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香

(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城市与乡村之间：日本战俘、“日本八路”的延安形象书写
——兼与西方记者报道比较

张焕香

(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当年曾有一批日本战俘、“日本八路”在延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们对延安难以忘怀，延安随着他们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与接受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致。同是外国人，这与西方人对延安的认识又有巨大差异。考察延安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变迁，既可以了解延安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探寻外国人的战争文化心理对延安书写的影响。

延安；日本战俘；“日本八路”；西方记者；革命；战争

城市建设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1]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就是我们得到的城市印象。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当时不光吸引了中国有志青年，也吸引了一批西方记者欣然前往，他们对苏区的报道让人们认识了中共及其政权。同时，延安还有一批日本人，他们有的是战俘，有的是已经觉醒的原日本士兵，他们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他们也写了一些文章。通过这些外国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延安在他们眼中是怎样呈现的。

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风沙使它看起来饱经风霜，窑洞是它特有的建筑，人口稀少，百姓主要从事农业与畜牧业。红军接管下的延安已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浩劫，街市未变，居民只有3000左右。“城内大量是农民，城周围二十多里路外很少有村庄，漫山遍野，荒草丛生，有人居住处，才有小块耕地[2]12”，红军来了以后，街市才逐渐热闹起来，有一些小商店和饭馆。曾任延安交际处主任的金城回忆初进延安时的情况，“那时延安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从南门到北门，南北向一条；从东门到凤凰山麓，东西向一条。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房屋结构和里面的设备比较简陋。唯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坐落在十字街口东北面的外国人所造的天主教堂”[2]12，它说明了延安的穷苦，这是当时中外都知晓的。延安很穷，外来客人掏钱请客的事情并不新鲜，卡尔逊回忆当年自己宴请老外马海德时说：“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他们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然而，环境对人的塑造与人对环境的评价是相互作用的，当年，西方的国际友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前言中说，它是“抱着渴求真理、探索人类解放事业道路的愿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分别由北平西行，从陪都北行，深入乡村，走过城镇，一步步走到革命圣地”[3]，真实的延安，竟让他们难以将乡村与城市这样以前明晰的概念说得清楚。“窑洞上头是耕地，是种麦子的漫坡地。从窑洞顶上看，地里全是种着叫不出名字的各种农作物；从侧面看，却是许多建筑物的断面，断面上挖了许许多多的洞穴，这就是延安的景观了。麦田里常看见野兔窜出来。有些没有耕过的陡坡，从上往下走好像有踩着沙丘往下就溜的感受。山的形状大部都是不很陡的土丘[4]196”，“延安新市场设在南门外，十分兴旺。其他的军事设备、学校、医院等，分散设置在延河两岸的平地、山沟、山腰和山上，砖瓦房和窑洞都有。南门外山上有延安的名胜——宝塔山，塔下方半山腰完全是一片凹形的地方，那里就是日本工农学校宿舍的成排窑洞。这些延安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并列在延河两边的山腰，而所有的山顶上全都是耕地，可以看到慢悠悠地走动着的耕牛，真有趣！[4]197”日本的铃木传三郎也有同感，他是日本的教授，是延安俘虏中军衔最高的日本人，看到过许多中国城市，这个异国他乡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表面上看，中国的上海、北京等都有资格担当革命这一重任，但历史却选择了延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这其中的缘由是外界急于知晓的，所以西方人士以探求的眼光看延安。而日本人对延安有敌视的，有同情的，有歌颂的，有无所谓的，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使他们眼中的延安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这些初次来到延安的人们，对其城郊的景致觉得很新奇。那是个沙尘与窑洞的城市。到处都残留着日军轰炸的痕迹。”[5]这是水野对延安的第一印象。香川孝志对延安的历史很是熟悉，“当时的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满怀救国热情的中国青年男女，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延安学习革命思想和理论，然后又奔赴前线。以朱德将军位总司令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也设在延安”，“延安本来就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座历史悠久的重要城市，在唐、宋时代被称为‘肤施’，是陕北的商业、军事中心。矗立在市东南嘉岭上的八角九层宝塔建于唐朝，后来这座宝塔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意志的象征，也成为日军轰炸延安时的目标”，“经过一段不平凡的战斗历程，位于延河中游的古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6]。香川孝志对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历史经过进行了介绍后，突出强调了当时延安的政治氛围，被众多大学围绕的延安充满了活力，“在延安东郊有鲁迅艺术学院，离它不远的一座小山上还有抗日军政大学。被称为‘鲁艺’的鲁迅艺术学院……”。“当我们沿着延河走到延安看到鲁艺和抗大的白色建筑物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一座美丽的城镇啊！’”对比这两人的第一印象可以看出：水野并没在意延安，或者说是无所谓它的美与丑，如果非得表明态度的话，毋宁说他是不喜欢的，甚至是厌恶的，沙尘与窑洞的组合就是他对延安的总结，加上残留的轰炸痕迹，不用说，这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城市。再者，据水野所言，他当时对中共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我虽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可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却连听也没有听过”，在去延安的途中，知道“开罗宣言”签订了，日本国内加强征兵等消息后，“我们既感到惊讶，又感到悲伤”，虽然已经是冀鲁豫支部代表，但水野对“皇军”的胜利并没有放弃幻想，所以水野对延安的象征意义没有多大了解，对会议的目标也没有认识，比较茫然，因而书中并没有对延安的经历做详细的介绍。香川孝志却对延安赞美有加，它不但历史悠久，景色迷人，还有革命圣地的光环，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有希望的城市，因而对延安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详细地进行了说明。这也可看出两人对延安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从窑洞的前院遥望延安夜景也很优美，……各处窑洞灯火点点，远远看去犹如大型轮船停泊在延河岸边”，这是1979年香川重游延安时看到的景色，回忆往昔，延安在他心里仍是充满愉悦的“圣地”，“我们在延安时，塔上有许多蝙蝠在做窝，我们爬上羊肠小道走进宝塔的洞穴一喊，他们便吧嗒吧嗒地振翅飞去”，全然没有战争的紧张与恐怖，倒是一片悠闲的情趣，别具诗意的天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香川孝志较早地参加了觉醒联盟，1941年就到了延安，在去延安的途中，他已经对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策有了解，而且对八路军的感情已起了变化，“把他们视为友军”，对延安的敏感是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从西方都市来的美国记者，对延安的农村风光不无赞叹，日本战俘、“日本八路”有从日本城市来的，但大多数是出自日本农村，相对于城市的繁华，延安沉寂，相对于西方的发达，延安落后。他们穿梭于时空的交错来认识延安。黄土与窑洞是延安的象征，史沫莱特这些西方记者对这样自然环境下的延安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与好奇。“黄土原是从戈壁沙漠吹过来的，而沙漠现在却来找它逃跑的沙土了。寸草不生的地方，人类生活如何维持？”，“面容憔悴的老农民和牧人，在光秃秃晒得滚烫的小山上兀自跋涉着”，“女孩子仍缠脚”、“男人和妇女一样喜欢绣花”、“老农们把谷物运到城里市场上去卖的时候，总爱在他们的骡子或骆驼身上扎了一些穗子和绒球，招摇过市”[3]60但是，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度里，“炎黄子孙”的精神仍然保存，因为刘志丹老早就在此建立了苏维埃。刚到来时有诸多的不适应，但熟悉之后就对它恋恋不舍。“陕北一向是地球上仅有的几个鼠疫仍旧流行的地方。……在过去，天花、伤寒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总是有规律地定期在延安发生，至于痢疾之类的小病更是习以为常了。”[3]64“晚上，我房间的屋顶，成了老鼠三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训练场”，“当我在西北停留或者旅行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向跳蚤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克服了对老鼠本身的厌恶，集中精力对付跳蚤，担心它们在我房间的地板上传播病菌。”[3]66作者以戏谑的语气讲述了他在延安对环境的克服，老鼠、跳蚤、疾病这些意象成为延安的符码标志，是它落后乡村的写照。

对延安“窑洞”印象最深刻的是铃木传三郎，他是以俘虏身份被八路军带到这里的，他对“窑洞”也是比较喜欢的。“‘窑洞’，日本话应该是‘洞穴’，它是把山的侧面削平后，挖出来适合一家人居住的洞穴。从字面上看，它似乎是黑洞洞潮乎乎的洞，但实际上和我们想象大相径庭，它是一个明亮而又宽敞的构造，面积相当于日本的十榻榻米，一半地方是床，另一半地面上安放着桌子、椅子，可以作学习用。窑洞门口一侧一般有半人高的墙，墙上有明亮的窗户，而且可开可闭”[4]193，他不但惊讶于窑洞的宽敞，更惊讶于人们的智慧。

这里就是延安，它只有4万人，其中包括12000名士兵、党政官员和学生；没有电灯和现代化电器，除了四五辆旧式卡车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汽车；实际上没有什么公路；没有可以航行的河道；没有可以从外部世界运来给养的飞机；只有它所控制的分散在日本人无数堡垒地带之间的敌后8000万人民；只有它在战区外拥有150万人的半荒芜的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后方，这里三面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另一面的大部分地区面临着侵占黄河沿岸的强大日军[7]84。

延安的贫瘠处处显示了它与国民政府的不同，也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它清晰地勾勒出了延安的落后，“半荒芜、没有电器、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所有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东西在延安是找不到的，作者反复强调了延安的农村样貌，“这简陋的地方和农村一样”，这使他担心“这个小小的延安，作为另半个热爱祖国的中国的首都，作为另一个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怎么能与重庆相竞争呢？[7]84”，“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8]。然而在日本人的回忆里延安虽然也显得贫瘠，但并没有西方人感受那么强烈，有可能是他们的重心没有放在对物质的感受上，也有可能是在中国的长时间行军中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更有可能是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与欧美的现代文明程度有差距，因而对延安的落后感受不强烈，往往寥寥几笔就可带过了。

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对初到延安看到的景致有详尽的描述。

延安象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一座千年古塔矗立在一个汇合着三条峡谷的小山头上，显得高大和澄黄。山谷里没有树，令人感到空旷得出奇，只有几所稀稀落落的矮屋。附近一道古城墙遮住了古老延安的废址。许多砖泥屋子都给日军的炸弹破坏了，只剩下少数半毁的石头门，孤零零地竖立在路旁。许多瓦砾场经过秋雨冲刷，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长满着青青的亚麻。

一连串高高的、轮廓鲜明的小山，在深黄色的沙丘似的黄土地和青绿色的倒斜着麦子和小米地中闪闪发光。

山坡里有无数小窑洞。在所有这些明亮和色彩的返照下，山脚下却显出点点黑影。这些窑洞看来像是带有原始人穴居的粗糙的史前痕迹。一缕缕炊烟，从田地中看不清的屋顶上升起来。那长长的整齐的一排排拱形的出入口，可以通往各机关、学校和医院——现代窑洞建筑。他们一层一层插入平整的黄土岗的表面，像是在山崩中埋没了一半大楼。

山谷里和山坡上有许多绵羊和山羊、牛和马在吃草。农夫们戴着阔边草帽，在整齐的田地上耕作。穿着蓝布和白布衣服的人蹲在河边石头上洗衣服，或者给小孩和自己洗澡。几小队满载货物的驴、骡和马，响着叮当叮当的铃声，摇摆着传统的红色流苏，慢慢地在黄泥路上行进，从穿着褪色的棉布服装、态度闲散的公务员、学生和士兵身边经过。铁匠在茅棚里打农具。工人在路边制砖。商人忙着照顾货摊和小店铺。孩子们在学校的大广场里玩耍。[7]78

冈瑟斯坦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的特派记者，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抵达延安，对延安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他看来，延安是农村，这是与城市相对的概念，除了几处被轰炸的屋子暗示着这是战争时期之外，其他再无战争痕迹，一幅田园的安静、和谐，在这和谐之下是原始的史前生活，牛、马、驴、骡等简单的交通工具、在河边或洗衣或洗澡的人们，这些于西方都市已再难觅其踪迹的现象在延安存续着，而且是生机勃勃地共存于延安，对于来自西方都市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深黄色的沙丘似的黄土地和青绿色的倒斜着的麦子”，载货的驴马的铃声、红色的流苏，视觉与听觉的融合冲击着作者的延安构想，延安到底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时让作者难以把握，说它是乡村，在行政划分上它是延安市，是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有政府机关驻地；说它是都市，它不具备现代都市的繁华，与西方都市相比，它还是处在原始阶段的农耕社会。虽然它在“现代性”上远不及西方都市的发达，但对厌倦了现代都市喧闹、并富有正义感的西方人而言，抛开物质条件上的相形见绌之外，延安自有它的魅力，这里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甚至在面对轰炸时，延安也是那么的从容与乐观，美国记者福尔曼写道：“日本结束了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砾的废墟了”，尽管如此，延安的毁灭既未驱走共产党政府，也没赶散延安民众。他们只逃到延安城外，在延安峡谷侧面的数千尺的峭壁上凿深深的洞以安居。所以今天的延安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怕轰炸的洞穴城市。洞穴一层层地排在悬崖上，每个洞穴都有一个拱形门，每个拱形门又皆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由洞穴前的雄壮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险阻的小路从一条层道通到另一条层道，把上下的层道联结起来。每个洞口前都有一小块平地，用以养鸡养猪种菜或做儿童们的游戏场。间或那里更有一条晒衣服绳子。从上面向下望，可以看到在悬崖下的峡谷里有很多妇女在延水岸旁洗衣服”。[2]16

这个别致的景观让外国人惊讶，也让他们为之感动。中国记者林放在为重庆《新民报》写的报道中认为：“惯于享受城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2]16，看来他的预测并没灵验，延安的朴实无华正好契合了美国记者的田园情怀。尽管他们声称自己对延安的观察是认真的、客观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对延安的美化，史沫莱特是这样评述自己观察延安的心情的：

今晚，这些挨饿的人们唱着歌，然后纷纷到他们那种在泥地上用稻草铺成的床上去休息，他们的歌声使我觉得比往常具有更深的意味了。他们的声音就像夜幕中的一支弦乐队。今天我吃饱了饭，我体会到自己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此中的意义，那是中国味求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实质！这种实质深深地印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坎上。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我受到特殊照顾。尽管这些人在挨饿，但我总是能吃饱。尽管这些人在挨冻，但我总是能穿得暖，而且还有一张暖烘烘的床铺。他们将要出去打仗，许多人将要在冰冻三尺的战场上献出生命。而我仍将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昏暗的街道中逝去，他们依然引吭高歌。我渴望有一种视觉的火花，能使我深入到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进行观察，把他们对愿意为之献出比自己生命还要高的代价的这场伟大斗争所抱的信念描绘出来。[9]

冈瑟斯坦与史沫莱特一样是准备客观记录延安的，“不散布谎言，不歪曲事实，不颠倒黑白”的对真实性的追求，使他们有余裕去仔细体会延安。但是，对战时的日本人来说，延安的政治意义高于它的任何其他意义，所以主观情绪上的差异使他们无心去观察它的一草一木，也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的限制，他们无力描写延安的景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很多本身就是出身日本农村，对着田园式的延安画卷没有西方记者感到那么新奇。简单来说，斯坦是那些相信中国能够站立起来的旁观者，他们对延安的描写是对“客观情势”的估计，客观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西方记者大多是从国际人道主义出发，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带着目的性关注延安的各个方面的，而日本人则是以战俘或觉醒士兵的身份来到延安的，对战争形势及战争性质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随波逐流似的到延安来没有目标，一切在中共的安排下进行，因而他们没有认识的主体性，加上战时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强烈，他们不会为延安的命运担心。

[1]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289.

[2]朱鸿召．从地理延安到圣地延安[J]．档案春秋，2005(5).

[3][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M]．陶宜，徐复，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4]刘国霖，铃木传三郎．日本俘虏在延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5][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M]．巩长金，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6][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日本兵[M].サイマル出版社，1984：58.

[7][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马飞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48.

[9][美]史沫莱特.中国在反攻[M].纽约：先锋出版社，1938：123.

[责任编辑 王俊虎]

2015-03-15

张焕香(1978—)，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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