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

我们有时看到宋代男人说李清照在“本朝妇人”中“当推词采第一”，可能会以为宋代男人很推崇李清照。但仔细想想，在性别歧视很严重的宋代，李清照的创作果真能获得男性士大夫的普遍认同吗？我们先看看李清照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下创作的。

一、 “女子弄文诚可罪”：宋代男权社会对女子创作的歧视

宋人对女性创作是歧视的、不认同的，但对女子读书还是鼓励的，因为女子都要做母亲，母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所以宋代有些学者很鼓励女孩子读书。比如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古之贤女，无不好学。

司马光认为，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书，不过只要略通大义就可以了；女工方面，只要能够织织布，做做衣服，会料理家务，会做饭做菜就行了。“管弦”音乐、写作吟唱“歌诗”、刺绣这类奢华的事情，都不是女子应该学习的。“古之贤女，无不好学”，所以女子可以学习，可以读书，但只能读《诗经》《礼记》之类的传统经书，一般的诗词不必读，也不应该读。

跟司马光差不多同时的郑侠，在《西塘先生文集》里面提到：“教子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为甚。”也是说女子应该读书，以便教育孩子。

北宋理学家程颐曾经给他母亲写过一篇传记，文中说：

（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二篇，皆不存。

他的母亲爱好文学，但不怎么写，看到当时社会上的女子把自己的文章书信传给别人，觉得很不妥当。程颐的意思是说，女子可以读书，也可以写作，但只能关起门来写，作品不要传播出去，传出去的话，会受非议，被人说嫌话。所以他的母亲虽然喜爱文学，也能诗会文，但写得既少，更不外传。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他的《西山读书记》里也引录了上面所介绍的两条资料，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温公曰：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诵《孝经》《论语》，九岁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

大意说，女孩子六岁就可以学做一些针线活，七岁就应该诵读《孝经》《论语》，到九岁懂得一些道理了、成熟一些了，就可以给她讲解《论语》《孝经》《列女传》《女戒》之类的书，不过略晓大意就可以了，不必精通；时下里人们往往教导女子写诗写词，演奏世俗音乐，这有违礼教，很不恰当。另一条是前引伊川先生程颐说他母亲：

先夫人侯氏七岁时诵古诗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自是日暮则不复出房阁。既长，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

真德秀在读书记里转述司马光和程颐两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标举他自己的观点。

北宋还有一位跟范仲淹很要好的教育家胡瑗，曾经说：“郑卫之音导淫，以教女子，非所宜也。”所谓郑卫之音，也就是通俗的流行音乐，胡瑗认为教女子学流行音乐是不合适的。

以上是理学家、教育家的见解。我们再来看看文学家的看法。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记载有大文豪欧阳修讲过的一件事：

欧阳文忠公尝言曰：……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方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詩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大意是说，欧阳修喜欢看书写在墙壁上的题壁诗，并说题壁诗里面常常有一些好作品。毗陵郡，就是现在的江苏常州。毗陵郡有一家读书人家的女儿，年方16岁，会写诗，附近的人经常能够得到她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首叫做《拾得破钱诗》，写她在路上捡了一个破铜钱，于是以此为题，写了一首很有情韵、很有思想的诗。最妙的是下联两句，“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写铜钱历经多人之手，见证过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不公平。以小见大，格调很高。她还写有一首《弹琴》诗，说小时候不懂男女之事，嘲笑卓文君怎么会被司马相如弹琴引动春心跟他私奔，“岂信丝桐解误身”的“丝桐”，就是琴，借指音乐，哪知道音乐也能引诱人呢！现在年纪大了，懂事了，解风情了，一曲还没弹完呢，心就乱了。原来爱情这东西是不由自主的，就像脱缰的野马是不由理智控制的。《弹琴》诗写一位初解风情的少女弹琴时的感受，很真切。虽然欧阳修也承认这两首诗写得很有韵味、很“有情致”，可他却认为女孩子写诗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以上是男性士大夫们的看法，他们都不认可女子写诗写词，认为女子写诗是件丢人现眼的不雅之举。下面再来了解宋代女子是怎样看待女性创作诗词的。

南北宋之交的阮阅，写有一本著名的诗话著作，名《诗话总龟》，书中卷十五记载有一首题壁诗：

《三乡题》，不知谁氏题。云：余本家若耶溪，东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新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无依，东迈，历渭川，涉浐水，背终南，涉太华，经虢略，抵陕郊，皆曩昔宴游之地，命笔辄题，终不能涤其怀抱。翰墨，非女子事，故隐其名而不书。为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没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过此山。

所谓题壁诗，是指在墙壁上书写作品。阮阅记载的这首题壁诗，是一位女子写的。诗前的序自称，她家住在浙江的若耶溪，早年跟随丈夫从浙江西入函关去过陕西一带，如今住在新昌。不幸良人逝世，她无依无靠，只好东还。回来时经过渭水、浐水，终南山和华山，所到之处，都是过去跟丈夫一起游玩宴乐之地。每到一地，她都会触景生情而写诗。诗序中“翰墨，非女子事，故隐其名而不书”这句话最值得我们留意，“翰墨”本来是指书法，此处指写作，全句的意思是，舞文弄墨，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吟诗作赋，不是女子该做的事情，所以不便留下真实姓名，以免被熟人看到了被责怪嘲讽。

宋代的传播媒介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当时没有报纸，没有期刊，就更别说网络了。宋代诗文即时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题壁。题壁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文革”时期城镇乡村的墙壁上到处刷标语、写“毛主席语录”，其实就是题壁。直至如今，有些地方还在建筑物上写告示，那也是题壁的遗风。宋代的题壁，在功能上又与我们今天上网发贴有些相似。

前两年我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作《宋代的“互联网”》，这题目有点“雷人”，宋代哪里有互联网？宋代人走到哪里，都要看题壁的作品、“新闻”，就像我们当下走到哪里都要上网看新闻一样。宋人喜欢题壁，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遇上名山大川，诗兴一发，就赋诗一首，立马题写上壁，就像当今立马上网传播一样。一不小心，题壁诗可能就成了千古名作。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很杰出的题壁作品。宋代文人喜欢题壁，一般的读者呢，也爱看题壁。过客行人往来密集的地方，比如寺庙、驿站等等，常常会主动地把墙壁刷白留待文人题写。文人题写以后，过往行人就抄录，就像现在的网路一样，发帖、转帖、跟帖，顶帖。第一个人题写的诗，后面的人觉得好，就跟着唱和。宋代的题壁，真有点像当下的互联网。我们现在每天都要上网去看看新闻，而宋代的人，只要是读书人，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看题壁，周邦彦的词句“下马先寻题壁字”，就概括了宋人喜欢看题壁的风气。

上面这则材料，从反面说明宋人题壁一般都要署名，就像我们当今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一样，是“实名制”。这位女子觉得创作不是女子该做的事，所以她隐名不书，不让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这类故事还不少。

宋末元初的刘将孙，是著名词人刘辰翁的儿子，也是一位词人，他的作品被收到《全宋词》里了。刘将孙活到了元代，所以也有人把他当作元代词人。刘将孙有一首《沁园春》，词序里面说有一座清江桥，在江西樟镇十里许，“无闻翁”在桥上写有《沁园春》《满庭芳》二首词。很明显，这“无闻翁”是一个网名、一个化名。这两首词写的是元兵进攻时所见避乱女子被掠的不幸遭遇，词里有“埋冤姐姐，衔恨婆婆”。我们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被封为某某“姐姐”的网络名人，原来宋代早就有类似的“姐姐”了。无闻翁的词后面又有螺川女子杨氏的和词二首。杨氏自称嫁入罗家，丙子暮春，即1276年蒙古灭宋的那年春天，她在涪翁亭下乘船，被蒙古兵追迫，逃到山里去躲避，三后天经过此桥，看到上面有无闻翁的两首词，觉得那两首词并没有把战乱时期女子的种种悲惨遭遇写透，于是又和了两首题写在桥柱上。无闻翁是第一位写词“发帖”的，杨姓女子跟帖和作了两首，刘将孙又和了两首《沁园春》，是第三位“跟帖”的。杨氏词序中也有一句很关键的话：“观者毋谓弄笔墨非好人家儿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潜台词是说，当时体面的人家，女子是不随便舞文弄墨的，是不随便创作的，创作了也不会传播开去。宋末这位民间杨姓女子，依然认同“弄笔墨非好人家儿女”的观念，只是她一腔悲愤无处诉说，于是用词写出她的乱世悲歌，同时提醒世人，不要以为她写了这两首词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好儿女”。看来这“弄笔墨非好人家儿女”的观念，在宋代女子的文化意识里根深蒂固。

我们再来看女词人朱淑真的观点。朱淑真的生活年代现在还没有确定，大致上与李清照同时而稍晚。朱淑真有一首《自责》诗说：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她“自责”什么呢？在宋代女子看来，创作诗词是一种罪过。要命的是，朱淑真却偏偏迷恋创作，这使她既有负罪感，又欲罢不能。“女子弄文”本来就是罪过，更何况还要在诗词里头吟风弄月、写少女的旖旎风情呢！“绣折金针”才是女孩子的本份，哪能一天到晚舞文弄墨，“磨穿铁砚”呢！朱淑真的语气里，有自嘲，有自责，有自负，有自赞，更有无奈。作为“文学女青年”，她的才华无人赏识，她的作品无人认可。在朱淑真这孤芳自赏式的自责之中，让我们再次体会到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良家妇女是不应该从事文学创作的。

南宋有一位江西籍的状元叫姚勉，他的文集名《雪坡集》，《雪坡集》卷五十里有一篇为爱妻梅庄夫人写的墓志铭，其中说道：

日读《论语》《孟子》数篇，间喜观唐绝句诗，尤爱诵文公先生《武夷山十咏》，宛转高下其声以歌之，而不喜世所谓乐府。姊妹皆能诗，然皆不肯作，曰：非女子事也。

他的夫人很有才华，每天读《论语》《孟子》，也喜欢读唐人的绝句，特别喜欢吟诵本朝文公朱熹的《武夷山十咏》，常常是“宛转高下其声以歌之”，但她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新调词曲。姚夫人能写诗，她姊妹俩都会写诗，可就是不肯写，因为她坚守着写诗“非女子事”的传统信条。

我们再来看一件跟李清照有关系的事情。陆游《渭南文集》里头有一篇《夫人孙氏墓志铭》，孙夫人是会稽山阴人，陆游的同乡，陆游说他“幼有淑质”，天资职慧，“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欲以其学传夫人”。这“李氏”就是李清照。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曾经做过建康（今江苏南京）知府，所以称“赵建康明诚”；又因为赵明诚早已去世，所以称“故赵建康明诚”。“欲以其学传夫人”，是说李清照想把自己的学问和创作经验传授给这位孙夫人，孙夫人当时只有十来岁，竟然推辞不受，理由是“才藻，非女子事也”！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就有这种女子不宜写作的观念，当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家庭里由父母长辈灌输或耳濡目染而来。

综上可知，宋代无论是男性士大夫，还是女性自己，都不认同女子创作。这就是李清照当时面临的文化环境。李清照在这种环境下创作，是要顶着压力的，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说她在“挑战传统”。李清照对传统的挑战，很彻底。她不是偶然写写而已，而是专心创作、精心创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