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式南

对于中国藏疆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西方媒体一概或明言或暗示，指为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诬称因汉人政权对藏族、维吾尔族实施利益侵犯和宗教迫害而致当地人激烈反抗，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被抓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同情。这些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引起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概。

然而，对这些充满偏见的报道，我们却不能以逐一驳斥的方式与之打舆论官司，更不是以官方出面辩诬的形式所能“以正视听”的。最有效澄清事实的办法就是让记者到事件发生地去，实地采访事件当事人、相关人员、普通民众，客观、如实地还原事实真相，反映普通老百姓对事件性质的真实判断。

2013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工作人员在发现并处置多名制造爆炸物并携带管制刀具的可疑人员时遭暴徒袭击，其中15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被杀害，2人受伤。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6人，抓获8人，另有多人逃往外地后被抓获。现已查明这是一个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

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西方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虽然由于世界正义声音的批评，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报道有所收敛，但仍然难掩其骨子里的敌视。例如美联社报道就对“4·23暴力恐怖事件”始终只以一个中性的“事件”（incident）称呼，对残暴的恐怖分子也只是称呼为“袭击者”（assailants），并别有用心地说：“当局把他们描述为恐怖分子。”报道大篇幅地引用境外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话，说事情是由于警察“非法搜查民房”并“枪杀一名维吾尔青年”而引发的。路透社报道同样将其说成：“一个穆斯林维吾尔人与汉族中国人旷日持久的民族紧张关系中的一个事件”。

“4·23事件”发生后，《中国日报》迅速派出记者赴喀什地区现场采访。女记者崔佳走访了事发各处场所，采访牺牲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家人同事以及受伤治疗的民警，深入社区、市场、政府部门，收集了大量素材，写出深度报道《色力布亚：恐怖的一天，痛苦的回忆》（Recalling pain from day of horror）。文章刊发后，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被包括美联社、《南华早报》在内的境外主流媒体转引101条次。美国读者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来信，对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径表示震惊，斥责他们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并表示：经历过“9·11”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应该对恐怖分子有同样的愤慨。该报道获2014年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这篇报道之所以获得较好的国际传播效果，是因为其建立在深入采访基础上的写作注意到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新闻阅读习惯（实际上就是西方的新闻价值观），从而打消了他们对中国官方媒体天然的不信任感。

当我们愤慨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时，没有注意到其实西方的民众对中国已经有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宁愿闭着眼睛相信这些媒体的谎言，也不愿相信中国政府发言人苦口婆心的辩解。这是几十年来西方媒体灌输的结果，也是民众从小养成的价值观所使然。

而《色力布亚：恐怖的一天，痛苦的回忆》这篇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丝毫的官方口吻，字里行间表现的完全是人性，普通人的情感。在突如其来的暴力和横祸面前，生命的脆弱，丧失亲人的痛苦，对暴徒的愤恨，这样的情感，是全人类共同的。除了通过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叙述完整地回顾了事件的经过之外，记者重点采访了受害人的亲属。请看记者的现场描述：

院子中的六间房子已经几乎完全被烧毁，只有几面残破的墙还立着，微风中夹杂着被烧过的木头和书本的味道。在装饰着传统维吾尔族图案的院子大门上还可以看到被溅上的、已经变黑的血迹。这一切无言地向人们叙述着几天前这里的惨烈。

50岁的阿提坎·阿外力是塔依尔·艾海提的姨。（被杀害的）塔依尔是英巴扎社区的治保主任，出事的房子就在他的辖区。当阿提坎看到院子里的场景的时候，她被震惊了，然后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很多人开始眼含热泪。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当我听说出事的时候我在上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亲人会在遇害者里面，”她说，“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呢？塔依尔家人的生活从此一切都变了，色力布亚也会不一样了。”

……

受伤民警艾合买提江·吾布力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参与砍杀的暴徒中还有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认出了他，我想他也认出了我。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停止暴行，他们见人就杀，他们已经没有了情感。”

这是最生动的人类情感的流露，也是最真实的人性描述，同时也是暴徒人性扭曲的真实写照，是对极端宗教主义的无言控诉。

当西方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会被这活生生的事实所震撼，会知道被残杀的群众也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会从内心里激起对丧失人性的暴徒的愤怒，而不可能再认为这些人是所谓的“遭汉人迫害的少数民族民众”。

这篇报道的第二个让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写作特点是：完全是客观地记述记者的所见所闻，不夹杂丝毫记者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一点和国内中文媒体通常不自觉地加入了情绪渲染的做法不同。记者崔佳告诉本文作者，当她采访被杀害的社区女干部月热姑·买买提的父亲时，这位79岁的老人不停地看着家里的院门，不停地说：“月热姑是我的好女儿……我觉得她随时会从大门走进来。她要是和我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婚礼）就不会死了。”月热姑那天就是因为工作放不下而没能去参加那个本来应该去的婚礼。崔佳说她当时边记录边流眼泪。但是她没有把这种悲愤的情绪发泄到报道里，而是客观冷静地叙述事实。这种绝不掺杂记者自身情绪的做法是西方新闻价值观里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新闻报道客观可信。因为一旦报道里含有倾向性文字，读者就会认为你的报道不可能是公正的，因而就是不可信的。

这篇报道的第三个值得学习的写作特点是对细节的观察和描写。例如在描述民警艾合买提江对事件的回忆时，记者写道：

“他们就像是恶魔，要把你吃掉，”这名26岁的新疆民警说。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他们就是恶魔。”艾合买提江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被刀砍过后的伤口仍然很痛，因此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慢。

在记述对另一个被暴徒杀害的社区协警的亲属的采访时，记者这样描述该协警的哥哥说话时的情景：

“一个人怎么能对另一个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没有人有权利去这样做，”他边哭边说，同时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手中的矿泉水瓶。“说实话，我真想亲手杀了那些恐怖分子……”

不能不佩服记者细致的观察力。这些看似平淡的文字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被采访人物在肉体上、精神上所遭受的的创伤和他们难以压抑的情绪。正是这些细节的描写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也增强了报道的可信度。

对新疆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民族和谐。然而对中国抱有深刻成见的部分西方读者是不习惯中国的“和谐”口号的。《色力布亚：恐怖的一天，痛苦的回忆》这篇报道的作者没有刻意去写汉维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而是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请看她写在这篇报道后面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

（在采访过后隐藏了记者身份在色力布亚镇集市上闲逛）最后，我实在无法忍受烤肉的诱惑了，就在阿布力兹·阿布力米提的摊子点了两串腌制过的烤鸡肉。当他把烤好的金黄的鸡肉串拿给我的时候，上面还放着一个热馕。我说我没有点馕。他反问我：“你不吃馕怎么能饱呢？” 然后就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饱餐美味之后我准备付钱，阿布力兹摆了摆手说：“一看你就是外面来的，我怎么能要客人钱呢？我请你吃。我们维吾尔族人是好人！”

当西方读者读到这些时，还会相信他们的媒体对新疆的那种歪曲报道吗？

这是这篇报道第四个体现有效对外传播理念的特点，也是值得初入这个领域的年轻记者学习的一个重要采访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