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必备条件，它意味着城乡开始分离、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冲突及安全风险的加剧、宗教地位的上升、社会劳动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人才与财富的高度集聚等等。当“文明”的核心形态即“国家”产生的时候，“都城”自然成为每一文明共同体之文明特质及其文化发展高度的集中代表。由此，古代都城考古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便拥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考古学实践告诉我们，当王懿荣先生于1899 年发现来自殷商都城遗址“殷墟”的甲骨文时，便揭开了中国都城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特质认识的序幕。此后，从罗振玉到王国维，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代又一代考古学人从发掘殷墟地下文化遗存到寻找夏都、周都、秦都乃至六朝都城、隋唐长安城遗址等等，在不断的探索下，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西周丰镐、东周洛邑、秦都咸阳、西汉都城长安、东汉魏晋洛阳都城、六朝都城建业及建康、曹魏乃至北齐的邺城、隋唐长安都城、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城、元大都和元上都、大明南京与北京等一系列都城考古和连续的重大发现，不断向世人展现中华古都所曾经拥有过的文化辉煌。可以说，离开这些古都城市考古，我们就无从深刻认识和直接感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多样性共生、异空间互动、跨民族创造等文明特质及其运动机理和“敬天法祖”、“工商食官”、重人伦、重礼制、重社稷等文化特征的实体性建构过程和具体的时空表达。

目前可知，早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和商都遗址中，就存在左宗庙、右宫室的功能空间布局，由此定格了中华文明“敬天法祖”以及重人伦礼仪和文化传承的特质，这种特质一直保存到明清时期的北京都城。同样，在早期都城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的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生产体系是属于“官营”性质，这奠定了后来长期存在的“工商食官”的国策基础。秦朝之后，都城的规模建制、宫室及礼仪设施的空间布局、建筑礼制等虽然代有变革，但总体上呈现出前后相续的特点。无论都城是在黄河流域还是到长江之滨、大漠南北，这些特质一般都会予以保留。

然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都城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运动规律。以考古资料而言，在距今5000 年前后的文明初起时期，小国林立，各国都城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在黄河和长江的上、中、下游，在北方草原南缘一线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可能有早期方国及其国都的存在；进入夏、商时期之后，中原文明国家崛起，且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都分布在中原大地即为明证；西周至两汉时期，形成从西安到洛阳之间的都城东西互动轴线；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一度转为洛阳到南京之间的南北互动轴线；隋、唐、北宋又转为西安—洛阳—开封三都之间的东西互动轴线；从南宋开始直到明清，再转变为北京—南京—杭州之间的南北互动轴线。华夏文明都城空间轴线变化背后隐藏的是中华文明大地域空间的开发进程和多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运动。由都城考古若干细节构成的都城文化，则反映了不同时期在不同空间地域内存在的各具特色的都城文化内涵与风貌。我们还发现，在古代中国，由西安、北京、南京三座古都构成了都城空间上的正三角关系，也反映了中国西北、东北、东南三大区域门户性城市的互动结构关系。

都城考古资料还展现了不同阶段的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如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元大都、明清南京与北京都城所代表的不同王朝时期文化的博大恢宏，从发掘出土的城墙及城门遗迹、宫殿布局、建筑材料、佛教遗存、帝陵规制、不同材质和类别的文物本体上都可以获得明确见证。此外，古代都城文化还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文化模式和时代风尚，通过考古资料深切地把握都城物质文化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特质，对全面系统的认识非都城地区的文化面貌和时代性风格之来源，同样具有直接的作用。

当然，对现代人而言，我们还可以通过走进古都大遗址，走进古代都城博物馆，走进考古学家揭示的一系列都城考古文化遗存，去科学地感受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范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从而真正体认到作为国民所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涵养，同时也可以从中获得无限的创造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