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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的宋人意味与当代思考

2015-12-07汪小洋

艺苑 2015年2期
关键词:逸品宋人画院

文‖汪小洋

花鸟画的宋人意味与当代思考

文‖汪小洋

当“宋人意味”成为当代常用艺术评语之后,我们应当认真辨析其中的一些文化含义。从历史语境看,宋人非好简而喜繁,我们由此而可以了解宋人舍简趋繁的审美方向,了解宋代画院的历史意义,并了解热爱生活的当代意义。

花鸟画;宋人意味;当代思考

在当代花鸟画的圈子里,宋人意味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褒义的评价,是一个正能量的描述。但是,当这个概念有被过度使用的趋向后,疑惑的问题也出现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复古理念,还是一个江郎才尽的自我标榜,抑或是一个令人烦恼的商业炒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言定论。不过,如果我们离开纷繁的当代语境而深入于安静的历史语境之中,相关的文化积淀应当是可以勾勒出一个明确的理论描述。(1)

一、舍简趋繁的历史思考

宋人意味就是宋人在花鸟画创作上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靖康之变使得宋王朝有了北宋和南宋两个各自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不过,就政治体制的整体面貌而言,以及南宋一代对中原正统身份的强烈维护,两宋在文化沿革上是实为一体的历史阶段。艺术创作领域,南宋的艺术家们更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原大地,相反是感情更加炽热。所谓“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里的感情是南宋文人的心声,已成千古绝唱。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指向,两宋是一体看待的赵宋王朝,宋人意味也首先是从一代风格而入手的。那么,宋人的艺术风格是什么呢?今人的解释多样,或者微言大义而容易引起歧义,或者语焉不详而不得要领,但一个大致的走向是:大家都喜欢往“逸品”上靠。

逸品是一个传统的评价术语,即对最好艺术作品的一种评价和赞扬。当然,这个认识有个过程。初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将秦至唐八十一位书法家分为十等,逸品被列为第一品。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立了“神、妙、能、逸”四品,对逸品内容并不作具体解释,强调的是“逸品”为“不拘常法”。五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将“逸品”推为第一:“逸格: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

故目之曰逸格尔。”这之后虽有不同的解释,但逸品为第一流的评价标准基本被认同。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画一》:“世之评画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

逸品作为当代艺术家的一个追求无可厚非,但怎么操作?

“逸品”有个比较直观的外部特征,就是“大道至简”。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不过,“笔简形具”未必就可以达到“得之自然”。清人言论中就已经有了对“逸品”的批评。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如此言之:“逸格之目,亦从能品中脱胎,故笔简意赅,令观者兴趣深远,若别开一境界。近世之淡墨涂鸦者,辄以逸品自居,其自欺抑欺人乎!”清代是一个复古大盛的时代,之前的各种艺术风格在清代都有艺术家膜拜,李氏的说法应当有着针对性。

其实,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上看,宋人并不推崇“简”。关于“简”字,我们有这样两个看法:一方面,“简”是一个理想化的符号。一般而言,“简”是一个不容易落到实处的范畴,清人范玑在《过云庐画论》中就说:“夫逸者放佚也,其超乎尘表之概,即三品中流出,非实别有一品也。即三品而求古人之逸正不少,离三品而学之,有是理乎?”在实际操作中,逸品更多是作为一个描述理想境界而运用的概念,或者直接就是一个代表某种评价的符号,说明艺术创作所达到或应当达到的一个高度。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宋代是花鸟画繁盛时期,追慕宋人就意味着攀登我国花鸟画的高峰,所以花鸟画画家说自己是宋人意味,也就是他们追求自己理想、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一种表述,这是一个关于“大道”的“简”而非具体艺术创作过程的“简”。另一方面,宋人舍“简”。历史上,宋代其实是一个舍简趋繁的时代。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积弱的朝代,但是宋代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最繁盛的朝代之一,文学、哲学、教育乃至科学,都可以比肩于我国历史上任何朝代,这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时代,其基础当然不可能是“简”的结构。事实也是这样,宋人喜繁复而不乐“简”。北宋文人的领军人物司马光闭门洛阳,历时19年,写出了专门给皇帝看的294卷《资治通鉴》,他所作的工作就是把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史料从取舍、分类和详略等方面进行编辑而得到更加细致和更加系统的历史文献,把过往历史的研究做到了极致,得到一个新的体系,因此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宋人何以舍简趋繁?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简约,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提出了“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的命题。虽然由简而繁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一个常态趋势,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简为大道,甚至在宗教发展领域里,禅宗、净土宗也都是以“简”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不过,宋人特别,他们喜繁。那么,宋人是什么原因而舍简趋繁?其中一个原因是文人多。这是赵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造成的文化现象。宋代,文人不但地位高而且数量多,唐代盛科举但极少一年取士超过十人的,可宋代有时一次就可以科考取士逾千人。这么多的文化人在一起,必然是一个繁复的文人社会,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发表的欲望。即使在抗金这样紧急的军情上,宋人也是众说纷纭而意见难以统一,以至后人有了“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的调侃。当然,这是一个表层原因,深层原因还是宋代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而又多灾多难的时代,时代提出了舍简趋繁的要求。

舍简趋繁的时代特征落实到花鸟画的创作上,宋人的审美要求也是喜好繁复,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简约的画作,但主流审美或正统审美的指向是繁复的方向、繁复的标准。比如时人议论的黄徐异体,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录》中就指出了主流社会审美应当发挥影响的道理:“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何以明其然?黄筌与其子居寀,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既归朝,筌领命为宫赞。居寀以待诏录之。皆给事禁中,多写禁蘌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二者春兰秋菊,各擅重名。”郭若虚的细致划分和随之而来的细致描述,体现了一种“工谨细致”的审美要求。其实,与其他各代艺术家相比而深入论之,不论是黄筌父子的宫廷风格还是徐熙的江湖情趣,他们都表现出了工谨细致的个性特点,这其中,有艺术家生活环境的原因,更有时代大环境的原因,宋代主流社会的审美要求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北宋末南宋初的邓椿在《画继》中就对时人的放佚过甚表示了不满,他认为:“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这样的行文,显然不是赞成的态度。

花鸟的笔法之外,这里特别要提出宋人的意境追求。宋代积弱,必有思变之心。北宋屡败已然,南宋半壁江山更甚。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人意味谈“简”,那必然是表面文章了。郑午昌《中国画学》认为:“而花鸟,至宋实为最盛之时代,亦可为宋代绘画之中心。若以其艺术论,则巧整之习,不敌淡逸,北宗画法往往受南宗之同化。”[1]236这样的淡逸,却是更加复杂的意境追求——技法的增加,题材的增加,情感的增加。郑氏认为:“兰、竹、梅、菊,所谓四君子画。四君子之入画,各有先后,要至宋而始备。”[1]235四君子宋时开始齐备,当是文人复杂心思的自况。何谓如此?就是因为这是个需要思变的时代。即求思变,必有深思熟虑之表现。

因此,当代人喜言宋人意味,可以从艺术家的个性、兴趣、师承等要素去理解,但更应当结合历史大环境来理解,

关注当时舍简趋繁的宋代主流社会的审美要求。其中,古人对“逸品”中“自欺抑欺人”现象的批判,也应当为我们所关注。简言之,宋人意味的“逸品”,不是简单,而是复杂。

二、画院兴盛的外因思考

说宋人的艺术创作,必然要说宋代兴盛的画院。画院何以在宋代兴盛?这是宋代皇权发挥出巨大影响的结果。

画院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其发展的大致轮廓是:肇始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元代中断,明代复置,清时废止。在我国封建专制的文化环境下,历代画院的发展都打上了深深的皇权烙印。画院的创立缘于五代后蜀国君孟昶的重视,他首次建立了从属于皇廷的翰林图画院,这是皇权影响的肇始。至宋代,画院依然得到皇权的支持,特别是北宋徽宗因为个人喜好而给予画院大力扶持,使得宣和画院的艺术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宣和画院因此而成为宋代画院的代名词和后代画院的典范。

艺术发展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帝王的喜好并不是艺术发展的本体要素,但是因为得到了皇权的支持,所以画院获得了很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因。比如可以与官员选拔制度接轨的画师遴选制度,比如与主流体制对应的稳定而富裕的物质保证,又比如同仁相聚、师徒相传的创作环境,等等。虽然画院的发展主要依靠艺术本体发展的支持,但是这些外部条件客观上推动了书画艺术的发展。

这其中,画院塾课方式的教学模式引人注目。画院的教学是个别化的教学,学生在画院指定的老师指导下,通过临摹优秀作品而完成教学过程。这样的教学体系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的保证,一是有名师的指导,一是有优秀的作品可以供学生临摹。关于前者,各代画院都广招当代名家,条件丰厚,北宋画院就曾经聘请过书画大家米芾为学官。宋代邓椿《画继》中有这样的记载:“元章当置画学之初,招为博士。”关于后者,画院在皇权的支持下教学手段更多,条件更好,收藏了远超民间的优秀作品。《画继》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因为有名师、名画的保证,画院塾课的教学模式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画家。

当然,对画院给予巨大支持的帝王往往都是行家。北宋《宣和画谱》记载了前蜀后主王衍关心画院创作的故事:“后主衍尝诏筌于内殿观吴道元之画《钟馗》,乃谓筌曰:‘吴道元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令筌改进。筌于是不用道元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之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筌对曰:‘道元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画,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筌所画不妄下笔。”也有得益于帝王的直接指导而诞生传世作品的故事,北宋名作《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出身于画院并得到了宋徽宗的亲授教诲。

画院兴盛,得益于画院独特的塾课教学体系。宋代画院的教学方式历代沿用,形成一种画院塾课的教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画院恢复之后,传统的画院塾课教学方式也被延续了下来并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其中江苏省国画院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作为一个地方画院,却面向全国,老师全国招聘,学生也是全国招生,显示出鲜明的传统画院特征。画院建立之初,院长傅抱石先生就主持在全国招生,以传统塾课的形式培养学员,在第一批学员结业典礼上他还亲自作画示范。[2]当年画院四老之一的宋文治先生也有这样的塾课材料,《书法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四期连载《宋文治山水画技法解析》。我曾在上海大学见到一位研究生,她以宋文治先生塾课内容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整理了宋文治先生的塾课原始材料,仅文字就有十余万字。

我国历史上,书画教育多以师徒相授为主要途径,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认为:“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师徒相授应当是画院发展和兴盛的基本条件,属于艺术本体范畴。但是,画院是中央集权体制内的一个单位,皇权的支持是艺术本体之外的要素,其影响却是直接的。画院发展与体制支持之间的关系,应当有着一种特殊的内在规律,不容小觑,不能忽视。

回到当代,当代画院的发展有自己面貌,但是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的要素仍然存在,这不是艺术发展的本体要素,但这是画院兴盛的必要条件。因此,宋人意味也要有这个外因思考。

三、热爱生活的时代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花鸟画进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这个领域的艺术家有了远远超过前人的创作条件,得到了更加开阔的艺术交流平台,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可。但是,花鸟画遇到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目前花鸟画发展遇到的问题,金纳在《我看当代工笔花鸟画现状》中有比较完整的表述,她认为:首先,是审美精神的退化,即主要表现在画家写生能力的消失;其次,创作风格和创作题材极为雷同,出现模式化;最后,制作过程中的简单粗糙与工笔花鸟画的审美精神出现严重背离。因此她认为:“在全民热衷消费速食文化的今天,在书画拍卖市场不断创造财富奇迹的当下,工笔花鸟画家们是否能静下心来,重新审视、领会、并着重探寻历代工笔花鸟画经典的文化内涵,真正领悟最成熟、最高贵、最华美的两宋花鸟画传统,对提升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内在气质与品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于工笔花鸟画来说,也只有在这不断自省与审视中发展,它的明天才会更加繁荣与辉煌。”如何改变目前花鸟画发展遇到的问题?金纳给出的答案是:“真正领悟最成熟、最高贵、最华美的两宋花鸟画传统。”[3]这个答案中肯,但存在不清晰的地方,因为目前大多数花鸟画画家都明确表态自己是追慕宋人的,并可以举出自己学宋人的具体路径,可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真正领悟”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强调而又具体深入的课题。

我们认为,领悟宋人的标准应当

是对热爱生活的真正理解。宋人是对生活抱有巨大热情的,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表现,而且他们往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热爱生活的细节,所以宋人的艺术作品在表现生活情感上来得特别繁复。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包含了诗人对春天万物复苏的深切感受和由此而产生的无限热爱。苏轼在举目放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同时,也低首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情感反复,写尽了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无奈。欧阳修《盘车图》中是这样评画:“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其中的“无隐情”,即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

热爱生活,就有了敬畏生活的创作态度。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这样记:“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迓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掉之’者乎?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重复复、始始终终,如戒严敌,然后竟。此岂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先向思每丁宁委曲论及于此,岂教思终身奉之,以为进修之道耶?”这段文字表明,当时艺术家作画已经有了近似于仪式的程序,但这不是艺术家的矫情做作,而是艺术家热爱生活的真性情流露。这是一种对艺术的虔诚,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热爱生活,也就有了正确反映生活的境界。《宣和画谱》如此评画:“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对各种花鸟画题材的判断,非常准确的,令人拍案称绝。如此精细的判断,一定是来自于这样的前提:对生活的正确反映。

这些,都是宋人意味的内在结构。反观时下的一些艺术创作,对生活的感悟是那么的简单,缺少观察、缺少细节、缺少叙事,笔墨交代还常常模糊不清。也有一些人,构图运笔中唯见笔法追求而不见生活气息,终日沾沾自喜于个人小天地之中。画展、笔会层出不穷的当下,缺少生活热情的作品却也是成正比增加而比比皆是,甚至有走极端的,他们把艺术创作当作“玩艺术”,热爱生活的道路变得遥远而模糊起来。

当然,我们也会由此而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当代的艺术教育问题。艺术创作强调个性,有个性才有活力,才有热爱生活的基础。可是,当代的学院式教学给了我们一个不能肯定或不容乐观的现实,在教育管理部门整齐划一的教学大纲指导下,各校的美术教育并没有多少自主性,规范化艺术教育成为常态,学生按照一张卷子统一考试,教师按照一个教学大纲统一教学,其中还有许多培训、评估统一教学落实的环节,最后甚至是按照一个格式完成学位论文。实际上,程式化的教学也在打击着热爱生活的理念。应当指出:艺术家生活热情的缺乏,与当代艺术教育的缺陷存在逻辑关系。

因此,在花鸟画遇到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就联系到了宋人的生活态度,感受到了他们热爱生活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并因此而体会追慕宋人意味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本文为“第七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提交论文,之后有删节修改。

[1]郑午昌.中国画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2]李乐源.一次难得的示范——傅抱石与听泉图[J].老年教育(书画艺术),2012(8).

[3]金纳.我看当代工笔花鸟画现状[J].国画家,2011(5).

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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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洋,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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