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福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浅析梁启超办报思想及其对青岛近代报业的影响

刘玉福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巨子，在中国近代报界驰骋20余年，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立言者与重要立规者，本文将梳理梁启超的办报生涯，阐述其办报思想，并探讨其对青岛近代报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办报思想；青岛；影响

梁启超，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还是我国近代舆论界的骄子。他丰富的新闻报刊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报业的的走向，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青岛的新闻报刊事业从无到有，一度达到繁荣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对青岛报业的发展亦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办报生涯

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进京赶考的知识分子发动了“公车上书”。在维新变法期间，在康有为的直接领导下，梁启超先后主编《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湘报》等，在舆论界初露锋芒。在主持《时务报》期间，发表《变法通议》，广为流传，以至于“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这一时期，在文章体裁上，梁启超结合前辈的经验，加上自己的总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文体”即“时务文体”，对这种“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概括为：“纵笔所至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调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1]”。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化妆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仍然以报刊为阵地鼓吹变法，曾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尽管梁启超那时仍坚持保皇变法的主张与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并不一致，但梁氏仍坚持认为那是他一生中办报最得意的时期。1902年5月，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评价《新民丛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2]”。后来，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并创办《新中国报》；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中国，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庸言》、《大中华》等报刊。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万国公报》开始，到1922年《解放与改造》停刊离开报界，一共27年，这27年梁启超见证了中国报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是推动这一进步产生的重要人物。

二、梁启超办报思想

（一）报纸职能观

在维新变法过程中，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要变法，而要变法就必须把国民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要解放国民思想就必须多开报馆多办报纸才行，他曾说道：“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3]”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梁启超把办报与变法救国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关于报纸职能的新理论。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明确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就对报纸的职能做出了全新的界定，不仅认为报纸具有向导国民的作用，而且创造性的认为报纸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功效即耳目喉舌论，这在当时的中国，对中国报业而言，不亚于黑夜中的指明灯。

（二）史家精神办报说

1902年，梁启超提出史家精神办报说，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4]”他认为编写报纸要有史学家的严谨，必须真正客观的去报道事实，报道国内外大事，还要通过对现象的思考得出自己有益的见解来引导国民，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改造，最终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从中受益。虽然梁启超对“史家精神”的阐释还不太全面，但其首倡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三）新闻自由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新闻自由思想的报人。在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国民基本的人权根本无法保障，新闻自由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猛烈批判封建思想，宣传自由平等，在此基础上更是提出人类诸多自由中，首要的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如果没有这三者的自由，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效便无从谈起，中国之富强独立也就会遥遥无期。也许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新闻自由的思想主张可能有些地方过于绝对，但在当时的中国，专制思想根深蒂固，民智未开，报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他的大声疾呼无异于晴天一声惊雷，发人深省，对推动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四）办报原则

随着梁启超办报经验的不断积累，梁启超总结出了著名的办报四原则，以及报纸在言论和记事时的原则：关于办报四原则，梁启超认为，好报纸必须具备：“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5]”。宗旨定而高,就是报纸宗旨应坚定而崇高，要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思想新而正，就是指报纸要担负起传播正确新思想的使命，向导国民，启迪民智；材料富而当，指的是报纸要占有丰富的材料而且要保证材料真实可靠，只有如此写出的文章才会让读者信服；报事确而速，就是指报纸报道时要讲求准确性和时效性。后来，梁启超进一步将四原则细化，于是就出现了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适”和新闻记事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正”。这些办报的原则以及相关具体方针几乎涵盖了新闻报业发展所需的几乎所有重大的要点，其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梁启超不仅在以上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还认为报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素质，提出了五本的主张，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针对报刊编辑人员自身修养及道德要求方面，梁启超提出了“八德”的主张，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耻、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丰富的新闻报刊思想也必将影响中国近代多个城市近代报业的发展。

三、对青岛近代报业的影响

梁启超首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其创立或首先倡导的办报指导思想不仅影响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近代报业，也深深嵌入了青岛近代报业发展的每一步，其中，报纸职能观、史家精神办报说、新闻自由思想、以及办报原则对青岛近代报业的影响尤大。

在青岛一百多年的报业发展历史上，由中国人自己经营创办最早的一家中文报纸，是1901年2月由朱淇创办的《胶州报》。1903年2月～6月间出版的《胶州报》上的“论说”专栏，曾刊载署名“广州李承恩稿”的文章：《论山东时局之可虑，亟宜设法补救》。作为《胶州报》主编的朱淇也曾经在“论说”专栏里先后刊载了他自己执笔的文章，如：《论中外政治本原之异》、《读左传》等等，此类文章不仅可以起到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作用，也是梁启超报纸职能观中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突出体现，说明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已在不知不觉中深入青岛报界并发挥了重要影响。

1924年9月10日，胡信之与刘祖乾、段子涵等人创办了《青岛公民报》。胡信之作为《青岛公民报》主笔，不仅准确迅速的报道各类新闻，而且勇于揭露邪恶，大胆抨击时弊，连续开辟了“公民俱乐园”、“公民言论”、“工潮专载”等栏目，反映民众呼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甚至在青岛首次全文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文，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誉为“工人的喉舌”。胡信之的《青岛公民报》准确迅速的报道各类新闻，是实事求是的史家精神办报思想的体现，而且报纸的内容与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坚持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梁启超的办报四原则，其不畏当权者，勇于揭露邪恶，大胆抨击时弊，更是新闻自由思想的可贵体现，当然这仅仅是梁启超办报思想深刻影响青岛报业的一个缩影，在其它青岛近代报纸上，这种影响也不胜枚举。

总之，作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立言者与重要立规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报界驰骋20余年，其新闻报刊思想多具有开创性意义，青岛近代报业的发展繁荣也深深打上了梁启超办报思想的烙印，在新形势下，结合青岛新闻舆论界实际，进一步挖掘梁启超新闻报刊思想的精华，仍是有意义的。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人民出版社，2008年

[2]郑海麟张伟雄《黄遵宪文集》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年，P194

[3]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1期

[4]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7号

[5]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