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合友

戈载（1786—1856），字孟博，一字弢甫，号宝士，又号顺卿，江苏吴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为吴县诸生，选贡士，征为国子监典簿，未到职，以词学终老。撰有《翠薇花馆词》三十九卷，编有《宋七家词选》七卷。《词林正韵》凡三卷，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开始，至道光元年（1821）完成，编纂历时三年，《词林正韵发凡》曰：“广稽韵书，裁酌繁简，求协于古音，妄成独断，凡三阅寒暑而卒事。”

《词林正韵》刊行之前，出现了两种新编词韵。乾隆三十年（1765），吴烺、江昉、吴镗、程名世等编定的《学宋斋词韵》刊行，为时人所乐于遵行，打破了《词韵略》与其追随者一统词坛的局面。嘉庆四年（1799），郑春波《绿漪亭词韵》刊行，韵部分合模拟《学宋斋词韵》，也颇为风行。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云：“今填词家所奉为圭臬，信之不疑者，则莫如吴烺、程名世诸人所著之《学宋斋词韵》。……复有郑春波者，继作《绿漪亭词韵》，以附会之羽翼之，词韵因之大紊矣。”这两种词韵以“学宋”为名却使词韵紊乱，有感于此，戈载力求扭转风气，为词韵制定正确的规范。

一

戈载编纂词韵有信心超越前人，是出于对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理性判断。首先他自幼受到音韵学知识的熏陶和训练，手眼高于旁人。其父戈宙襄（1765—1827），字小莲，精通音韵之学，著有《韵表互考》《并韵表》《韵类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等书。戈载幼承庭训，有家学渊源，而且参与父亲著作的校录工作。又得钱大昕、顾千里等名师指点，于韵学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门径。其次，他醉心倚声之学，以十数年之功，遍访词集读之，曾编选《六十家词选》《八家词选》《乐府正声》《续绝妙好词》等书。又见万树《词律》律吕不明之处，拟撰《词律订》一书。由此而形成的深厚的词学修养不仅为研究宋词押韵打下坚实基础，而且广求词集为“博考互证”提供了文献支撑。再次，戈载对于词韵制作具备历史的眼光，视野开阔，广事征求此前的词韵专书，细心阅读。其寓目的有《菉斐轩词林韵释》、沈谦《词韵略》、赵钥《词韵便遵》、李渔《笠翁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吴烺等《学宋斋词韵》、郑春波《绿漪亭词韵》等，基本囊括了此前重要的词韵著作。通过认真比勘，对这些词韵制作的得失经验作理论上的总结，从而确立词韵制作的新原则。最后，戈载制韵的态度十分谨严，其“欲正今人之谬”的迫切愿望，和“求合于古”的一片苦心，使其超越实用主义的局限，而在纯理论的层次上全面总结词韵。这与《学宋斋词韵》“长夏偶钞送日”（吴烺等《学宋斋词韵例言》，《学宋斋词韵》卷首，乾隆三十年刻本）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无论从制韵者的主观学识条件，还是从客观的文献基础来看，戈载的词韵制作都具备继往开来的气魄。

戈载清楚地认识到清初沈谦所编《词韵略》的得与失，直率地指出其不足甚至谬误。《词林正韵发凡》：“国初沈谦曾著《词韵略》一编，毛先舒为之括略。并注以东董、江讲、支纸等标目，平领上去，而止列平上，似未该括。入声则连用两字，曰屋沃，曰觉药，又似纷杂。且用阴氏韵目，删并既失其当，则分合之界模糊不清；字复乱次，以济不归一类，其音更不明晰。舛误之讥，实所难免。”首先是《词韵略》韵部标目有问题，用上去两字标目，平上去三声没有完全包括；而入声用两字，与前面体例不统一，显得纷杂。这也只是浅层次的名目和体例的不妥。更重要的是韵目的选择。沈谦选择阴时夫《韵府群玉》所定106韵部加以归并，主要出于创作的需要，但以之说明韵部分合，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因此《词韵略》存在大量“半通”的情况，虽然毛先舒注明了半通的例字，还是难免纷纭淆乱的情况。后来《学宋斋词韵》《榕园词韵》不再以106韵部为依据，而溯源到《广韵》206韵部，由于声韵区分更为细致，以之说明分合情况就更加眉目清晰。戈载还进一步指出，106韵部是在元代删并而成的，而“词盛于宋，用宋代之书”。所以在理论起点和实际操作两方面，用《广韵》韵目说明词韵的通用独用原则更具优势。与《学宋斋词韵》不同的是，戈载纂韵主要使用《广韵》的修订本即《集韵》为依据。戈载认为《集韵》“纂辑较后，字最该广”，又得顾千里校补曹寅刊朱氏传钞本《集韵》，以为善本，“因以《集韵》为本，而字之次、字之音俱从焉”（《词林正韵发凡》）。

戈载虽对《词韵略》有“舛误之讥”，而实际上他更多地继承了沈谦的韵部分合原则和制韵方法。最突出的是《词林正韵》基本承袭了《词韵略》十九韵部的制韵思想。《词林正韵发凡》：“是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戈载摒弃上去二字标目的做法，而以“第几部”标示，一至十四部为平上去三声，十五部至十九部为入声。韵目与《词韵略》有所不同，主要是《韵府群玉》与《集韵》韵目的区别。以第十九部入声为例，《词韵略》为“十五合十七洽通用”；《词林正韵》为“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三十一业、三十二洽、三十三狎、三十四乏”。其中“盍”“业”在《韵府群玉》中归并入“合”韵；“狎”“乏”则归并入“洽”韵。可见戈载并未改动《词韵略》对该部的分合内容。其余各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戈载书以“正韵”为名，意图在于正填词之韵，故以“专严分合”为倡。韵部编排是词韵制作的核心内容，在这一点上戈载充分认同沈谦。

二

戈载《词林正韵》超越此前多种词韵专书，对词韵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词韵理论，并在制韵实践中加以印证。其一，戈载将词之“韵”和“律”联系起来综合衡量，而不再避免孤立地谈词的押韵。《词林正韵发凡》开篇即提出：“填词大要有二，一曰律，一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律是就词调体式的整体而言，韵则是构成这一体式的关键的组成部分，二者互为依存。关于词律，宋人往往从音律角度加以说明，如姜夔《〔凄凉犯〕词序》论“十二宫住字不同，不容相犯”，沈括《梦溪补笔谈》载录“燕乐二十八调杀声”，张炎《词源》论“结声正讹，不可转入别腔”等。戈载指出，“住字”“杀声”“结声”均就收音而言，意思差不多，而“全赖乎韵以归之”。而词用韵之吃紧处，则“在乎起调毕曲”，起是始韵，毕是末韵，各调起毕之韵有其规则，因此词之声音谐否，依赖于韵的合与不合。对此徐棨《词通》解释道：“韵不足以尽律，而律实寓于韵。今之填词者，律之得失不可知，而韵之严慢，则可知也。且论宫调者在收韵，韵误则误收别宫矣。”（徐棨《词通·论韵》，载龙沐勋主编《词学季刊》1卷2号，1933年）这些是在阐释“韵”的重要性，从源头上提醒用韵的严肃性，对今人“流荡无节”的态度加以指正。

而“律”“韵”整体观反映到制韵原则上，是戈载对词“非韵脚字”声韵的关注。此前的词韵制作均仅重视韵脚字，编韵时常将不能用于韵脚的字删去，以图简便。对此，《词林正韵发凡》则认为：“作词字眼不贵生涩怪诞，押韵亦然，则不经见之字诚可不收。然又不容太略。如玛瑙之玛、茱萸之茱、翡翠之翡、之、徘徊踯躅之徘踯，此类甚多，《学宋斋》《绿漪亭》诸书皆在所不收，第不能施于韵脚。而字则习用，既用矣，平仄乌可不知？故皆采入。其余见于经传典雅可用之字，亦收一二。唯奇僻过甚者，仍从删削。”所以戈载制韵，不仅是要让填词者押韵有准则可依，而且试图涵盖填词用字的所有范围，使得韵协、字句在音韵上都能做到完善。他认同万树《词律》“严分上去”之说，有宜用上、宜用去而不可假借之处，“关系非浅”。这也要求所列韵字的详尽，以便作者有选择的余地。因此《词林正韵》收字的规模较之他书为多，达12999字，比《学宋斋词韵》（收5656字）翻一番还多。这还是考虑到实用，对奇僻字做了删减。戈载认为此书收字仅为《集韵》的“十之二”，应该不会过于“烦重”。此前的词韵均把非韵脚字的平仄问题推给诗韵，而《词林正韵》则整合为一体，力求一编在手，不必他求。这种让词韵完全独立的姿态，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戈载全面考虑了词韵与诗韵、曲韵的关系，在比较中确立词的韵法原则。诗韵是词韵的源头，平上去入四声即是从诗韵中得来的，其编排方法亦不过“以诗韵分合之耳”。但“词韵较之诗韵虽宽，要各有界域”。戈载对毛奇龄《西河词话》“词韵可任意取押”之论大加鞭挞：“毛氏论韵穿凿附会，本多自我作古。不料丧心病狂，败坏词学至于此！”所谓广为通转，其实是古人误处，而古人“误者居其一，不误者居其九”，词的韵法自有原则可寻。与诗韵分部平、上、去、入各自分立相比，“词韵分部必以平领上去，以词有平仄互叶之体也”。词韵与曲韵之关系则有些微妙。词韵独立之初多参照曲韵，而且李渔《笠翁词韵》、朴隐子《诗词通韵》等词韵仍有曲韵的遗留。当然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曲韵平上去通叶且无入声，而词韵则平声独用、上去通用、入声独押，故曲韵不可为词韵。但是戈载制韵又多参考曲韵，他读毛先舒《南曲正韵》后感到“曲韵有与词合者”，又认为“南曲即本乎词，其于宋词之用韵，信乎殊流而同源”。

对于入作三声的问题，戈载通过考察宋人词作发现“词家亦多承用”。其中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以入声作三声押韵”，其二是入声“作三声在句中”。这些发现无疑是得到了万树的启发，《词律》解说〔南歌子〕又一体：“况词之变曲，正宋元相接处。岂曲入歌，当以入派三声，而词则不然乎？故知入之作平，当先词而后曲矣。盖当时周柳诸公制调，皆用中州正韵，今观词中，如‘不音‘逋、‘一音‘伊之类，多至万千，正与北曲同，而又何疑于入作平之说耶？”（万树《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由此戈载确立了独特的体例，即在各部之末附录入作三声之例，以为填词参考，而这些入声字仍然列入入声五部。这一体例有与曲韵混杂不清的嫌疑，戈载《发凡》解释道：“入声既不缺，而以入作三声者皆有切音。人亦知有限度，不能滥施以自便。”入声的独立性得到保障，且入作三声之字注有反切，这样编排仅供有限度的使用，而非鼓励滥通。由于要照顾非韵脚字的平仄问题，戈载这一安排也是力求全面的结果。至于入作三声之字，则“俱从《中原音韵》”。对戈载这一探索性的创例，吴梅深表赞许，认为“尤有功于词学，非浅鲜矣”（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其三，戈载运用纯熟的音韵学知识，以多种韵书作为参照，多角度探寻词韵制作的方法。除各种词韵专书之外，戈载所用到的诗韵、曲韵书籍非常丰富。由于对诗韵源流嬗变十分清楚，也就不难体会用哪一种韵书来说明韵部分合更加妥确。金人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将206韵部并省为107韵部，元初阴时夫《韵府群玉》又并上声“拯”部，最终为106韵部，字亦删剩8800余字，成为后世通行之韵，也是多种词韵的本原。但是删并之后，将原来疆界分明的韵部混为一部。如“灰”“咍”二韵在《广韵》中为两部，用于词韵，则“灰”韵可以入第三部，“咍”韵可以入第五部；而在阴时夫《韵府群玉》中二韵并为“十灰”一部，于是《词韵略》等不得不以“十灰半”来说明其入“支纸”韵和“佳蟹”韵的情况。而以206韵来说明词韵分合，仅有“佳”“泰”“卦”三部仍有半通之例，而且可用音切标注明白，其余《词韵略》中诸多半通之例都消失了。《集韵》收字“务从该广”，韵数和《广韵》全同，而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以及韵目下所注通用独用体例略有差别。戈载使用《集韵》韵目来说明词韵分合，又参用《广韵》，于是在《发凡》详细申述二者差异之处。如“焮”与“问”、“迄”与“物”、“废”与“对代”、“严”与“盐添”、“凡”与“衔咸”、“业”与“叶帖”、“乏”与“洽狎”，在《集韵》中注为通用，而在《广韵》中注为有别，戈载在《发凡》中详细解说，并指出“皆《集韵》为是也”。

《词林正韵》另一谨严之处是对韵字的切音十分重视，因为“字之切音最为紧要，不可混乱，故必辨而析之”。对于《集韵》和《广韵》存在反切的差异，戈载不惮举例，因为这涉及收音归韵的问题，所以他在两书之间谨慎参酌，各取其是。这也形成了《词林正韵》的一个独特体例，即同部字以反切为序排列，将同切字放在一起，首字加框以示醒目，并注明切音。这样就将许多词韵中本属两可之字辨别开来，比之其它词韵含混不清的处理方法，审音辨字更为严格。而且循声纽查字，有规律可寻，排序更加科学。至于对曲韵韵书的参考，戈载亦称广博。除《中原音韵》和《南曲正韵》之外，《啸余谱》所收之《中州韵》、范善溱《中州全韵》、李书云《音韵须知》、王《音韵辑要》、《菉斐轩词林韵释》等书，戈载皆用以参证。

最后，在继承“博考旧词，裁成独断”这一传统思路的前提下，戈载进一步改进并实践了“以古词为印证”的制韵方法，力求使词的韵法的各个方面都有规矩可循。《词林正韵发凡》：“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古人用韵非必尽归画一，而名手佳篇，不一而足。总以彼此相符、灼然舞弊者，即可援为准的焉。于是取古人之词，博考互证，细加辨析，觉其所用之韵，或分或合，或通或否，畛域所判，了如指掌。”应该说，这是沈谦“博考旧词”的制韵思路的延续，连选取“灼然无弊”的词作抽样调查也如出一辙。但戈载的文献基础显然要雄厚的多，其持续十数年的搜罗阅读，阅览词籍数量可观；而且在嘉、道间，词学书籍较之以往更为丰富，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已为通见之书，有助于更深入认识词体。因此戈载的视野较沈谦开阔，其取证古词的方法有了新的发展。沈谦对于“名手雅篇”是颇为迷信的，而戈载则认为“名手佳篇”用韵也未必规范，故要选取“彼此相符”的词作为准。在名篇的基础上作再次选择，这就比沈谦前进了一个层次；选取若干词作进行横向比较，调查面大幅扩展，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更加科学。

在讨论韵法原则时，戈载往往详征博引，如论入作三声押韵，引晏几道〔凉州令〕、柳永〔女冠子〕〔黄莺儿〕、晁补之〔黄莺儿〕、黄庭坚〔鼓笛令〕、辛弃疾〔丑奴儿慢〕、杜安世〔惜春令〕、张炎〔西子妆〕〔征招〕等词为证；论入作三声在句中，引欧阳修〔摸鱼子〕、柳永〔满江红〕、苏轼〔行香子〕、秦观〔望海潮〕〔金明池〕、周邦彦〔一寸金〕〔瑞鹤仙〕、李景元〔帝台春〕、辛弃疾〔千年调〕、吴文英〔无闷〕〔江城梅花引〕、姜夔〔暗香〕等词为证。对于宋词押韵的例外，沈谦感到困惑并疑为“可互通”，毛先舒则认为是“古人误处”。正因其广取博采的工作方法，使得戈载对词韵的例外情况有了更深的体认。他敏锐地发现宋词“有以方音为叶者”，而且方音取叶现象较为普遍，并沿用至今，于是提出较为通融的处理意见：“既有音切，便可遵用。”戈载对制韵体例做了创造性的调整，即将方音取叶之字“一一补于各韵之末，注‘增补二字以别之”。

《词林正韵》问世之后，广获词坛赞许，如杜文澜认为此书“辨析入微”“永为词家取法”（《憩园词话》卷二）。道光末、咸丰初，秦在《词系凡例》中称誉不已：“近时吴门戈顺卿载《词林正韵》，较沈氏尤为精密。以视《学宋斋》《绿漪亭》等书，则高出百倍矣。”（秦《词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过也有批评的声音，如谢章铤以为《词林正韵》“未必尽出诸家之上”（《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光绪七年（1881），王鹏运将《词林正韵》刻入《四印斋所刻词》，并撰跋颂扬之，《词林正韵跋》云：“戈氏书最晚出，亦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金科玉律，实为填词家所不可少。”此后词坛对戈载此书由毁誉并存转变为普遍的赞美，晚清词坛大家朱祖谋、况周颐等，一致肯定戈载词韵的成就，是词家必备之书。如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戈顺卿……所辑《词林正韵》，则最为善本。曩王氏四印斋依戈氏自刻本，刻附《所刻词》后。倚声家圭臬奉之。”《词林正韵》由此在晚清以迄民国时期，稳居词坛主流地位，成为探讨词体声韵的重要基准。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