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旭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明代中后期，官场贿赂成风，作为其间的海瑞，为追求儒家勤俭爱民的王化之道，遂在就任淳安知县时整治县衙。他所制定的《兴革条例》是其治理地方、匡正时弊的规划蓝图，整改县衙的内容就包含于其中。《兴革条例》是海瑞关心民命、改革吏治的集中体现，亦是海瑞为官清廉、不取毫毛吏治观的彰显。

一、淳安自然、人文环境：《兴革条例》之缘起

淳安县位于浙江省严州府，据黄秉石记载“淳，岩邑也，地瘠而民啬，所产茶、竹、杉、柏外无他物，且重崖复嶂，民易逃匿，山下田亩悉归右姓，穷民卒岁粒食，又当徽、歙下流，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费不可支”[1]。故“地瘠”、“重崖复嶂”不便生产，就成为淳安县自然环境的最大特点。而“当徽、歙下流”，其交通便利这一优势，不仅没有转化成纾解民苦的途径，反倒是加重了人民送往迎来的佥派负担，遂有“民之逃亡者过半”[2]的情景。

而淳安县亦未逃脱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吏治人文环境。明朝规定，督抚、巡按、布政二司官和府官等有督导县级政府的权力，而督导的过程中，即蕴含着县官升降赏罚的现实利益在其中。为了取悦上级，馈赠之风便大行其道：“原二院守巡道出巡并委官查盘，县有馈送吏书银，出自里甲，多十二两，少五六两，沿习成风，无一无之”。[3]而淳安官吏“挨得一日便计一日工而取其值”[4]的庸碌无为、消极怠工的官场风气，以及“至应举入官，耽利禄，慕荣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5]的追功逐利、不思民生和故意刁难小民、愚民贿赂胥吏的现状，刺激着以民生立命的海瑞敏感的神经。

面对自然和人文双重的残酷现实，初至淳安县的海瑞，利用为方一任的职权，力图革除县治弊端：“欲自为一编，以纪钱粮、以节财费、以酌情使节文，昭国制日月之明，扩吾心体备万物之理，使淳得户晓焉。吏缘为奸弊，民得安业乐生，而予亦得以常目在之，俨有师法”[6]，遂有《兴革条例》之制定。

二、大刀阔斧、匡正县治：《兴革条例》整顿举措

规范官吏。作为一县之长的知县，在掌握一方民命的同时，也是效法的对象。深谙其道的海瑞遂有知县上任僚属“不远迎”、“不列缎席”的规定[7]。并且革除在知县进京朝觐时，搜刮民财以奉京官的陋规，仅要求准备交通费、造册费和随从的工食银即可。作为佐理知县的县丞和主簿，海瑞告诫其不要只想着养活生计、专注官途利禄，或者是只唯长官之命是从，[8]而是应当忠言谏策、不畏仕途。而“掌巡捕民间盗贼，争斗微事尽属之”的典史，手握他人性命，更应明察秋毫、小心谨慎，以防陷入“指良为盗”的奸计之中。[9]掌“一县之臃肿薄质，俱赖其陶成”的教官，海瑞要求其做好读书人的表率、拒收财货，“应将经书、性鑑、子、史、诸集、与群弟子朝夕讲读，月日会课，切磋琢磨，使之义理明而心性淳”。[10]作为专司之职的阴阳官和医官，在海瑞上任之时就发现，充当二员者全非有能之人，多为捐纳贿得，只贪图利禄，遇到上司查检，则以老人假冒充任，故成具员、一无用处，海瑞果断斥罢闲散，选任具有专业素养者担任。对于吏员、杂役等的“挨得一日便计一日工而取其值”[11]的消极怠工状况，遂规定每房办事人员由三人减为一人[12]，在减少冗员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革除常例。所谓常例，即没有明文规定而按惯例所派差投、征收银两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中，明代官员的薪俸是比较少的，以县官为例：知县每月俸禄为7.5石，县丞每月薪俸为6.5石，主簿为5.5石，典史每月俸禄为3石，教谕、训导每月2石，而医学训科、阴阳训术则没有薪俸[13]。此外，吏员的薪俸、杂役的工食银更是微薄，特别是折钞以后，钞价日贱，实际所得更少。而明代俸禄之微薄在制度上无法改变，为了维持生计、寻觅助俸之源，促使各级官吏向下征收常例。而且民众在与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取祸，也贿赂官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明代常例的形成。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详细列举了主要官员和六房吏的常例。比如，知县常例多达23项，据夏邦、黄阿明在《明代官场常例钱初探》一文中计算，这份知县常例清单总收入约白银2665—2723两左右。县亟、主簿每年常例与县令相比，除折色银、清军匠银、审里甲丁田银、审均傜银四项没有之外，其余各项常例所得比县令减少一半。典史、教谕、阴阳官、医官、六房吏也根据其所从事的公务收取常例。[14]对于常例病民之症，海瑞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遂将常例全部裁撤[15]，以解民困。

对设施器具的管理。纸笔本由吏房掌管，根据各房公务繁简提供之，这样的弊端是很难一一查考，容易造成纸笔的浪费，海瑞遂规定今后实行“先用后偿”[16]原则，即“如有申文，各房先出纸写成，至佥押，计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17]他还规定，本县在自理词讼的时候，只用两分钱的纸张，“如无干系册籍、文票、比较簿，损之”，而且“县去府不远，只用单纸为封不裱褙”。[18]海瑞以上举措，减少了纸笔浪费的发生。明朝规定，为了杜绝官吏上下其手，要求各级官吏以县衙为家，遂有“家伙”（日用家具等）之设。并且朝廷将家伙折成银两发放给官吏，其中“知县银十五两，县丞、主簿、教官十二两，典史九两”，事后又有所增加：“近两浙政议，又议县丞、主簿、教官增银二两一钱八分五厘，典史增银三两四钱一分五厘”。[19]这些银两支出名义上是国家拨款，实则出自里甲，而且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其远超额数之规定。而新官在上任之时，地方官员又将离任官的家伙经过修理给新官使用，这样“新官家伙银两必至余剩”。为了缓解小民负担，海瑞重新规定了各级官员的家伙器具。他根据《两浙政议》，规定各县衙对将离任官员的家伙进行清点，可以整修的加以修整，坏了不能用的则“照数添补，送新官收用。各员银两支用余数另贮在官”，[20]以避免家伙银的流失。此外，县衙还要随时接受上级官员的巡查，要根据上级官员的品级准备相关的铺陈器具。由于上级官员并不常驻，其休息的铺陈家伙时常被县衙里的人偷盗污损，每次重新置办，所苦者又是小民，海瑞规定“以后止时加检查，遗失则补之可也。不必更造，致费民财”[21]。

修理公廨。县衙作为办公地点，由于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也需要维修。海瑞认为“修理公廨若不加意查考撙节，不免浪费。浪费则里甲苦之……小有漏损，各役自行检补。大损坏于自理词讼中取给，不扰里甲。”[22]此外，海瑞还规定“县中一应修理，并各衙有事做工，如担石土扛木除草打扫等项，只用皂隶工，多兼取民壮，再多兼用犯人，绝不用火夫。盖火夫数少，守宿轮班勤。如有不知此意，照旧例误用，总小甲执此禀告”[23]。可以说，海瑞在整修县衙的诸多主张中，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关照着的是——民生疾苦。

三、躬身践行、县治有成：县衙整治效果

关于海瑞整治县衙的效果，明代人何乔远在《海忠介公传》中曾有如下评价：海瑞“迁淳安知县，所以为县革去常例之无名者……吏胥公事毕，各还家，为农治生，从其本业。其治县精详，凌杂烦屑，无不明清。”[24]“明清”二字，充分肯定了海瑞县衙整治的成效。而清朝王国宪在《海忠介公年谱》一书中也说道：海瑞“在淳安任。公清查六房积弊，一切陋规严行革除其有益与地方者无不为之……吏治肃清”，“公平日淡泊明志，拯救因穷，淳安吏治，卓卓如是”。[25]其中“有益与地方者无不为之”一语，更提高了海瑞的人格情操——天下为公。二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导向，说明海瑞的县衙整治是取得重大成功的。

海瑞整顿县衙的举措，因为减轻了小民的负担，这使他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当海瑞离开淳安调赴他任时，“百姓如失父母”，恋恋不舍。同时，海瑞洁己洁人、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又使他赢得了淳安“至今仍有‘爱民如子，视钱如仇’之谣”[26]的赞美，百姓亦为他建立生祠，永世怀念。

海瑞整治县衙之所以取得文人士大夫和百姓的称赞，这与他躬身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走马赴任之时，不像一般新官乘轿而来，他选择的却是沿途步行。在步行中，他体察民情、寻找施政点。到任后，更是事无巨细、样样关心，将体察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实践条分缕析的做出整改计划。这些计划条目清晰，内容涉及到县衙治理的方方面面。此外，海瑞本人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也有利于提高改革的公信度。例如，他自己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27]，其母过生日，也只买肉二斤，成为当时的“廉洁”新闻。

四、结语

为官淳安的海瑞，践行着儒家“民为贵”的思想主张，时刻牢记：“毫厘皆民脂民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28]的信条。作为“牧民之官”，他是成功的，他尽到了“于百姓鳏寡孤独饥寒疾苦者，无一不关于心”[29]的责任，体现出了浓浓的儒化关怀与济世情操。其大胆有为、敢于革除积久承袭的弊病，更是值得后人敬仰。而上至官吏简拔、下至纸笔使用，无事不细心留意，其眼睛盯着的是有形的外在物化，而内心关照的却是无形的内化民心，这种精神更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1]黄秉石：《海忠介公传》，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51页。

[2][3][4][5][6][7][8][9][10][11][12][15][16][17][18][19][20][21][22][23][28]海瑞：《兴革条例》，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8页，第42页，第48页，第148页，第38页，第39页，第51页，第51页，第148页，第48页，第43页，第148页，第41页，第41页，第42页，第128页，第 128页，第135页，第141页，第145页，第42页。

[13]何朝辉：《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4]夏邦、黄阿明：《明代官场常例钱初探》，《史林》2008年第4期。

[24]何乔远：《海忠介公传》，李锦全、陈宪猷点校：《海瑞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5]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下编附录，第584-586页。

[26]黄秉石：《海忠介公传》，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下编附录，第554页。

[27]《明史列传》，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下编附录，第525页。

[29]汪天赐：《官箴集要》，官箴书集成编撰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