植于民族文化蕴含下的人类的身体经验。一个隐喻概念一旦形成，为众人所接受，它又会生发出大量的相互映衬和谐的语言表达，也就是生成隐喻网络体系。而“我们关于世界的共同经验储存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因此可以从我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中搜集。但是，要想开发语言这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就必须跳出句子结构的束缚，而去研究比喻性的语言，特别是隐喻。”[9]

可见，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思维模式，虽无形亦无相，难以像物质实体般供人描摹触摸，但它沉淀隐含于人类的语言中。我们可以通过搜集、整理、分析语言材料来洞见并呈现隐喻的运作过程。如在汉民族思维及文化涵养下的先民们在遇见新的花卉物种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细腻的感知力，在无意或有意中运用隐喻思维与人类已知世界相比照，找到花与人之间的联系点，实现人与花的交互跨越，花型花貌花态花姿花之精神被打上了“人”的印记，花卉在人类的世界中也因此更加鲜活。这我们可从以下“人化”花卉词中窥见一斑。

二、“花卉”词中品知“人”

世间万事万物存在或显或隐的普遍联系。人生存于天地宇宙这个大容器中，无时无刻不与世界进行能量交换。这种与世界的互动，不仅使人类积累了丰厚的生产、生活经验及身体、社会经验，而且激发了人类表述世界、传递情感的迫切需要。“人”运用语言表述“人”化的世界，不同语言蕴含了不同民族对世界的不同理解。汉语花卉词映射出的是汉民族的认知，即汉民族通过隐喻创造出的花卉词，映射出汉民族关于“人”的存在状态、社会关系、思想情感以及思维方式。汉语花卉词，为我们呈现出汉民族关于“人”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认知解读。

(一)“花卉”词映射出“人”的外在形态

汉民族在认知世界时往往秉承“近取诸身”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论”将人体视为小宇宙[10]。汉先民在对自身进行观察后发现，人体结构对称，器官齐整，行为多样，体态多变。当他们熟悉这些结构体态后，易于被当成已知(始源域)来喻指未知的事物与概念(目标域)，使其“着我之色彩”。在花卉词的创造过程中，花卉着“人”之色彩；而花之美与人之美相比对时，人着“花”之色彩。

1. 映射出人的身体部位或器官的花卉词

以身体部位作为始源喻来命名作为目标域的花卉的主要有：外显器官如头(首)、眼(目)、喉、掌、腋等；外显的人体附属物如胡须、指甲等；内隐的脏腑器官如心、肾等；以及人体重要组成部分的血、肉、骨头等。这些人体部位或具有和花卉相同的外形，或具有和花卉相同的位置，或具有和花卉相同的颜色、或具有和花卉相同的质感。如：乌头、白头翁、何首乌、眼树莲、眼子菜、蓝目菊、喉管花、金钱掌、葫芦掌、腋花紫薇、银须草、指甲兰、心菊、肾蕨、血根草、血叶兰、肉苁蓉、肉豆蔻、肉黄菊、肉瓶树、肉锥花、枸骨、筋骨草。

2. 映射出人的动作或样态的花卉词

面对多彩多姿的娇媚花卉之情态、特性，擅长诗性联想的汉民族极易将之与人的动作、样态进行比附关联，从而以人的动作或样态作为始源域来命名花卉(目标域)。视读该类隐喻化的“花卉”词，脑中常浮现人的音容笑貌，样态情感。如：含笑、笑靥花、合欢、金合欢、回欢草、睡莲、睡菜、凌霄

“含笑”苞润如玉，香幽若兰，花开的时候花瓣常微张半开，又常稍往下垂，呈现“美人含笑”似的欲开还闭之状，让人联想到端庄恬静的淑女笑容。“合欢”则白天开放，夜晚并蒂的两朵就合抱在一起，极似恩爱的夫妻。“睡莲”因花色艳丽，花姿楚楚动人，在一池碧水中宛如冰肌脱俗的少女，且昼舒夜卷恍如睡美人。“凌霄”的植株沿着攀藤物不断向上探升，似乎有爬上九霄、壮志凌云的豪情。

3. 映射出人的美貌的花卉词

这类词并非造词之初赋予词语的意义，而是在人与花的比对过程中，将相同的审美体验联系在一起，花卉因其色泽形态的圆润、亮丽与妩媚而常被汉民族用来喻指美人。如牡丹、桃花、梨花。

牡丹花色泽鲜艳，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汉民族誉之为“国色天香”。相传，唐玄宗李隆基有次与杨贵妃一起观赏牡丹，并召李白赋诗。酒醉未醒的李白提笔作《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玄宗贵妃皆大喜赞叹，马上让李龟年谱成曲让梨园乐人演唱。

桃花开在阳春三月，满树艳丽绚烂，自古与女性有缘。诗文中多用桃花烘托美女，其中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则被誉为借桃花喻美人的千古绝唱。此外，人们还将少女的脸颊称为“桃腮”、“桃靥”，其胭脂叫“桃花粉”、化妆称“桃花妆”。“自古红颜多薄命”，漂亮女子命运多舛又称之为“桃花命”。就连男子的艳福也常戏谑为“走桃花运”等等。

梨花因其花色纯白，常用来喻指素面淡妆的贤淑端庄之女。如元好问的“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春色惜天真，玉颊洗风露。素月谈相映，肃然见风度。恨无尘外人，为续雪香句。孤芳忌太洁，莫遣凡卉妬。”(元好问《梨花》)

(二)“花卉”词映射出“人”的社会关系

“花卉”物种品类繁多，汉民族因体察洞见到花卉的某一特征与人作为社会群体复杂的家族、社会关系及身份、角色与地位之间存在某些相似关系，将对“人”角色、社会关系等的认知引入花卉的网络家族，作为始源域，创制出如下具有人类称呼的“花卉”词语。如：王莲、王棕、慈姑、母菊、知母、贝母、水翁、翁柱、帝冠、子孙球、皇后葵、王百合、梁王茶、扶郎花、负儿草、巨人柱、旅人焦、落新妇、虞美人、美女樱。

“王莲”是水生有花植物中叶片最大的植物，王莲花也硕大美丽，比一般的荷花还要大，可谓莲中之王；“慈姑”，据《本草纲目》“慈姑一株多产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11]“子孙球”是一种矮小扁球状仙人球，球体基部极易分生子球，常形成大型群生株，故得名子孙球，等等。

(三)“花卉”词映射出“人”的思想情感

1. 映射出人的祥瑞祈愿的花卉词

人类有着丰厚的情感。汉民族传情达意含蓄委婉，喜欢“借物咏怀”，因此很多花卉都被直接冠以含有祥瑞意义的词汇，以传达、寄托汉民族对美好生活和情感的向往与不懈追求。如： 喜树、喜花草、喜林芋、百合、老乐柱、相思树、连理藤、勿忘草、富贵草、吉祥草、太平花、万寿菊 、万寿竹、五福花。

“喜树、喜花草、喜林芋、老乐柱”蕴含了汉民族对喜庆快乐的崇尚。“百合”因其鳞茎数十片合抱而得名，并用以喻指“百年好合、百事合意、团结友爱”。“相思树、连理藤、勿忘草”传达了汉民族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富贵草、吉祥草、太平花、万寿菊 、万寿竹、五福花”则寄托了汉民族对荣华富贵、康宁如意的美好追求。

2. 映射出人的情思的花卉词

人的情感虽无形无相但可感可察。汉语中以花卉喻指人的情感，除了凭借花卉的属性特征外，还借助于与花卉相关的历史、故事、传说等因素，以花卉之情态意境为始源域，映射人的情思。如杨柳、虞美人、莲花等。

杨柳柳枝细长,柔软低垂。据载，李世民曾传旨天下，“驿道栽柳树以荫行旅”。从此，所有大唐国土的驿道柳树成荫。西藏拉萨大昭寺前有一棵“唐柳”，又称公主柳。据传为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地从长安带去的柳树苗，种植在大昭寺四周，以寄托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怀念。此外，“柳”与“留”谐音。在我国古代曾有折柳的风俗，用来送别或者怀念、思念故人或亲人。因而，“杨柳”常被汉民族用来喻指“离别”、“留恋”、“思念”之情感。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虞美人在汉文化中寓意着“生离死别”、“悲歌”。这主要源于虞姬和霸王项羽之间演绎出的悲壮凄美的故事。传说当年西楚霸王困于垓下，兵孤粮尽，四面楚歌。虞姬拔剑自刎，鲜血落地，长出一株美轮美奂的花草，此花便是虞美人。

莲花，别名芙蓉，谐音“夫容”，在汉文化中寓意爱情。并蒂莲尤其如此。并蒂莲一茎生两花，花各有蒂，蒂在花茎上连在一起，所以又被称为“并头莲”、“同心芙蓉”，寓意“男女好合，夫妻恩爱”。莲花之根茎藕断丝还连，因此常喻指“男女虽然分手，但情意未绝。”

(四)“花卉”词映射出“人”的道德品质

汉民族长期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人格评价体系，对人的道德情操要求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先祖们以对道德品质的认知来创制命名自然界中具有类同属性的花卉词。如：女贞、文竹、交让木、君子兰。

中国古代对女子的德行要求是“守节贞烈”，所谓“贞女烈妇”。汉先民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发现有种植物具有“负霜葱翠，振柯凌风”的特性，与女德契合，便产生了花卉名称“女贞”。汉民族文人雅士如云，他们谈吐儒雅，举止不凡，与叶片纤细俊秀、株形文雅潇洒的植株相应，“文竹”一词便诞生了。“交让木”，该植物叶子簇生于枝端，有着“新叶开放时老叶全部凋落”的交替更生的生物特性，而这是 “谦让、礼让”的汉民族美好品质在自然界的隐喻投射。

当某种花卉为汉民族所熟悉命名后，反过来，它又会作为旧有的、已知的经验信息存储在人们的大脑中。也就是说，在与花卉“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汉民族不仅对花卉的色、形、香等属性特征了如指掌，还善于将这些属性特征化为己用，以花卉为始源域映射人的道德品质，如梅、兰、竹、菊、莲、松等，此处列举一二。

兰生幽谷，风姿飘逸，以香著称，被赋予了脱尘绝俗、高洁典雅、坚贞爱国的人品节操，常被用来隐喻君子其高洁自持的秉性。孔子重视个人思想品质的修养，《孔子家语·在厄》有言：“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12]；屈原爱兰颂兰，寄情于兰，将兰视为知音，在《离骚》中“扈江离与薜芷伫，纫秋兰以为佩”以表其洁身自好的情操。在古代，文人还常把诗文之美喻为“兰章”，把友谊之真喻为“兰交”，把良友喻为“兰客”。

竹，因其高直挺拔、冬夏常青、枝干劲削、中空有节、质地坚硬等特性，被赋予了“正直、坚贞、廉洁、有气节”等高尚品行，自古人们就用“高风亮节”来概括它的品性。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七位文士，愤恨世道污浊，常在竹林聚会，凭借诗文抒发其隐逸脱俗的清高节操，号称“竹林七贤”。《红楼梦》中，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尽是翠竹，暗衬黛玉孤高自许，宁折不屈的性格。唐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歌颂了“竹”坚贞、正直、谦虚、包容、忠诚的君子品格：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似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宋隐逸诗人魏野的《咏菊》用“千花后独尊”，“经霜艳更繁”来赞美菊花。晋陶渊明对菊花情有独钟，“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中流露出诗人对菊花的赏识与眷顾。菊花也因为陶渊明而声名远扬。柴继红从审美的角度，认为“陶公之爱菊,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种移情作用，即审美主体在审美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感情加之于审美客体，使客体具有与主体相似的感情”[13]。从认知的角度看，这是隐喻，即陶渊明在菊与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上找到了契合点。菊花的“不与群芳竞”宛如其远离闹市选择归隐的生活，菊花的“卓为霜下杰”也宛似其追求高尚的节操、高洁的理想。因而“便拉近了与菊花的距离, 萌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正所谓“子猷清雅如此君，菊花冷淡如渊明。古人嗜物非著物,风味相似因适情。”[13]

三、结束语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汉民族与自然界交互联通，人的世界被映射在花的世界中，花的世界便有了人的影子。“花卉在其本性上是与人和动物同格的”[14]，花的世界亦能投射人的世界。汉民族崇仁尚德，胸怀“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哲学思想，洞见伦理道德与自然万物有一种内在的密切联系，两者异质同构，神韵契合，因此常借香花异草来触物起情，索物寄志。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花即人，人即花，无论在外显形象、内隐情感，还是在道德品质上都交相辉映。汉语花卉词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出汉民族关于“人”的认知。换而言之，汉民族将对“人”自身关于存在方式、社会关系、思想情感、道德品质以及思维方式的认知，作为为花卉命名的重要基础，通过隐喻这座桥梁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当人们对花卉熟知后，又反过来隐喻人类世界。无论是以具象隐喻具象，还是以具象隐喻抽象，甚或以抽象隐喻具象，与“人”密切相关的汉语花卉词隐喻都彰显出汉民族以其观察的敏锐、感知的细腻来“艺术化”地认知，因此彰显出汉民族对高尚的道德情操之追求和对幸福美满的生活之祈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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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超.现代汉语“花”词族认知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4]李伟大.“X花”的语义语法特征——兼论指人类词缀“花”的主观化[J].长春大学学报，2009，19(7):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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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卫国.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中西花卉审美特征漫议[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27(2)：99-104.

A Metaphorical Study of the Personified Chinese Flower Words

PENG Yuan1，LI Xingkui2， LI Shunqing3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Logistics Group，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

3.College of Longrun Pu′erh Tea,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As a cognitive thinking mode, metaphor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bound in Chinese daily vocabulary, embodying the na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s, customs, and social cultures. Taking cognitive metaphor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modern Chinese flower names that manifest human postures and facial expression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social relations, and moral virtues, and highlights the Chinese people′s poetical 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tual revelations between flowers and human beings.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teaching about flower words, compiling dictionaries, and propagating the Chinese flower culture.

Keywords：Chinese; flower; metaphor; cognition; human beings

中图分类号：H 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5-0102-05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5.021

作者简介：彭媛(1977—)，女，江西于都人，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教育学研究。*通信作者：李顺琴(1977—)，女，湖北公安人，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教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08修回日期：2015-08-26网络出版时间：2015-09-2517:14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925.1714.0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