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王长丰博士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二，全书上、下两册，内容搜罗丰富，涵盖面广，资料齐全，既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也是一部资料性著作，是一部学习、研究殷周金文族徽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这是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填补族徽研究多项空白的科研巨著。本书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作序，经本书作者同意，现将序文转载，便于读者了解本书之要义。

见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从宋代金石学兴起伊始即受到学人关注，搜集、著录、研究代不乏人。关于这类铭刻的性质，学界说法很多。氏族说、姓氏说、图画说、文字画说……，不一而足。至1931年郭沫若发表《殷彝图形文字之一解》提出族徽说，倍受推崇，几成学界共识。然细较起来，其中仍有许多问题认识远未统一，例如这类铭刻究竟是不是文字，其含义是什么、都包含哪些内容，所谓复合族徽究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合署还是族氏分衍的反映等，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类铭刻愈益受到大家的重视，于是将其从一般金文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项，便成为目前研究的趋势。我们看到了王长丰博士的《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学位论文文稿，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活跃和研究的深入。

前些年曾陆续读到过王长丰先生的一些文章。去年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暨新馆长李学勤教授任命仪式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才知道王先生是王蕴智教授的高足。言谈之中，得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是《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同时还有其姊妹篇《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一书，目前正联系出版事宜，并恳切地说希望出版时能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写序。今年春节过后不久，很快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将博士论文修改、充实后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和《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两部书的文稿，出于我对族徽铭刻的重视和研究参考的需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重新调整了计划，便认真学习起来。事实求是地说，这部书的分量太大了，一边看一边还要查书，再加上开会、出差和其他一些活动的躭误，直到几天前才祘读完，今天才稍微理了理思路坐下来动笔写读后的感想。

这部书共有七章，除去第一章“概述”和第七章“殷周金文族微分类通览”，第二至六章共有二十四节，后面还附有“《近出》与《集成》互重、自重校勘”、“参考著录书目及简称”等，总字数粗计约在50万字以上。别的学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就我比较熟习的考古和古文字学来说，这样分量的博士论文恐怕是很少见的了。因此，我读过之后形成的第一个印象即是：搜罗丰富，涵盖面广，资料齐全。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也是一部资料性著作，是一部学习、研究殷周金文族徽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

该书给我第二个较深的印象是：作者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族徽的著录、研究的历史，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方向和目标。这一印象主要是由学习第一章“概述”形成的，在“概述”中作者同意族徽研究在殷周金文和古文字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下显得相对落后的说法，而落后的主要表现是研究方法的落后，提出了“对殷周金文族徽进行研究，首先应建立信息资料库，其次分类、归纳，再次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学等知识进行深入地综合、分析与研究”的方针。无疑这是正确的，是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殷周金文族徽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阅读第二章即可知道，作者是在总结和吸收黄盛璋、张懋镕、刘雨、林沄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族徽的判别原则，集中在第二章第一节，对简单形式族徽提出了六条标准，对特殊类型族徽提出了四条标准；关于族徽的整理方法，集中在第二节，提出了八个步骤：一是严格甄别族徽与其他类型铭文，二是将族徽与商周甲骨文、秦汉简帛书、玺印相互印证、系联，三是将殷周金文族徽与陶器刻画符号相互印证、系联，四是同一类族徽铭文应综合判定时代并尽可能恢复其原有礼制顺序，五是利用族徽铭文字形之间的比较推求族徽的异体字形，六是运用考古学知识根据出土地点并结合文献记载整理族徽铭文，七是对同一墓葬出土的多种族徽应分清墓主铜器族徽与赙赠铜器族徽之区别，八是利用姓氏史料加以佐证，九是利用族徽字体早晚变化特征辨别、系联其他族徽。这类探索、研究会更好地促进殷周金文族徽的深入研究。

我的第四个印象是：通过对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的一系列论证，得出七项结论：其一，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是由于“赠赠”助葬制度造成的，参加“赠赠”助葬的人是墓主的“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与墓主人不是同一族属，所以表现在殷周金文族徽铭文上就是不同族属的族徽铭文出土于同一墓葬中。其二，在殷周墓葬中出土的族徽不能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标准。其三，同墓出土非墓主族属的殷周族徽铭文不能提供判断墓主国族与“赠赠”者国族的地望远近、方位的衡量标准。其四，在研究同墓出土的主属族徽铭文与他墓出土的同类型族徽铭文时应充分考虑两墓葬的时代或朝代更迭因素。其五，同墓出土的族徽不能依据出土族徽（铭文）的数量来判断墓葬主人。其六，同墓出土的族徽只有在证明此墓墓地为该族的族墓地的时候，才能将墓中所出土的族徽铭文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依据。最后，可以根据同一墓葬出土多种族徽铭文来判断墓主。这应该是我们对族徽研究的进一步认识，对考古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的第五个印象是：对族徽进行了精细统计和分类。在第四章中，作者统计的16000余器金文中有族徽的有8000余件，并以族徽龙头字进行系联，分为377组，继而又将其分为六类：一类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徽，二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联缀，三、四、五、六类是族微分别与“册”、“史”、“子”、“亚”、“干支”等缀联者。之后分别分专节就与“册”、“子”、“亚”、“干支”联缀者展开了深入分析，对其性质、意义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的第六个印象是：提出“盟姻族徽”的概念。部分“盟姻族徽”就是之前所称的“复合族徽”。作者在第三章中认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造成国族与国族之间所铸具有族徽礼器并祀的主要原因。如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亚止中”器应为“中”族女子嫁到“亚址”族所作的媵器，这种“复合氏名”就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在第四章中，通过对“亚[某族徽]+某族徽（亚[某族徽]）”和“某族徽+某族徽”等族徽内涵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对独立的族徽进行缀联、复合而成的这种特殊族徽，也是由于“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形成的一种结盟、联姻等社会关系的族属同祭同祀的结果。王长丰博士对“盟姻族徽”概念的提出，及其性质与内涵的深入研究，是对殷周金文族徽及其家族形态变迁研究的巨大进步。

我的第七个印象是：整合甲骨文、金文及文献资料对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族、姓、氏的源起、含义、关系及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辨析，提出了族徽一词应包含“方国、族、姓、氏、私名”多方面内容的见解，并用第六章十节的篇幅以“令支”“戈”“”“朿”“亚（朿）”“告”“箙（葡）”“竝”“息”“虎”十个族徽为例做了深入探讨。

学习王长丰博士这篇论文的文稿我也用了较多的时间，我认为这部书是近年来在金文族徽研究领域取得的可喜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族徽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学习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他们在许多具体族徽研究上的新见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对今后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启发。他不是像传统路子那样，就族徽说族徽，而是把族徽放到了社会结构发展、放到了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放到了族徽出土的存在背景关系以及字形（图形）结构及演变中，并参考甲骨文、古文献等相关学科和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研究，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断。

当然，任何学术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都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即使有些看法趋同了，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现，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岐见，展开新的讨论。在学习过程中，我对该书取得的新成果称赞有加、欣羡不已，但也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关于族徽的源起，是否均源于私名？族徽的范围是否涵盖“方国、族、姓、氏、私名”这么宽泛的内容？族徽究竟是《春秋左传·隐公八年》“因生以赐姓”（如“夏为姒姓”、“商为予姓”、“周为姬姓”等）的姓徽，还是“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氏徽？铭文中常见的“亚”究竟是职官、宫庙符号还是族徽之一种？殷周铭刻中的数字类卦辞确如张政良先生考证属八卦符号，但这类符号是否都不能作族徽使用？甲骨文和金文徽铭中的虎与宜侯矢簋铭文中的所谓虎侯、安州六器之一“中甗”铭文中之虎方、虎簋盖铭文中之虎、元年师虎簋铭文中之师虎及史窑簋铭文中之虎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有一些我曾有所接触，但自己并无定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来，是想提请作者和有兴趣的朋友们注意，对于族徽和与族徽有关的问题，还有不小的讨论空间，还有不少工作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不可满足，还需乘胜前进，继续努力。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