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体育系，广东珠海 519090)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国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代积贫积弱饱受摧残的中华民族历经外侵内乱，动荡的社会刺激着中华民族的每一根神经，其中“神经系统”中的武术在近代社会表现较为活跃。武术开始成为振兴民族的“利器”，同时也开始向普及化发展，社会各界也不断涌现出具有爱国精神的武术名家发扬并传播武术，而且还有不少武术家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回顾历史，以主张“西化派”马良创编和推广的《中华新武术》借鉴兵操的练习模式，制定团体教练法教习武术，改变以往一脉相承的固守传承方式，为武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道路。还有以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体育会”，打破门户观念，宣扬“拳术天下公有”无门无派的武术理念。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孙中山先生为精武体育会题词——“尚武精神”，勉励精武体育会为民族振兴作标杆，激励各方有识之士为民族振兴的伟业奋斗。

1 近代历史舞台上武术的发展现状

1.1 中华武术成为民族振兴的催化剂

以技击为本质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武术在清末民初时期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由于清末民初特殊的历史背景，致使武术被一些有识之士提升到国家的层面，由此担负着振兴民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唤醒普通老百姓以武抵抗外敌侵略的救国重任。清末民初时期民间习武之风盛行，主要目的是保家护院和防身自卫。由于受到传统武德思想的影响，习武者对社会不公不平之事多为行武的指导，对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行武还未到达共识，因此民间的习武之风还是处于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保守形态。只有当外敌逼其无生存空间或者危及当地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零星的、分散的抵抗和反抗，如民间类似游侠的人士出于“道义”进行单独的活动，缺乏组织领导。民间习武之风盛行，以及习武者血气方刚的性格与当时民族危机时期急需的精神相吻合，不管是统治者还是统治的反对者都看到了中华武术具有的政治潜能。“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们的抗英斗争是最先爆发的反侵略斗争。当时的广州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农民数千人，拿起刀、矛和农具，反抗欺压民众的英军，大股英军遭到痛击，狼狈逃去［1］”，这是习武群体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战争。1898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当时清王朝利用民间武术团体，抵抗外敌侵略，不论义和团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但从某种意义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民间武术群体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也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武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后阶段国难更为严重之时许多有识之士对武术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认识，由此武术开始肩负着振兴民族的重任，拔高了武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军国民体育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尚武”精神，并把具有尚武精神的军国民体育纳入《奏定学堂章程》，从官方意识上确认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实施。中央国术馆第一任馆长张之江先生在《国术家要术学并重》一文提出“我们现在要以国术来强种，要以国术来救国”的“武术救国”口号，在《同胞们速练国术备赴国难》讲到“国难危急，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救之有道，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明确提出武术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由于时代的境遇以及武术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使其承载救亡的宣传工具，成为振兴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1.2 中华武术成为大众化的习练项目

中华武术发展至今得益于武术技术体系和文化的传播，传统的家传和师徒传承成为武术传播最为稳固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方式，因此一般被人们认为是传统模式。传统模式对拳种的延续以及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师徒关系确立之前对徒弟的层层考察和考验，一旦磕头确立师徒关系之后就当成自己人，倾其所有无所不教，并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使得本门武术在继承人手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作为继承人更应对本门拳种做到精益求精无人能及的地步，树立掌门人的形象，并肩负发扬光大的重任。而不同徒弟所掌握的武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环境或对本门武术的不同理解等方面容易在此基础上衍生不同的派别，由此丰富了中华武术的内容。师徒传承的弊端在于制约本拳种的扩大化发展，有可能削弱本拳种的生命力，甚至由于师徒的原因导致本门武功的失传，在武术的传播方面存在一定的隐患。由于师徒关系的严密性以及功夫传授的隐秘性，武术传播的排他性，给中华武术蒙上神秘的面纱，不为众人所理解，制约了武术的发展。“清朝末年，清政府已经对蓬勃发展的社会社团束手无策，社团似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清政府无奈之下，拟定有关政事结社条规。1908年，由光绪帝正式核准了宪政编查馆编订的《结社集会律》，预示民众的自由集会结社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部分确认和保障［2］”，由此1911年精武体操学校改名精武体操会，同年成立北京体育研究会、天津中华武术会［3］”，其中精武体育会对武术的推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到1929年精武体育会已经发展达到42个分会，会员总人数达到40万人［4］，开启了武术发展的社团传播模式。武术社团的传播模式有利于武术的扩大化发展，并通过招募社会各界武术能人授课，打破门第约束，解放思想，为武术进入众人的生活视野，并通过简单的入会既可学习以往感觉神秘的武术技术。在清朝末年，武术社团的发展对以往家传、师徒的传承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及一对一的言传身教也被集体授课方式取代，无疑加快了武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武术的传播途径。

1.3 中华武术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武术进入学校教育领域是武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主要受益于当时留日学生以及受到西方教育的社会名流的影响。无独有偶，清政府的腐朽导致民族存亡的紧迫感急剧上升，由此而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而武术被认为“体”的最佳载体。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就提出军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性，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众报》发表“新民说·尚武”，讲述尚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实施的紧迫性。以“尊君”“爱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引进，以军事训练为主培养“军国民”，拟达到全民皆兵唤醒当时较为愚昧的民众，并与西方列强形成对抗。而分析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全民“尚武”，以军人的知识、精神、气节要求自己。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军国民教育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此背景下武术进入学校教育成为历史的必然，并开启了武术在学校现代教育的模式。1914著名的体育家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建议武术列入学校教育的正课，1915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从此武术正式列入学校的体操课，1918年马良等编辑、修订武术教材《中华新武术》开设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和摔跤科，并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版。1916年南京高师增设体育课并开设武术课，1917年北京高师的体育科中武术列为术科之首，1921年上海体育师范学校以培养武术教师为主要目的，1934年张之江创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是一所以武术为主科的高等学校。学校为武术的推广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武术人才，将中华武术的发展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1.4 中华武术的体育属性更为突出

“民国时期武术发展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习到表演和竞赛方式，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使传统武术开始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5］。武术纳入现代教育范畴无疑具有了体育的属性，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势必会发生了许多改变，在教学、训练、竞赛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体育的影响，因此“新武术”的提出其实就是把武术当做体育对待，或者是在价值和功能方面向体育靠拢。体育属于舶来词，在中国只有百余年历史，而武术则伴随着中华文明一起成长。在体育概念引进之前的武术，其目的主要集中在防身自卫和保家护院，而健身养生居于其次。因为在“新武术”提出之前，传统武术的习练群体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武术的攻防效果，讲究武术“能打”，如果不能打的武术势必在武林之中毫无立足之地，而终极目标在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就目前而言，传统武术的某些创承人还是热衷于武术的攻防而非健身养生，从理论上强调招式技击与防守的合理性和实效性。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武术价值体系也需要随着发生变化，在不否认武术攻防价值的前提下发挥武术其他功能，成为武术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武术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学校教育的阵地，如果把武术和体育放在同等的位置，那么武术可能很难在具有西方体育精神的学校体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官方也不可能放任民间武术的无序发展，也很难在安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比赛。同样，武术运动的改良甚至在某些核心价值上面的改变，也是为了顺应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从大众对武术教育的要求。假如武术过于强调动作的技击效果，势必有违体育的教育价值。所以从民国开始武术的学校化发展虽然对武术之前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民间有很多武术家并不认同武术的学校教育形式和效果，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学校对现代武术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2 近代武术功能的转变

2.1 保家护院发展到保家卫国

武术是流传于民间的个体技击之术，大部分人习武目的是练就一身技击本领，为今后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无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进行搏斗而进行准备，达到获胜的目的。而战争，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使用的训练手段和方法以及兵器都跟武术训练相差很大，而民间习武更谈不到民族大义这一高度，最多是考虑到保家护院这一层面。所以武术在近代之前基本保持着武术所具有的民间特性，当然近代以前也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正常的朝代更替还是属于炎黄子孙的内部矛盾。很多人都认为武术和军队联系非常紧密，军队的人应该都是武林高手，其实熟读兵家史书发现战争的成败绝非由武功的高低来决定。武术只会在练兵之时操练筋骨，达到热身的效果。现在银屏上以战争题材的影视剧过分夸大武术在战争中的作用。武术有“国术”“国粹”之称，属于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民族危难时刻许多有识之士赋予武术新的价值，以激化民族精神。1909年，霍元甲应邀到上海创办“精武会”，震慑了英国艺人奥皮音，挫败了日本“武道馆”，激发了民族斗志，弘扬了民族精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颁布告示:允许人人持刀与英兵战斗，招募渔民、滨海居民等数千人习武以助军威;两江总督裕谦也颁布告示，招募武术人才;武术教师韦绍光、颜浩长参加三元里人民抗英战斗。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民间的许多武术团体积极投身到与外敌斗争的行列，如1958年，在广东南海、番禺等县的爱国人士在佛山设团教局，集合义勇抗击入侵者。1900年，在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之际，“义和团”以“助清灭洋”的口号前赴后继，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因此这一时期的武术不单是为了防身自卫而存在，更多习练群体意识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2.2 制服转变为致胜

以技击为核心的传统武术不论实践中是否能达到习练者的预期，但理论上是在进攻与防守中研究怎样“打人”或者是怎样不被人“打到”，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在搏斗中能够制服对手。所以行家话说“一招制敌”，讲究是把敌人制服。武术技法中的踢、打、摔、拿构成传统武术技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踢、打、摔、拿的各种技法中所进攻的人体部位一般都是要害，已达到致命或是致残从而达到制服对手。随着清末民初时期学校体育的引进，武术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科目并通过行政立法要求各级学校开展，因此传统武术在技击的实践方面势必受到一定的限制，武术的价值功能也会不自觉地受到体育的影响，形成体育下的武术，至少现阶段的武术是属于这种情况。在体育范畴下的武术少了刀刀见血、拳拳到肉的置人于死地的搏斗场面，而是在规则范围内的安全、文明、公平的较量，据文献记载，1928年10月举行的第一届国术国考中根据西方体育的竞赛形式制定比赛规则，“参赛者面戴铁丝罩，拳打脚踢，无所限制。规定击中对方1拳得1分，踢中1脚得2分，击倒对方得4分，3打2胜用淘汰制方法产生最优15名，优等30名”［6］。从而武术人之间的较量少了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多了以致胜为目的的比武切磋，或者是各地区的荣誉之争。以制服为目的的行武形式只会存在于一些国家暴力机构或者违法集团中，以致胜为目的的体育竞赛奠定了现代武术的发展模型。

2.3 言传身教拓展到大众教育

言传身教一直是中华武术流传的主要传播形式，因此武术一直被外界称之为神秘的，难以得到的技能。如果一旦获得某一项武术技能，那么就可以立足一方，或者成为行走江湖的资本。所以在传授武术的时候，一般都非常谨慎，即使对于直系亲属都要考虑品德、能力，对外人更为苛刻，必须经过未来师傅所设定的层层考验，如杨露禅在陈家沟习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引入，以及西方教育思想的不断冲击，在大部分国人中已经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沿用的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再加上许多有识之士具有国外留学经验，此时的学校教育已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武术一度被人称之为“国术”，由此看出武术在中华民族诸多优秀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武术也由此翻开了现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历史篇章，武术以官方的形式进军学校，借助学校教育的平台拓展武术教育的范畴，包括武德、哲学、军事学等诸多要素都纳入武术教学，对于以前传统的武术传播而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虽然武术进入学校教育领域对武术的原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武术技击、传统技法、传承体制、练习方法以及习武的门槛等方面与传统武术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到现在还存在，但我们不能否认武术进入学校教育对武术发展作出的贡献。林小美教授在谈到学校武术的回归中提到“一些原来散存在民间靠口传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规范的图解教材，同时也促进武术理论的研究，从而使武术从农村走入城市，为武术高效、大规模地普及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7］。民间习武社团、组织以及体育会可以在公众面前教习武术、传播武术，武术由此有机会进驻城市，如体育会等一般在城市组织发展，由此改变了原来武术传播主要在农村、并受到小农经济的约束，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城市武术社团，有组织、有计划的推广，并有如“精武体育会”一样的组织接纳各门各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进行武术传播，其对近代武术的发展，乃至国人意志品质的激励，增强民族自信心方面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2.4 个人行为转变为民族大义

中华传统文化对武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武术文化是武术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行为的准则或者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框架下构建的文化体系。武术文化中“刚健有为”“重道”、“崇德”、“追求和谐”等核心价值正是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精髓，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由于历史环境的急剧变化，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武术文化也不例外。因此在原有形成的武术文化基础上丰富了其内涵，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更有利于促进武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刚健有为”不仅代表着武术人的精神品质，更体现在习武的实际行动，用行武的实践体现刚健有为的武术精神，证实中国人不软弱、不是“东亚病夫”，用武术证明民族的自强，向外人宣示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并号召全民习武，以达到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抵御外敌侵略的目的。“武术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在对抗中的和谐，还表现为其防卫性的文化特色，这与西方武技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8］武术虽然是一项武技，技击为其本质，与防卫性成为武术发展中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不仅在套路演练过程中体现攻防的转换，在武术文化中同样体现了这一理论，如老子认为“以道佐人”，不提倡“以兵强天下”，即使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紧迫时期也力求“不争而善胜”。老子的这种军事思想在其世俗化的过程中对武术的影响非常深远，“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武术的各门各派都不主张逞强挑衅，而以防卫为目的”［9］。但在清末民初民族饱受摧残的时期，作为武术人应该首当其冲成为站在前端的冲锋人物。当然，那时的中华武术人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留下了许多与外国人比武振奋人心的场面，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如霍元甲、蔡云龙等人的英雄事迹。也涌现出来众多习武群体自发组织的与外国势力对抗并取得胜利的辉煌战绩，如三元里、义和团等真实的历史故事，激励习武之人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从而以武术为题材的大众文化艺术不断刺激人们的视野，让武术担负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如黄飞鸿从普通老百姓到老百姓心中的英雄就是通过香港传媒塑造的武林人物。在“忍无可忍”的历史环境中，武术讲究的是以暴制暴，所以武术的防卫性在那个时期有了新的内涵，不仅仅是单纯的防卫，而更重视攻击，把中华武术的技击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以武力打败外国嚣张气焰就能换回国人的和谐社会，在这点上得到大众的认同。当然在尊重历史的角度，武术在拯救中华民族方面只是起到冰山一角的作用，但在唤醒国人，提升民族精神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武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清末民初时期武术为振奋民族精神，以行武提高民族自信等方面是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

3 结论

特殊的历史背景鞭策武术不断与当时国人所期待的愿望相一致，成为振兴民族的催化剂;加速了武术的传播速度，让社会上更多人认识武术，学习武术;为学校教育提供了优秀的内容并使得武术向体育的大家庭靠拢，其发展更为名正言顺。观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价值功能上的增加和发展，由单纯的保家护院到意义更深远的保家卫国的蜕变，增强了练武的价值;武术的较量向体育比赛的方向发展，由此武术更安全，比赛更为公平、公正，目的非致死致残而是在裁判控制下的致胜;大众化的武术教育采用的是现代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为传统武术赢得了更为广阔的习练群体;武术所承载的内涵向纵深处发展，上升为国家层面，代表的是中华儿女，所以让武术的魅力更为出彩。

［1］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28

［2］［3］《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0:179，180

［4］林小美，等.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93

［5］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327

［6］国术国考，百度［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5kM86gHsPZtwBelZ8G5u2zf2UFMBcpxH1sRzrgKxMP9IM nHULo8Gd7__co73xPDgYvryq1aCL6F4pwL0CzqGq

［7］林小美，等.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9

［8］［9］邱丕相，等.武术文化传承与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