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霞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5）

首义再现
——鄂南名宦张国淦眼中之辛亥革命

张 霞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5）

张国淦在武昌首义后南北和谈中担任北方代表，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相继为总统时，他均担任要职，有机会结识相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者。在《张国淦自述》中以亲历者的角度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四个部分来回顾这场革命，对于了解这场革命的相关事实不无裨益。

武昌首义；张国淦；首义影响

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一字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赤壁市）。1902年中举人。1906年，撰写有关黑龙江兴革的文章，得到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的赏识，由此成为程德全之幕僚。1910年6月，入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1910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袁世凯组阁，张国淦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和唐绍仪一起往南方议和。张国淦虽为北方代表，但心仪共和。从1912-1926年，张国淦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相继为总统时，均担任要职，有机会结识相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者。

1926年以后，张国淦弃官为文，专门从事相关学问的研究，主要涉足中国古代方志的研究，撰成近百万字的《中国古方志考》。另外，张国淦致力于近代史研究，撰成《辛亥革命史料》一书，2011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名为《张国淦自述》，该书以亲历者的角度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四个部分来回顾这场革命，对于了解这场革命的相关事实不无裨益。恰如其言“在编辑辛亥革命史时，每因立场不同，执词各异，同一事也，说法互不兼容，甚至有日期、地点、人名，亦互相出入。兹编重在史料，诸家纪载，搜集得百余种，并证之南北公文书，复参之当时在事者谈论，互相推勘，以求其比较可据者。”[1](p1-2)“辛亥之役，编者身历其间，耳闻目见，略有记录。其中朋好当年所谈论，僚友亲身所经历，亦摘要甄录。虽不尽关全局，要多内幕佚闻。”[1](p3)

一、武昌首义

（一）革命准备

当时革命党人准备在长江中游组织中部同盟会，于是以武汉为根据地出现了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众多革命团体。文学社（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

科学补习所。1904年，4月，吕大森（湖北建始人）、刘静庵（潜江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其中宋教仁为文书，成员主要为武昌各学堂学员及工程营、马队营成员，准备在1904年11月慈禧太后生日时，与湖南黄兴所组织的华兴会在武昌、长沙同时发难，但是湖南方由于不慎计划泄密。9月底，湖广总督张之洞得知武昌科学补习所为同谋时，进行搜捕，没有查获到什么可疑分子（系黄兴提前告知，进行转移）。仅获知补习所系武昌高等学堂学生所租，武昌知府担心由此事受到牵连，没有继续深究，匆匆开除宋教仁等几个学员了事。[1](p3-4)

1906年正月，刘静庵等科学补习所成员又在武昌成立日知会，但随着十月份萍浏醴起义的失败，湖北都督得知武昌亦有响应者，于是根据情报进行抓捕，刘静庵等十余名日知会主要成员尽被抓获，日知会这个刚成立的革命团体亦被摧毁。[1](p7-8)

日知会之后，1908年7月，湖北党人任重远在武昌成立军队同盟会；1908年12月，湖北党人杨王鹏在武昌成立群治学社。1910年10月，杨王鹏将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成员多为在武昌的新军；1911年2月，湖北党人蒋翊武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借以掩饰官方耳目。并派遣相关社员去上海、江苏、安徽、湖南、两广、河北、山东及东三省等地进行联络。[1](p16-27)

1910年4月，湖北革命党人孙武（汉阳人）将成立于日本之共进会引进到湖北，在武昌成立湖北共进会。当时军队及学校加入者甚多。[1](p34-36)

1911年8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进行联合。军事方面：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政治方面：刘公为总理（湖北襄阳人），孙武等为常驻政治筹备员，居正、刘复基、詹大悲等为政治筹备员。[1](p47)

对于上述革命团体，张国淦均详列其人员名单，包括籍贯、相关任职等简单简历。辛亥革命前各种革命组织在武昌先后建立，为革命作出各种准备，由此而言不能讲首义乃是猝发事件。

（二）革命引发

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三），刘复基、孙武等召集联合大会，到会者主要是军中代表六十余人，由于蒋翊武在岳阳未能返汉，公推孙武为临时主席，文学社与共进会共商农历八月十五日进行起义。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会议由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一点，安全散会。但下午两点却出现变故。南湖八标炮队三营有两位官兵请假离营，数位士兵为其设宴送行，互相猜拳斗酒，排长来干涉时，其中两个士兵招呼同队跑到子弹库，撞开库门，拉出大炮，准备用炮攻城，由于炮弹没有引信不能用，这些士兵只好跳河凫水逃跑。当时张彪立即派马兵追逃，由于马兵中有革命党人，没有尽力追逃，没有抓获一人。张彪担心事态扩大不易收拾，未加深究。但通过此次事变，政府经过相关查访，农历八月十五起义的秘密暴露。[1](p48-49)

10月9日（农历8月18日）上午，孙武在总机关部配制炸药，刘公的弟弟刘同吸纸烟不慎，烟火触药爆炸，孙武的手和脸受伤。爆炸声音很大，总机关部所在人员赶快逃离。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时，人去楼空，将所有花名册、旗帜、徽章、印信、弹药等收走。当时蒋翊武已从岳阳回来，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认为形势危急决定于当晚十二点起义，以南湖炮队八标的炮声为号。当日杨宏胜往工程八营运输炸弹，正好遇到值日司令官黄坤荣，遭到严格盘问，杨宏胜害怕急忙逃跑，边跑边扔炸弹，被反射回来的弹片弄伤，最终被捕。而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等二十余人正在等待起义时，大量兵警进入房内，刘复基投掷炸弹，但误中楼梯，自己被反弹回来的炸弹炸伤，最终二十余人被捕，蒋翊武乘夜黑翻墙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经审讯不屈，相继从容就义。随后又接着审讯其他人，获悉革命党起义计划，列名党籍者几乎全为陆军官兵。[1](p50-52)

10月10日（19日）晚七点，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检查到该排士兵程正瀛枪内装有子弹，又查到该排副目金兆龙在擦枪装弹，遂问道：“金兆龙为何如此。”金兆龙云“准备不测”。陶启胜大怒，谓“尔辈岂有此理，预备谋反，这还了得”。立即命令左右绑之。程正瀛在后面突然用枪柄击中陶启胜脑袋，陶倒地死掉。同时，该营兵士方兴在营外向营房投一炸弹，营房许多窗户玻璃被震碎。后队正目熊秉坤借此一轰，群起哗变。该营都队官、司务长等官员拔刀阻止，均被士兵所杀，工程营首先发难。士兵们纷纷将营内子弹搬走，但都不敢出营。这时，文书周定原称“尔辈既已发难，即不应仍守营内，当速到楚望台集合”。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一呼百应，一哄而出，奔向楚望台。为何要到楚望台呢？因为楚望台有军械所，是湖北储藏枪械弹药的总库。很快大家就到了楚望台，该夜守军械库的是工程第八营的队官吴兆麟（旧日知会的干事，相当于连长）。但其他营均无动静，工程营共计不到三百人，担心总督瑞澂来攻，且没有长官指挥，可谓六神无主，于是大家推举吴兆麟任总指挥，吴兆麟开始不愿就任，在大家的苦苦请求下担任总指挥。[1](p58-59)

吴兆麟分析当时的形势：“目下我工程营举动，约一时许，各出尚未响应，其危险万状。北有三十标，西有宪兵营，均是旗人，近在咫尺，我须先发置人，以猛烈火力击散之。本军械局乃我根据地，须竭力保守之。炮队内同志极多，现在城外，夜间如无步队掩护，行动危险，我应派队促其响应，掩护入城，以壮声威。所有附近电线一律割断。各营同志均派二人，分途递信促其响应。”[1](p59)

很快炮兵队第八标（所属三个营）及其他营队相继汇集于军械局外，大家一致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总指挥。[1](p61)

当晚炮队进城后，先直接轰击黎元洪的第三营，黎元洪出逃，第三营被带到楚望台集合。

吴兆麟组织炮兵对瑞澂的督署府实施攻击（由于晚上电线均被革命军切断，看不到督署府的方位，于是有人建议用火攻，遂令士兵在督署府后侧放火，火光之下，督署府显得很清楚，炮队直接向督署府射击）。同时又派遣三队向督署府进攻。瑞澂急忙通过电话和张彪及黎元洪联系，但电话线已被切断。很快炮弹已落在督署内，瑞澂只好把督署后围墙打开个洞潜逃。[1](p62-63)

而张彪起初听说城外黎元洪的辎重工程两营兵变，觉得与己无关，后来听说城内自己所属的工程第八营也兵变，赶快组织各营竭力维持局面，接着听闻三个炮兵营均响应兵变，此时张彪也不知所措。正好督署府的骑兵队有二十余人赶来，报告张彪督署府已被占领。张彪在骑兵队及卫兵的保护下仓皇出城。[1](p63)

这样从19日晚上七点到20日早上七点，经过十二个小时，革命军便占领了督署府及武昌全城。

为何武昌首义这么迅速便取得成功？

从当时皇帝的谕令我们可以窥豹一斑。

20日谕：“瑞澂电奏……等语，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沟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豫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着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仍着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1](p65)

22日谕：“瑞澂两次电奏。兵匪构变始末情形等语。张彪督练鄂军，已历多年，竟致兵匪勾结，省城不守，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实属大干军纪，罪无可逭，统制官提督张彪，着即行革职。”[1](p65)

从张国淦对武昌首义取得成功的记载，其由有四：其一，革命党人的长期准备；其二，清政府没有严格的防范措施；其三，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数量较多。自来革命条件甚多，其主要必以实力为根据，武昌起义前之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均失败而武昌起义则成功，起因在于以前皆是以党人为中心，运用军队，其力量未能成熟。而武昌起义是以军队为中心，军人即党人，力量比较强大；其四，端方率军平息四川保路运动，分散了武昌的守备力量。

二、首义影响

武昌首义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颇大，学界论述较多。在张国淦的书中详细记述了黎元洪由混成协协统成为都督、各省响应革命的盛况、袁世凯由赋闲在家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清帝的退位等内容。

（一）华丽转身：黎元洪（1864-1928）

有关黎元洪由混成协协统出任都督一事。吴兆麟、蔡济民等将领士兵认为黎元洪“在湖北负人望，且甚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1](p67)

学界说法很多，有的认为黎元洪是被从家中要挟出来，有的认为是从黎元洪家床下挟出（故而被胡汉民等称为床下都督），有的称从黎元洪参谋家挟出。张国淦根据居正《辛亥札记》，还有1911年三月份在洪山宝通寺召开各标营队代表大会时的相关记载认为当时蒋翊武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其由在于：当时革命党人在汉者资历较浅，难以号召天下，而黎元洪是湖北人，平日待士兵较厚。这样做可以避免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的矛盾，当时文学社的成员多为湖南人，共进会成员多为湖北人。最后蒋翊武称湖北起义，湖北人当领袖最为适宜，于是当时便有选定黎元洪为都督的准备。[1](p71-73)

另外，黎元洪任都督，既可以团结更多非革命党人，亦是对清廷的一个沉重打击。

（二）万众瞩目：袁世凯（1859-1916）

武昌首义的爆发，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以致命打击。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清政府、革命派及外国政府均希望袁世凯来主持局面。

1.清政府。武昌首义后三天，清政府即先后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不到半个月时间，即操纵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最初满清贵族对汉人不信任，派荫昌来湖北督师，荫昌虽为德国陆军学生，但没有打过仗，另外，所率军队多为北洋旧部，仅听从袁世凯的调遣）。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摄政大臣载沣指出：“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沿，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主张如此。”[1](p97)徐世昌言“以项城之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主持。”[1](p247)

2.革命派。当时张国淦住在北京东城九条胡同，江夏革命党人魏宸组住在他家。张国淦听魏宸组讲革命党人曾准备利用袁世凯上下班回家的时机，用炸弹把袁世凯炸死掉。但魏氏不会投炸弹，最后和汪精卫商量，认为可利用袁世凯促成革命，如果把袁世凯干掉，北方群龙无首，更不易取得革命成功。于是汪精卫、魏宸组想办法找到袁世凯，建议其应实行共和。后来南北和谈时，确实汪精卫和魏宸组都参与了。[1](p103-105)

汪精卫以“民党代表”的身份向袁世凯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1](p104)。黎元洪给袁世凯的信中亦言：“公果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人世之荣名厚实，孰有加于此者乎。”[1(（p261-262)

3.外国人。北京英国公使让在汉口的英国总领事向在汉各代表提出共和的条件是：即日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大总统。[1](p261-262)

（三）燎原之火：各省响应

一月之内,十三省一市相继独立。顺直谘议局所言“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1](p263-264)

湖南（焦达峰、陈作新均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天即取得革命成功，分别任都督、副都督，但一周左右被立宪派兵变所杀，谭延闿任都督）、陕西（亦是新军革命，即一天取得革命成功）、江西（新军突变，当时推选原任巡抚为都督，对方不从逃走，随后接连推举吴介璋、彭程万任都督，皆勉强任职，接着又辞职。最后是李烈钧为都督）、山西（新军兵变，阎锡山为都督）、云南（新军兵变，蔡锷为都督）、贵州（新军兵变，请原巡抚为都督，不从，后又立宪派咨议局中人担任都督）、江苏（巡抚程德全自为都督，可谓是众多省中较少没有多少纷扰，便取得革命成功）、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重庆）、直隶、新疆。没有独立的是奉天、河南等。[1](p179-244)

（四）帝制湮灭：清帝退位

袁世凯善于权谋，当南北和谈陷入僵局时，南方通过国民大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倘若袁世凯直接进攻南方，即便成功，得利者是清政府。于是袁世凯开始向清政府施压，以军费问题、海军已归顺南方等由，认为自己北洋六镇也难以应付当时的局面。要挟王公贵族大臣将自己所存款项提回购买国债，以弥补军饷的缺乏。进而授意段祺瑞等前线将领联名向清政府请愿施压，要求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以优待皇室及贵族等条件为诱饵）。袁世凯召开内阁会议，将段祺瑞的通电让诸位传看，“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连极力反对议和的显贵良弼也在赞成共和的单子上签字，但不巧的是良弼散会后，在家门口被一位叫彭家珍的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又过四天，皇太后亲自召开御前会议，亲贵们没有一位反对共和。当袁世凯将清帝退位的消息转达南京政府（及其条件），要求清帝退位后，南京政府即行解散。孙中山让伍廷芳代表电告袁世凯内阁。提出：清帝退位，放弃一切主权；清帝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之事；临时政府地点需在南京；孙总统在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和平确立放行解职。[1](p297-310)

张国淦以自己对辛亥革命的亲身经历，及搜集当时和辛亥革命相关的史料诸如清政府官报、谕令、通电及辛亥人士的书信等，为大家揭示促成存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垮台的辛亥革命之里里外外，使我们可以再次领略当年的辛亥风云。

[1]张国淦.张国淦自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张霞（1976-），女，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湖北地方史研究。朱志先（1976-），男，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编纂”(项目编号10＆ZD09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