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经济思想与中西主流经济思想比较

顾雅文

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张之洞是洋务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同时又是学习西方的先驱者。在传统自然经济向社会化商品经济缓慢过度的时期，他的经济思想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萌芽，一方面又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羁绊。本文对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进行浅析，论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其经济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交织与矛盾，进而对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做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张之洞；经济思想；中体西用；儒家；西方资本主义

一、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体西用”的概念最早由近代思想家冯桂芬提出，随后沈毓桂之于培养人才的新型教育观念也提出该思想。[1]而张之洞将“中体西用”的概念提升到抵御外辱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扩大到军、工、农、商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并成为少数之一的践行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命脉，出自他的代表作《劝学篇》。“中学”指中国根深蒂固的孔儒文化，“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张之洞作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将孔儒文化视为“上学”，称“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踌所讥墨翟所非者哉!”。他的经济思想中，中庸、等级秩序、重义轻利、诚信的观念皆出之于此。“西学”之于张之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一切张之洞所认为应该学习吸收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2]

张之洞对于“中学”和“西学”并非一视同仁，“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抵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是封建统治的捍卫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经济关系持鄙夷态度，所谓“西学”不过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出于民族自救，被迫提出的方案。张之洞试图通过“西学”的外在形式的变通来完善“中学”的内在本质的巩固，“西学”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不可僭越“中学”的根本，以“中学”为限度。

“中体西用”是张之洞对于中西文化的机械嫁接，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设备、技术是先进的，制度是封建衙门式的，旧制拖住了新法，自然是行不通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体西用”的观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新锐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是能够被大部分人所接受的中庸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方案。在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的思想也确实冲破了中西文化的藩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但是在后来的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却成为张之洞反对君主立宪的武器，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羁绊，拖缓了近代化的步伐。

二、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

张之洞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正是处于中国内忧外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农业——宗法社会分崩离析的巨变时期；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狂潮席卷世界，殖民扩张伴随着科技渗透，全球工业文明一体化的新纪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历史自然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的，我们想要探究其经济思想，必须将之放置于他所处的时代中进行。

17、18世纪，英国、法国通过轰轰烈烈的流血革命，迅速果断得挖掘起封建统治的根基，踏平守旧的羁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法国跻身世界前列，成为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农奴制的废除，通过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得助长了封建专制走向资本主义的转化，也迅速强大起来。变革旧的制度、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巩固和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为了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了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扩张，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的中国，土地兼并、封建赋役、高利贷剥削引起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封建统治内部也日益腐败，财政拮据。清王朝的统治早已风雨飘摇，又加上一层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整个中国满目疮痍。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强行打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林则徐第一个提出“开眼看世界”，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而洋务派将学习西方的思想付诸行动。此时的张之洞尚处于清流派，主张以武力抵抗外国侵略。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参与指挥。他见识了法国的“船坚利炮”，感慨颇深，“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张之洞转化为洋务派首领，高举“自强”、“求富”的旗帜，学习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张之洞敏锐得认识到外资在华设厂会严重损伤中国的民族工业，他设工商局、工政局、奖励工商，主持了“湖北新政”,以振兴实业为中心。[3]客观上发展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并“略分洋商之利”，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经济基础。1898年维新思潮掀起，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洋务运动仅仅学习西方“制器”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应该学习的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张之洞早期对维新运动许以支持的态度，然而当他发现维新变法欲意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时，根植于传统的他抛出《劝学篇》,对维新思想大加鞭挞，彻底与维新派决裂。而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由于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掌握实际的权力，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势力打压，宣告失败。[4]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旗号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镇压，清政府被迫宣战。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免于战火破坏，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刚刚萌芽的民族工商业，保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1911年，辛亥革命开展，张之洞早年“湖北新政”在鄂积蓄的物质力量，被革命党人转变为打击封建统治的利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轰然倒塌，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由此终结。随后中国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经济力量迅速增长，为民族资本主义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生于这个矛盾交织、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被这个时代打上鲜明的烙印。但是他的经济思想也渗透入他的每一项洋务实务中，深刻得影响着这个时代。

三、张之洞经济思想与儒家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比

关于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要强调两个对比，第一将之与传统儒家经济思想进行对比，以体现张之洞的思想根基；第二将之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对比，以体现中西思想的交融和互斥。前者是由于儒家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主流思想，后者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一定程度上带来中国民族资本的春天。将这三者统一，我们对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将会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一）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儒家基调

张之洞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尊崇三纲五常，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怀着“治国、平天下”的仕人抱负，维护封建统治，忧患清朝危亡，疾呼“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实业，操办洋务，一言一行中体现出的经济思想也散发着深厚浓郁的儒家意味。“五常”是儒家认为人应该拥有的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概从这五个方面论述其经济思想中的儒家伦理。

第一，减免厘税，恤商养商，是为“仁”

“仁”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统治者重视民生、倡导富民的开明政治，“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张之洞“恤商”的思想即是“仁政”的体现。彼时，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压制，商人一直处于末流，承受着朝廷的横征暴敛，亦无商法保护，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缓慢。张之洞对此深为惋惜“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家不为保护”。[2]张之洞体恤商情，扶植商业，减轻商负。他为了保护本土商人，增加土货竞争力，积极减免厘税；制定商律在国际贸易上支持华商；甚至亲自以官款买茶20箱赴俄销售，以扶持本土产业，不被外洋夺利。在张之洞的全力呵护之下，武汉的商业空前繁荣。

第二，重义轻利，黜奢崇俭，是为“义”

儒家对于“义利之辨”一直有着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并不排斥“利”。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董仲舒解释“仁人者，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朱熹明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张之洞将“利”分为公利和私利。[2]之于私利，他鼓吹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倡导黜奢崇俭的消费观，试图以此匡正被西方功利主义浸染的世风。然而崇节尚俭的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并不能规范商品经济，反而扼制了国家内需，不利于扩大生产。之于公利，张之洞晓以大义，认为国家的利益即是国家的实力，他与列强争“公利”以挽救民族危亡。总体上张之洞的义利观仍然是传统的重义轻利。

第三，捍卫等级，引入官权，是为“礼”

儒家强调“礼”制，“礼者；贵轻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对于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张之洞是传统“礼”制的自觉捍卫者，强调“《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而他作为封建统治的掌权者，自然将官权视为“礼”的象征。[5]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甲午战败的刺激，民间出现了自由贸易反对干预的舆论压力。张之洞仍坚持将官权引入商品经济，官商权限分明，实施规范管理，不得违礼僭越。张之洞提出“官虽不干预其银款,而用款必须报知,官虽不于预其用人,而所用之人有不合礼法者,官亦可令公司撤换”，官股在企业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商人的管理权限被肆意践踏、任意缩减，商能分利不能分权，民间投资积极性大打折扣。[6]因而张之洞早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几乎都中道夭折。

第四，兴办教育，开启商智，是为“智”

儒家重视教育，创始人孔子即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并重的教育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张之洞也及其重视教育，被誉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当时的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民族工业不成熟，列强在通商口岸大量开设工厂加紧资本输出，张之洞果断提出创办商学、开启商智以促进商务，“果能认真开办，处处多设，数年毕业以后，商智渐开，自必多新意，自辟利源”。[7]张之洞一方面在国内开办商业学堂，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去外国商业学堂学习或派遣人员到国外考察外国商情。张之洞兴办商学教育，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有一定的抵御和威吓作用。

第五，匡正商风，严禁作伪，是为“信”

诚信品质作为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是故诚也，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品质也被张之洞所极力宣扬，作为指导商品经济中人的行为准则和交易的道德规范。彼时，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充斥着还不成熟的商品市场，严重打击着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张之洞对此深恶痛绝“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小,亦思依仿新式办运新货,而偷减工料,货质全非,以假乱真,以劣搀优”。对此，张之洞在《汉口试办商务局酌拟办法折》中明确提出，一是明定赏罚，革除商界偷工减料，以劣充优的陋习。二是对破产商贾，照外国惯例，载报声明，不准更名充商贸易等措施。张之洞也曾在汉口创立商业公所和两湖劝业场，邀请资深商人品评优劣，打击假冒。张之洞树立了诚实守信的优良商风，祛除陋习，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在今天仍然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张之洞经济思想的西方过渡

甲午战败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中西交往日益频繁，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经济思想猛烈冲击着传统的道德律令，资本关系、资本增值、竞争规律不断作用于正在起步的中国资本主义。经历了洋务兴败、商海浮沉的张之洞，其经济思想也逐步体现出一系列西方资本主义成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生产流通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业的发展能促使生产愈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但是它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在资本主义社会前的阶段，商业支配生产，在现代社会，情形正好相反”。张之洞认识到生产对于流通的作用，深层次分析了商业和工业的关系，提出了“工本商末”的观点，这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规律。[8]中法战争的刺激，外洋的新式装备、强大武器让张之洞不经感慨，“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有倍•之利。”张之洞以工业为本，认为工业是农业商业的枢纽，是近代中国国强民富的根本之路。他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大办近代工业，武汉迅速崛起，民族资本也由此快速发展起来。

第二，价值增值规律

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利润的获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9]随着中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日趋严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张之洞认识到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的道德律令已不足以摆脱现实，必须广开财源，多方筹集，将大量资金集中投放于具有增值前景的生产领域，实现“求富”，方能“自强”。[2]彼时民族资本刚刚起步，承受着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列强的倾销压制，获得的利润很低，企业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甚至连简单再生产的维持力也没有，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张之洞认为要富国裕民，必须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他及其关心企业的投资效益，积极减免厘税，制定护商之法，甚至亲自赴俄试销茶叶，一些民族企业因而开始慢慢获得较大利润、产生剩余价值。

第三，大机器生产

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张之洞当时已经形成了超越时代的经济思想，即以机器大工业为中心，农业为基础，工商、交通为纽带的产业结构经济思想。他认为要广开销路，追求利润，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使产品质地精良、成本低廉。因为在他的建设下，西方诸多机器设备运往武汉：湖北汉阳铁厂拥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一座平炉和轧制铁轨的设备；湖北织布局拥有织布机1000台；缫丝局共有丝釜208具；纺纱局有织机40张，使得武汉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重心。[10]

第四，看不见的手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市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波动都会由内在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回归均衡，而政府的一切干预都是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外在因素。张之洞也认为官府不要过多得干预商业，让商人自主经营，官府仅起倡导、指引和保护作用、为商业提供有利条件即可。张之洞深层次分析其原因在于，商人和官府职能不同，一个进行具体的商业活动，一个实施宏观的社会管理，“中国向来风气，官不习商，商业不晓官法”，因而官办商业弊窦丛生。[7]但是在洋务实践中，虽然张之洞主张“官不预商”，但是他还是重视官府的权利而轻视商人的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商人的权限压缩在狭小的范围内，甚至随意挪用商股。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的经济思想中是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雏形的。

四、结语

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传统儒家经济伦理为原料，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烈火催化下，煲出的一锅“中体西用”的汤。张之洞这种中西交汇、新旧杂糅的经济思想，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儒家的仁义和雇佣劳动制度下雇佣工人所受的皮鞭、刑罚压制；之于个人的重义轻“私利”和之于民族大义的追求“公利“；自由主义的浸染和现实中官权的绝对性地位；以工业为中心、农业商业为纽带的指导思想和“农本”思想的残留、厌恶商人的情绪；价值增值规律的重视和钢铁厂、枪炮厂等不对外出售，大都亏损的现状。之于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我们应该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中国传统的仁义、诚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规律、价值增值规律，折中中西的官权和自由主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维系公平。张之洞作为伟大的探索者、实践者，对他的经济思想中中西文化的研究，也是我们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寻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重要的领航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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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礼茂.张之洞振兴商业的思想[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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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光泉.张之洞经济思想实践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J].求索，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