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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的内蒙古地区

2015-12-07郝晓梅

黑龙江史志 2015年3期

郝晓梅

(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一、“新政”背景

蒙古部族因其民族的特殊性,被清政府视为“藩部”,因此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形式也不同于其他地区。在中央政府由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等直接治理,以盟、旗作为基层单位,赋予蒙古王公地方管辖权。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面对日益交困的社会矛盾及蒙古社会危机的加剧,清政府不得不考虑新的政策来应付种种危机,“新政”应用而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颁布新政上谕,“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详悉条议以闻”。此上谕为清末“新政”之滥觞。

清末,巨额的战争赔款,导致的国库空虚,财政危机,是“新政”的直接原因。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清政府除了通过印花税、果税、落地税、彩票捐等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勒索人民外,同时“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敝……久已竭泽而渔……虽勉强搜罗,断难如数”。蒙地开垦一直都是朝议的话题,面对如此社会危机,清政府需要有所打算。恰好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折中陈列了蒙地开垦利与弊,使得清政府决定对蒙地“下手”。“臣维现在时局艰难,度支竭蹶,兵费赔款之巨,实为历来所未有……。其言救贫者,则或议裁节饷费,或拟振兴工商,然汰兵省官,所节无几,矿路制造,效难骤求,以縻财河沙之时,而规取锱铢之入,是虽理财之常理,仍无应急也……今已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可得三四倍……何可胜言,是利于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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