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玲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中国传统蒙学的文化价值
——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李 玲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蒙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存在，有着丰富的涵义和鲜明特点。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中国传统蒙学符号与意义一体的本质，考察历时态视野中蒙学生成发展历程，蒙学具有文化传承与文化成人、体现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模式的文化价值。当代中国需要构建新蒙学。

传统蒙学；文化哲学；文化价值

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积淀了不同的文化特质，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更新换代。不管身处中国还是西方，无论古代还是今天，教育都与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中国传统蒙学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和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极厚重的文化价值。

一、中国传统蒙学的涵义与特点

(一)中国传统蒙学的基本涵义

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家庭、社会、学校对幼儿进行的早期启蒙教育，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蒙学的教育对象是蒙养阶段的儿童，即蒙童，其年龄段大致为七八岁至十岁之间。其教育方法是以背诵与练习为基本手段，注重抓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强调文道结合、以身作则、因材施教、潜移默化。中国传统蒙学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声律教育、道德伦理教化、社会历史教育、书写训练和文章写作。我们最为熟悉的蒙学著作，分别是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此外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还有《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龙纹鞭影》、《颜氏家训》、《弟子规》、《女儿经》、《声律启蒙》等等。

(二)中国传统蒙学的特点

1.教育思想上注重传播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蒙学秉承“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以“明人伦”、“守孝悌”、“修身养性”为核心内容，重视生活习惯以及礼仪养成。考察传统蒙学教材的基本内容，不管是童蒙教育初期阶段基于识字使用的家训体、格言诗、语录体等启蒙教材，或者儿童稍长使用的经学、文史读本，著作人都在人伦修养和道德教化上投入了大量关注，非常注重道德教化。

2.教育内容上注重知识、文化和传统礼仪习俗教育。人们常说“不读《贤文》不出门，读了《琼林》走天下”，人们更是把《三字经》誉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这些都说明，蒙学读物大多涵盖内容繁广，出经入史，集百家之言，得其精华，一本读物犹如一部百科全书。同时，因其以幼童为主要受众，蒙学读物通常把深奥难懂的高雅典籍通俗化，并加以人生哲学、道德伦理、处世方略，易学易懂、切近实用，能够面向全体大众。另外，因为中国古代教育资源的稀缺，很多人终身完整的教育过程止步于蒙学教育阶段，从某种程度来讲，蒙学教育构成了他们的最终教育程度，往往引领着他们的人生方向。

3.育人方式上注重个别教学和家庭教育的结合。蒙学的办学形式主要以私塾为主，基本的学习方式是诵读、记忆和解读，诵读和记忆的学习过程要求孩童终身熟记蒙学典籍，牢记心中，在此后的漫长人生路上再渐悟和践行。同时，家庭教育是蒙学教育的重要构成。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形态的涣散性和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昂贵性，决定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蒙养教育往往要由家长和家族长者承担，这就促成了一类别样的蒙学典籍体裁，即家训、家书和家规等。

4.思维方式上缺乏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蒙学重伦理道德教育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首先，强调“三纲”、“五伦”、“孝悌”的家庭伦理建设，在本质上就是强调特殊性的亲情感，将特殊的道德情感置于普遍理性之上，普遍理性必须服从这种情理之“理”，这是中国传统蒙学缺乏普遍理性精神的体现。其次，统治阶级将封建中央集权思想渗透到蒙学读物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童蒙的思想自由和解放。

二、中国传统蒙学的文化哲学涵义

文化哲学注重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模式，指引我们重新审视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引领我们充分认清蒙学的文化工具性和文化本体性。

(一)符号与意义一体的蒙学本质

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揭示了文化哲学的运动逻辑：“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1]12，以及“人能够以符号形式的稳定性形成一种(和诸种)客体化的形式系统(结构)，把握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全部的、整体的人类文化生活世界。”[2]39以这种理论为支撑，我们发现，蒙学的本质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文化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与意义相统一的活动。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蒙学是被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意义的文化创造活动。徐梓在探讨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如果说历代的圣经贤传，表达的是少数士人的思想与情感，希望和企盼，表达的是精英儒家认为‘应该怎么’的道德理想，那么，童蒙读物相对来说，反映的则是广大民众实际的生活，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3]13另外一层含义是：幼儿通过蒙学教育学习后，既能初步认识其所生活的世界，也能体验自己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蒙学因其在诞生之初就内在地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本源因素，又在每一代新生的古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之初，对他们的主观世界进行了改造，故而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二)继承与创新的蒙学生成与发展

文化并不只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文化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总体性文明的每一条血管中，自发地影响着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的各种生存活动。蒙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生成也必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同时，蒙学作为教育阶段，它使文化精神得以固化下来。因此，要研究蒙学的生成，必须将其放在它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进行历时性维度分析。

关于蒙学发展史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同蒙学萌芽于殷周时期，秦汉魏晋时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体系，至隋唐时期成熟，到宋元明时期达到鼎盛，清末至民国时期逐渐衰落。这样的脉络呈现出的是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又独具创新。殷周时期是农业文明的萌芽期，实际是处于原始社会与农业社会的裂变期，而“原始思维表现为一种无个性的、缺乏自我意识和集体意向或集体无意识。”[4]81，反映在蒙学上，我们发现萌芽期的蒙学承担的主要是“识字”的任务，比如《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隋唐之后，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在这种文化模式下，人们主要生存在以宗法关系维系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蒙学也就不自觉地打下“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的烙印，此期，蒙学无论从其“明人伦、首孝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还是从其读本的“三纲五常”、“修身养性”的教育内容上，都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模式的特征。由此可见，童蒙教育具有很强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蒙学往往渗透着其所在时代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展现着其所在时代的文化气质和性格。

三、中国传统蒙学的文化价值

(一)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蒙学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成人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由学校、家庭、社会等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和模式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资本”[5]8。“幼儿从出生开始，就在其所周遭的文化社会环境中不断习得文化而逐渐累积各种知识，身体的、智力的、社会的、情感的知识，这个过程就是幼儿的文化资本积累过程，是先天文化资本与后置性文化资本的统合过程。”[6]42中国传统蒙学是幼童积累文化资本的最为基础性的重要文化场域。通过私塾教育或者家庭教育，幼童学习了一种知识，就在无形中地接受了一定的思维方式，这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素材，使幼童触摸、建构、创造知识，使他们文化成人。

陈来在其著作中讲到，“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就是儒家精英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3]13中国古代蒙学思想即属于后者。我们认为，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上，与儒家正统经典相比，传统蒙学读物并没有丝毫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鲜明。周谷城曾指出：“我们研究文化史，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着眼以往各时各地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研究《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7]1因此，传统蒙学在指导人们生活、提升精神境界、发扬内在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不仅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伦理精神，而且把儒学深奥难懂的文化典籍通俗化了，同时，引入了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等方面的内容，确立了一个儒者所应具备的理想人格，其流传比儒家经典还要广，更易深入人心。

(二)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蒙学体现并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日常生活模式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实践是人类参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炮制文化产品以及形成思想精神的活动，是人们创造反映或者体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内容的文化产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蒙学是古代中国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化产品，它是传统中国文化模式的一种实践形态，它本身的生成发展过程，体现着也不断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日常生活模式。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极其哲学》中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模式，梁先生提出“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8]69。衣俊卿在《文化哲学十五讲》里，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把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为“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核心和主体的一种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化”。汤一介在《中国儒学文化大观》里归纳儒学文化的特质时总结出“宗法性”、“天人合一的人文本质”、“直觉、模糊、整体的思维方式”等特点。我们通过前文对蒙学本质与特点的认识，不难发现，蒙学就是一种体现着儒家“宗法性”与道家“意欲自为”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文化产品。另外，蒙学深深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其本身的自主性决定了它并不受精英儒家理论的控制，延续着它固有的民间风格。比如，朱熹煞费苦心为幼童启蒙编写的《小学》，就是一本以辑录前人话语为主的蒙学读本，其主要目的是教蒙童做人，识字和学习语言倒显得其次了，虽然《小学》这本书备受理学家们的推崇，但终归没有广泛流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考虑童蒙的特点和不切合人们的日常生活。

四、中国传统蒙学的现代化建构

(一)转变启蒙教育理念：德育与智育并重

重建蒙学的一个关键就是扭转当前过于重视知识教育的启蒙教育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物质生活和社会服务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我们也认识到了精神文明成长的相对滞后。按照人的培养教育规律来讲，道德教育更需要前压，孩童的启蒙教育更应是先启道德教化之“蒙”。因此，整个社会应当从教育理念上强调启蒙教育阶段孩童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并提出德育与智育并重的现代蒙学理念，现代化的蒙学培养具备生存能力、有主体精神、能主宰命运的自主的“人”，实现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

(二)更新蒙学教育内容：去粗与取精并进

蒙学要与时俱进。前面我们提到了中国传统蒙学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构建现代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传统蒙学教育内容进行甄别和提炼。一方面，在蒙学教育内容的取舍上，应当严肃地避免“伦理中心主义”，比如对于传统蒙学读本中关于封建思想教育的“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安分保守”等内容应当予以标注，或者在必要的环境下对传统蒙学读本进行合适的改造，并适时地将现代理性、民主和契约精神渗透到新蒙学教育内容当中。另一方面，对于传统蒙学读本中的传统文化知识，应当予以保留和提炼，使启蒙教育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任务。

(三)提升蒙学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创新与传承相统一

蒙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应当更趋多元化，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如在蒙学教育内容的呈现上，我们可以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其内容不单单停留于书本，而是将其“声光电”化，让它们立体的、可视化地呈现在教育对象面前。再比如在蒙学教育的受众上，完全可以不拘泥于面向启蒙教育的儿童，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人群都应该是蒙学的受众，我们应当在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注入蒙学教育的内容和思想。再有，可以思考将蒙学教育形式艺术化，使蒙学教育与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形成教育和传导合力。

(四)加强蒙学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中国古代承担蒙学教育任务的教师大多是本乡本土的穷秀才，所谓富不教书。中国古代最广泛的蒙学教育虽有其特点，但承担孩童启蒙教育的都是穷困落魄的最底层读书人，按照现代教育理念来讲，他们均缺少蒙学教育系统的、科学的总体修养要求。而反观我国当前教育体系，教师队伍整体修养不足也正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国现阶段师范类高等教育学校没有开设培养蒙学教育的专业或者课程，并且无论是幼儿园、小学还是中学，整体上讲缺少胜任蒙学教育要求的合格教师，蒙学教育的内容只是散见于启蒙教育的德育课堂或者初高中的语文课程里，各类打着以蒙学教育为特色的民间培训机构，也多是为迎合市场而机械式模仿传统的“蒙馆”、“私塾”，真正拥有能融会贯通儒家经典，并外化于启蒙教育的专业教师却寥寥无几。因此，重建蒙学的当务之急加强蒙学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五)弥合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鸿沟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幼儿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始终将儿童与社会相关联，让社会教育儿童，有利于从小培养儿童的社会意识、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和团队意识，而在我国，不少家长恰恰是把更多的教育任务推向学校，懒于承担家庭教育应有的责任。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倡导“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家庭把自己的子女送入社会之前，要把道德准则、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承担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人生社会知识先传授给子女。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家庭和家族的“家风”传承，强调家族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重建蒙学，就是要弥合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鸿沟，重新提振家庭教育责任，并强烈提倡家庭教育的核心任务应该是“成人”教育，避免家庭教育过于功利的偏失。

[1]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李鹏程.理性哲学走向文化哲学的历史必然性——略论卡西尔符号哲学的哲学史转折意义[J].学海，2010(4).

[3]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2).

[4]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全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东方论坛，2003(1).

[6]李传英.幼儿园课程知识的文化哲学研究[D].西南大学，2011.

[7]周谷城.传统蒙学丛书·序[M].湖南：岳麓书社，1985.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国荣]

2015-03-13

李 玲(1988—)，女，湖南株洲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G02

A

1004-9975(2015)03-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