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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桃花夭折的地方

2015-12-02

山花 2015年2期
关键词:东平

我过去上班路上,要经过一片桃林。去时桃林在左,回来它在右。春天来临,桃花盛开,一树树粉面红腮。

桃林离路有几米远,四周没有围墙,抬脚走上几步来到桃林中间,俯身或仰脸赏花,没等赏够,花开着开着就落了,有的留下毛茸茸的小桃,鱼眼般大小。

我在县城里唯一的山上,在沿河公园的草坪间,在猝然遭遇的空地上,都看见了一棵棵桃树,一朵朵粉嫩的桃花。

像那片桃林一样,它们的四周没有围墙,自由是它们的通行证,无数脚步和眼睛随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它们中间和面前。花依然开着开着就落了,有的留下毛茸茸的小桃,等待一抹初红点染桃尖。

即使是那些留在枝头的小桃,有的也难禁得住满城风雨吹打,小小的残体无声无息地坠到了树下。

看见这些,一刹那,我的头脑中蹦出“夭折”这个字眼,为那些明艳照人的桃花,也为那些来不及成熟的小桃。

桃花如人。有一些人,他们健全的肉体,与残缺的精神尖锐对立。他们曾经正常和完整的精神,在形形色色的重压下,猛然变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像桃花开着开着就纷纷凋落了,甚至再也拾掇不起一树完整和灿烂。

他们的人生也像一只钟表,在日复一日不舍昼夜的埋头跋涉中,走完自己或长或短的一生的轨迹。与无数钟表不同的是,他们的钟表时针、分针与秒针全盘错乱,犹如黑白混淆,楚河汉界倒置。

比如他们的婚姻——这人生轨迹中重要的印记,像极了桃花,开着开着就落了,没有结果,偶尔坐下了苦涩而脆弱的果,却时刻飘摇在风雨之中。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爱情,曾经有,是过去完成时;婚姻,当前有,是现在进行时。但将来呢?

他们看不见,也说不出。

也许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包括当前的婚姻。

桃花劫

我是真的怕我的记忆靠不住。

从临山下来,走在回家路上,在沿河公园桥头,我邂逅了东平和他现在的妻子,他们正结伴走在爬山路上。

我和东平同居一城,相距不过几里路,但我俩却好几年没见面了。自从我调到现在这个单位,过上一种足不出户、闭门面壁的日子,像一个苦行僧,也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东平在金盛煤矿工作,这类矿一般地处偏僻的野外,离城里有几十里路,却将生活区设在了城里,仿佛只有这样矿工们才会安心工作。东平每天天麻麻亮一边睡眼惺忪地吞吐呵欠,一边尾随着同事们坐上班车开往金盛矿,到天麻麻黑又像被大赦的鸟儿,心急火燎地尾随着同事们登上班车,回到自己那个似乎阔别了一个世纪的小家。

东平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个子,体态瘦削匀称,生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有点黑,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他爱穿老蓝的涤纶中山装,似乎总是这一件,反复洗得有些发白了,从风纪扣开始,每一粒扣子都扣得板板正正,仿佛黑板上列队整齐的楷体字;脚上一双草绿的解放鞋,也似乎总是这一双,反复刷得变白了。他不爱说话,朋友少,就与他的男性同桌交往多些,但他却内秀,信手写得一笔好字,那字飘逸飞扬,纤细娟秀,仿佛出自女生之手;他还自己填词作诗,记得有一年暑假与我通信讨论古体诗词,随信附有他写的诗词,内容我已记不得了。

那时他家住在金盛矿,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假,他就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出校门、上公路、过铁路,双手掌把,挺直腰杆,目不斜视,脚下不停地蹬上几十里路,赶回家中。

他的父母亲都是金盛矿的职工。因为这层关系,他大学毕业后回了金盛矿,先被分配至矿中学教书,后调到矿教育科。他的父母亲已经在城里分得了房子,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卫校生,卫校生正在毕业实习中,俩人很快结婚了。

我去过他俩的小家,第一次见到卫校生时,她已分到了矿务局医院当护士。小家不大,但一应俱全,干净雅致。卫校生年轻漂亮,活泼开朗,好像一挂风铃,一阵风似的飘到哪儿,就将快乐和活力有声有色地带到哪儿。东平像她的影子不离她左右,又像忠实的星星捧着自己的月亮,此刻的东平满面含笑,眉眼有情,写满了幸福和满足。

与许多裸婚的同龄人相比,东平的生活有房有家有爱人,看上去很美。

此后我好几年没见过东平。偶尔听人说卫校生不再为东平而歌唱,她遇见了令自己心仪的风,决然离开了东平。东平的精神像被子弹迎面穿透的玻璃,分裂成了无数锋利的小块,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是带着结婚照被家人送去住院的。照片嵌在镜框中,西装革履的他和身披白色婚纱的卫校生脉脉含情相对,立在他的床头,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护士怕他睹照再受刺激,命他收起照片。他闻听抓起照片,紧紧地搂在怀中,像是怕谁抢走。护士无奈,叹口气,只好听之任之。

住院期间,他每天按时服药、输液、吃饭、午休、看电视等等,曾经自由自在的时间在这儿是刻板的,被精确地计算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没有一个病人可以逾越。他学会了吸烟,家人每次去探望他都给他送两条烟,交给护士保管,由护士发给他,一天三根,早中晚各一根,一根都不多,也不少。

直到他出院。收拾东西时,他没忘记拿过床头的照片,用袖子仔细地擦了擦,又凑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放进了提包里。

陶仕凤-《豺》,《双首》 装置 20×25cm 2013-2014

回到家室内就剩下了他一个人,踱到哪儿都是形影相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提包里掏出照片,操起袖子小心地擦了擦,又贴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立在住院前的位置上,一眼能够看见。

住过精神病院,他的精神被贴上了“病”的标签,就像一只被烧坏的灯泡,断掉的钨丝正是病灶潜伏的大脑,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控制了。矿上不允许他继续上班了,给他提前办了病退,每个月领着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随后金盛矿因为煤采尽了,破产了,更没人管他了。

他彻底回到了家中,抬腿迈出家门,外面就是广阔而复杂的社会。但这社会却像跟他有仇似的,拒绝他,排斥他,孤立他,恨不得合谋再次将他送去住院。

年迈多病的父母亲已无力照顾他,央求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这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领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女人不嫌弃他有病,也需要他一起抚养孩子,跟他领了结婚证,带着孩子搬进了他的父母亲为他买的新房。

眼前的东平像被孙悟空吹了口气,一夜之间变得臃肿迟缓,昔日的精干利索荡然无存。他的国字脸胖了许多,眉和眼挤到了一块,这是一种虚假的胖,从里往外透着松弛和疲软,也许是一日三顿地坚持吃药造成的。他直瞪瞪地望着前方,表情木然如一棵树,抬起缓慢的步子,直挺挺地走,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

庆幸的是,他还记得我,跟我打着招呼,继续脚步不停地向前走。

之后我见东平渐渐地多了起来。冬天来了,我带着儿子到某小区内的澡堂去洗澡,在澡堂内意外地碰到了东平,方知他的父母亲为他买的新房就在这个小区。

我和东平,都除去了衣服,站在澡堂中间,裸裎相对。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仍在尘世,只是东平的精神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攥住了,他像一只提线木偶,被带离了大地,飘浮在空中,不由自主,挣脱不得。

他的状态似乎还可以。他比读高中时话多了,简直称得上健谈,而过去他是一个多么沉默少言的男人啊,那时他惜话如金,在学校跟谁都没有过多的话,大家常常因此忽略了坐在角落里的他。我想现在的他应该与他精神上的病症有关,我感到有些悲哀,疾病在牢牢地控制他的精神的同时,不经意地也改变了他,叫他朝着相反的方向抬腿迈步。他说他每天都在练毛笔字,我又想这当然对他是一件好事,能够修身养性,帮助他康复身体。我记起他曾经写得一笔好字,眼前闪现出他写给我的信,红色横格上那洒脱清秀的圆珠笔字。接下来他说他想加入市书协,要我帮他这个忙。我了解市书协那些人,赶紧劝他不一定非加入书协不可,只要自己写着高兴就行。这时他微皱眉头,陷入了沉默当中,想着某些我无从揣测的问题,它们没有秩序与条理,就像偶尔飘过天空的云朵,被一阵风吹散了,很快又聚拢到了一块,却不是刚才那一片。他嘟囔着咒骂了一句,当时我俩都泡在浴池里,刚刚加过的热气蒸腾了上来,像雾遮住了我们,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扭曲和变形的,我的心底猛然一寒。

临走前他跟我要我的家庭电话,说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说给了他,他抖索着手,输入了他样式古旧的手机中。

一周后我们又见面了,仍然是在澡堂中。他一见我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人接。我记起来了,自上次洗澡后我们一家都搬到了母亲家过冬天,当然没人接电话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答他想加入市书协。见他在这件事上如此执拗,我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劝他别把精力和金钱浪费在这上面。他沉默不语,但显然是不甘心。我俩并排泡在浴池中,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九百块钱,中午管一顿饭。我问他是什么工作?他答老板开车,他坐车,帮着到处送奶。我能够想象得到,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每到一处地方停下车,老板稳坐不动,他抢先下车从车上往超市里一箱一箱地搬着牛奶。送完了这一家,上车再奔赴下一家。拿惯了笔的他大概从未出过这样的力。我问他累吗?他答不累。沉默半晌,我说就是工资有点儿少。他接话茬道不少了,我一个月退休工资才一千块,中午还管一顿饭呢。他似乎挺在意这一顿饭,从开始到现在,反复说了两遍。他爱说自己退休,而不说病退,说着说着我就真的觉得他老了,其实他是我的同龄人,是疾病操纵着他的一切。

我有事先走了。他在浴池中,掉转身,面对我,趴浮着,像一只硕大的青蛙。我的鼻翼一酸,扯着儿子快步掀开塑料帘子走了出去。

看澡堂的黑脸汉子见我经常与东平一问一答,问我俩是啥关系?我答是高中同学。他叹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你俩是同学,你看看你现在是啥样,他又是啥样?他似乎不了解东平的过去,只清楚东平的现在。他说刚在澡堂见到东平时,东平跟他要烟抽,他不给,心想我又不欠你的,干嘛给你?后来听人说了东平的情况,生了同情,每回见了东平都主动扔给他一根烟。

陶仕凤-《蝠冀》,《肉蛛》 装置 20×25cm 2013-2014

东平这样的病人似乎离不了烟,住院时这样,出院了更是如此。他的妻子像住院一样,一天发给他三根烟,早中晚各一根,但这远远地满足不了他对烟如饥似渴的需求。他手头一有钱就去买烟,买来后到处藏,藏在花园里,藏在床底下,藏在空盒子中,藏在一切他自认为安全的地方。他还学会了喝酒,没患病前他是滴酒不沾的,住院时医院严禁喝酒,出院后一有机会就喝,不喝啤酒,专喝白酒,随时随地,拧开瓶盖,对着瓶口咕嘟咕嘟地吹,转眼间见了底。

黑脸汉子告诉我,东平的妻子患了脑瘤,可能要做手术。东平知道后出门打工帮人送奶,戒了酒,烟还在抽。

我说了句,他也不想这样啊。

黑脸汉子回我,可他偏偏就这样了,怨谁呢?

是啊,“他偏偏就这样了”,这究竟应该怨谁呢?怨他的前妻?如果她没有出轨,东平不受刺激,也就不会得病。但话又说回来,许许多多像东平这样的家庭,妻子或丈夫的偶尔出轨,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和一个受伤的人,也许还有无辜的孩子,她(他)们现在不是过得还好好的吗?说到底也许只能怨东平,是他难移的本性,是他执迷的性格,酿成了这出悲剧。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东平面对家庭的遽然变故保持一颗乐观开朗之心,如果东平的思维不局限于钻那芝麻大的牛角尖,如果东平在精神受伤后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排遣与疏导……那么,悲剧一定不会发生,东平依旧快乐幸福地活着……

周结文-《林No.1》 布面油彩 100×60cm 2013

但遗憾的是,没有“如果”,一切也就无从说起,而一切早已注定。

有一次,他进了澡堂,在人群中与我打着招呼。那天下午洗澡的人特别多,你拥我挤,乱作一团,澡堂建得不够高,加上冬天窗子都关闭着,空气沉闷而压抑,烦躁在人与人之间无声无息地传递着。他刚等到了一个淋浴喷头,没等凑近冲洗,突然头向后仰,重重地摔倒在了铺着瓷砖的地板上。他眼睛紧闭,牙关咬紧,一动不动,像一只大虾蜷缩在地上。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围拢在他四周,谁也不敢上前。过了好半天,他悠悠地醒了过来,爬起来,大家涌上去问你没事吧?他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也不说话,收拾东西穿上衣服回家了。

而我最近一次见东平,是在一年多前,他在临山路上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头坐着他现在的妻子带来的男孩,看样子他是送男孩去学校。只见他双手掌把,挺直腰杆,目不斜视,冲向前方……

他没看见路边的我,我也没喊他。不知为什么,见他这样子,我一下子想到了高中时的他,那时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假,他就是这样蹬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桃花痴

春霞的人生是被桃花似的鲜血偶然改写的。

二十年前,她十八岁,正是一朵含苞初放的桃花。她告别高中生活,迈入大学校园,脚下铺展开一条自由宽广的路。她开始恋爱了,她已骄傲地成人,这没有错,她享有爱和被爱的权利。错的只是她将感情当作一种游戏,她是一个真正的玩火者,玩着远比火危险和疯狂的感情。

这场三角形的感情游戏,发生在她和两个郭城师专的男生之间。她懂得三角形有稳定性,这也没有错,错的只是她将这定理硬生生地套在了活生生的感情上。她自以为她是倾国倾城的女王,他俩都是她忠实的奴仆,俯首帖耳听任她随意摆布和支配。

他俩从各自的端点出发走向对方,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起。他们都顽固地相信春霞是无辜的,是对方像一块牛皮糖似的在纠缠她,他们有义务帮助她从对方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桩公案从愤怒的眼睛开始,到冲动的嘴巴,最后拔刀锋芒相对,酿成一死一重伤。

两个人的家庭都将愤怒和怨恨一股脑儿地集中清算到了春霞身上,他们暂时搁置下了悲痛和嫌隙,空前团结地汇聚在一起,声势浩大地闯入校园,要当场打死春霞偿命。春霞像一只被紧紧追赶的兔子,筋疲力尽了,也无处躲藏,面对许多充满杀气的脚步和面孔,没见过这阵势的她一下子疯了,眼前老是有红的刀子、白的血在飞舞,四处迸溅如雨,连光芒四射的阳光都是鲜红的万道血柱,她不停地脱自己的衣服,脱了外衣脱内衣,直到一丝不挂。

玩火者春霞终于引火烧到了自己,这成为她人生不幸的源头。

这件事轰动一时,到处流传,被郭城的无数舌头嚼来嚼去。

发生了这样的事,春霞自然不能在学校待下去了,她回到了家中。她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是一个私营企业老板,见她变成了这样,眼睁睁地没有办法,狠狠心将她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了。

一个精神病人,只要他(她)住过一次院,就被永久贴上了危险的标签,好像霍桑笔下与女主人公形影不离的“红字”,一生追随着他(她)。在整个社会的同谋和臆想下,他(她)成为人类不可救药的对立面,被像病毒一样孤立和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

在郭城周边,有两家成规模的精神病院,一家就叫xx市精神病防治院,另一家是市立二院。后者是按照序数排列的,郭城人都知道它看的是什么病,从来不会进错门。但郭城人一般不会叫它们的本来名字,他们习惯了按照它们所处的地名指代它们,它们就变成了冒庄和麦穰集。这两个地名本为两个村庄,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指代明确的符号。假如有一天一个郭城人忽然说另一个人该上冒庄了,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精神有病了,该送到冒庄医院住院治疗了;或者有人说麦穰集放假了,却是暗喻面前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人,趁着麦穰集医院放假来到了这儿。这些听似隐晦实则清晰的说法是生活中的段子,在谐谑中包含着对精神病人的嘲讽、歧视与偏见,却在我们会意的笑声中被悄悄地消解了,风淡云轻,水波不兴。

而现实往往是他(她)只要在类似冒庄和麦穰集这样的地方住第一次院,接踵而至的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长期待在里面,没了自由,被隔离在社会之外。

周结文-《林No.3》,《林NO.4》 布面油彩 150×90cm 2014

春霞梦靥似的经历正是走过了这样一条曲线。她反反复复地住院和出院,本就白净的她变得更白了,原来的苗条没了,取代的是臃肿,这都是长期住院治疗造成的。

第三次出院后,她结婚了,对方是她父亲企业的一个大学生。说来他俩相识还有一番戏剧性。那晚天下着雨,她骑着车子从东往西走,他也骑着车子自西向东来,俩人的车子迎头撞到了一起,两双眼睛擦出了火花,这也许就是所谓一见钟情。她看上去正常极了,甚至有些羞涩,红云飘上了脸。他想现在会脸红的女孩已经不多了,就在那一刻,她走进了他的心里。俩人推着车子,说了一路话,互相留了联系电话。

后来,她到她父亲的企业去玩,碰巧遇见了他,才知他就在这儿工作,更加欢喜了。她的父母亲也很高兴,女儿的终身大事终于有了着落,他们寄望于她开始新生活后,能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他俩的确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生了一个女儿后,她的病不可遏止地犯了。有一次,她趁家人不注意,偷偷地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溜出门,搭上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说是要坐火车去北京找毛主席,叫毛主席看看他的亲生女儿。幸亏家人及时发现了,追回了她和孩子,从此却不敢让她独自和孩子待在一起了。但百密难免一疏,终究让她逮着了机会,她将女儿丢到了盛满水的大缸里,说要教她学游泳,女儿在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无声无息了,她拍着巴掌在旁边叫好。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脱了上衣,露出浑圆饱满的乳房,出门朝街上走去,哪儿人多她往哪儿凑,白花花的上身在阳光下刺人眼睛。家人拖回了她,她不甘心,寻来一根绳子,交叉勒着自己的两只乳房,仿佛它们是有罪的,本该受此刑罚。她的上身密密匝匝地捆着小拇指粗的绳子,紫一道红一道的,像是睁着许多哀怨的眼睛。

他忍受不了她,坚决跟她离婚了。

她被送去住院了,这已经是第四次。

我在冒庄医院看见她时,她穿着竖条纹的病号服,正坐在病房的床边,见我走近猛地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十八,你八十。”

我愕然。陪同采访的护士告诉我,她见谁都称自己才十八岁,她的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她的十八岁,停留在那件被鲜血改写的事情上。

她兴奋地跳着,响亮地拍着手,念念有词道:“我十八,你八十,你比我年轻。”

护士长看不下去了,嚷道:“十床,你又胡闹了!”

她像被抽去了脊梁骨,顿时蔫了下来。

年轻的护士逗她道:“十床,出了院干什么?”

仿佛答案就在嘴边,她脱口而出:“出院还要结婚。”

答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缓缓地退后,坐到床边,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中。她一动不动,像一个会呼吸的雕塑,刚刚因兴奋而发亮的眼睛重新变得黯淡而呆滞,两颗眼珠仿佛被施了定身法,牢牢地定住了。

谁都不知道她此刻正在想些什么,我们只是猜测她在想过去的那段婚姻,这属于正常的思维,我们是在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套她的思想,也许她偏偏不是这样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表面的安宁和平静之中,她的头脑正在高速运转,想着她自己的某些问题,它们没有秩序和条理,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也没有答案和结果。

王 琳-《去》 纸本水墨 197×35cm 2014

我悄悄地走出病房,任由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思想着……

她出院后看上了一个小伙子,据有人说,他和那个被捅死的男生长得有点儿像。她狂热地爱上了他,同时她认为他也爱她,她像影子一样追踪着他,直到看着他上楼进家,仍然在楼下徘徊等待。他终于发现了,也听说了她的情况,开始故意躲着她,不久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孩。他不再躲她,与那女孩大摇大摆地走过她面前,举止亲昵,有说有笑,根本不看她一眼。想想也是,他本就与她没有一点关系,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她,一切都是她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她受不了了,认为是那女孩横插一杠,在纠缠着他。她偷偷地揣着小刀,默默地跟着他们,又看见他俩亲密说笑的样子,她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再也忍不住了,跑上前攥着刀划向女孩的脸颊……

她再次被强制送进了医院。

这次,她的病情明显加重了,住院时间比哪次都长。

后来,我听说她出院后不久,在一个清晨,在自己家的卫生间,将自己吊在了粗粗的管路上。

谁都猜不透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才会有此决然的行动。

但我想,那一刻,她一定是清醒的,这叫一直活在十八岁的记忆中的她羞愧难当,为十八岁后那些混乱而浑噩的日子。

血在她的身后,她没选择倒下,而挑选了一条向上的通道,飞升如一缕轻烟……

王 琳-《隔绝》 纸本水墨 47×36cm×6 2012

桃花累

有一个女人,业余喜欢写点东西,在网上贴了这样一段文字:“其实,能够疯掉,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免去了多少烦恼,回归了多少纯真,卸掉了多少牵挂,袒露了多少真情……”

看到这儿,我不以为然,笑她矫情。这明显是正常人的思维,透着哗众取宠的意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典型心理。如果,我是说如果她是一个精神病人,有着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她自己因病与身俱有的,同样因病带给周围的亲属们的,那么,她还会认为“能够疯掉”是一件幸运的事吗?

就像人不是鱼,无法体会得到鱼畅游水中的快乐一样,一个正常人也无法真正体验得到一个精神病人的痛苦和烦恼。

也许,世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情就是脑子坏了,这让一个人的“司令部”被彻底摧毁了,理智和冲动没了分界,从此他(她)的思想错乱,言行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支配,整日活在一个人的泥泞和混沌中。

在我的周围,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与我偶尔在街上碰到的这类人相比,大都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亲属们接纳着他们,照料着他们,没办法了将他们送去住院,使他们不致于流落街头,凄凄似秋风落叶,惶惶如丧家之犬。

亚子正是他们中的一位。

亚子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刚认识他时,没看出他有什么不正常,也许怨我粗心大意,又也许他那时病得不厉害,看上去跟大家没什么两样。

他的性格外向,好说爱笑,嗓门大。有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鸭子鸭子”地叫来叫去,他也笑呵呵地嘎嘎答应着。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希特勒,他也的确长得像希特勒,连说话的腔调和动作都像,当面开涮叫他希特勒,他就一边应声一边学着盖世太保行礼,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渐渐地交往多了,我发现他有说大话、爱撒谎的毛病,他滔滔不绝地倾倒着那些虚夸的话,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最初我相信,听得多了,我发现他的言语左右冲突,前后矛盾,同一时间分身有术地出现在不同的地点,他肯定已经忘记了前面说过的话,后头的话又如一个个浪头接踵而至了,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裂和混乱。他浑然不觉,继续脱口营造着一个个肥皂泡似的谎言,这些谎言密集而单纯,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套着一个,都与我们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探出食指轻轻一捅就破灭了,什么都没留下。我觉得他有些可怜,再听他说什么,就认为他兴高采烈的表情,激情四溢的语气,带有强烈而夸张的表演性质。这时我还没真正地认识到他爱说大话、喜欢撒谎是一种病带来的,正是这种病让他无从控制自己,谎话张口即来,脸不红心不跳,也让他从不为此自责,更不为此愧疚,这次“表演”完了,下次依然如故。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这种病的附庸和衍生,是它的生动形态和显著特征之一。

直到他与丽萍短暂的戏剧性交往。

起初他俩出入校园成双结对,形影不离,像是一对真正的恋人,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在谈恋爱。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他们翻脸了。从同路人到陌路人,仿佛是一眨眼的事,谁都弄不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丽萍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她像是不认识亚子似的,一眼都不愿多看他,偶尔迎面碰到了,就阴着脸斜着眼恶狠狠地剜他,如同面对一个仇人。倒是亚子开始没完没了地纠缠她,到宿舍去找她,半路拦截她,无一例外地遭遇的都是冷脸和打击。这期间他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爱丽萍与丽萍何干”,他的爱狂热而盲目,像一把危险的熊熊烈火,肆意燃烧着四周。

他终于突发奇想地要去丽萍家跟她的父母好好谈谈,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是他们影响和左右了丽萍,施压和操纵丽萍离开了他,他坚信只要做通了他们的工作,丽萍也就会回到他身边。他兴冲冲地来到丽萍家,敲门进去,站着说了自己是谁,没人搭理他,迎接他的是一通冷酷而坚硬的拳脚,他被打出了门,抱头滚下楼梯,跌跌撞撞地溜了。他仍不死心,继续上门要好好跟丽萍的父母谈谈,一次次地遭到了迎头痛击,一次比一次下手重,他的脸上、额角甚至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殷殷地往外渗着血。他终于被打怕了,嘴里仍喃喃自语“我爱丽萍与丽萍何干”,但声音已经逐渐微弱了下去,就像火苗缓缓熄灭了。

听丽萍说,她身为医生的父亲一眼就看出亚子的精神不正常。

我们恍然大悟。联系到亚子以往的种种表现,他的偏执,他的信口说大话、爱撒谎,等等,我们相信了。

王 琳-《消隐》 纸本设色 139×60cm 2012

记得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份当地报纸复印件给我们看,上面介绍着他读高中时在教室勇斗歹徒,被狠狠地在头顶砸了一板凳的事迹。

也许从那时开始他的脑子就坏了。

也有人说,他是躲在窗外偷窥某老师的妻子换衣服,被某老师发现了,当众痛骂并狠揍了一顿,就成了这样。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都慨叹于一件小事,抑或一个错误、挫折,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一个人,让貌似强大的他(她)沿着现实偶尔出现的裂缝,直线坠落无法回头,最终成为眼前这模样。

好歹挨到了毕业,他却没能如愿分配到某机关,而被分到了某乡镇小学。这对他有流放甚至隐含着惩罚的性质,于他又是一个打击,他愈加一蹶不振了,病情也日益严重了。

隔上一段时间,他便不知道从哪儿给我打电话,带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比如他说他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回来了,即将去某县任副县长了;又比如他说自己到某镇挂职了,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却不戳穿它们,捏着话筒一言不发地听着,待他亢奋而快速地说累了,我默默地挂上电话。我清楚他只是需要一个听众,一个倾诉的对象,他憋在心中的话在高速运转的大脑怂恿下,太需要释放了,其他后果他是不计的。有一年春节,他从厦门给我寄了一张贺卡,上头写着充满激情的话,仿佛是为了证实他曾经说过自己调到了厦门工作。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如此想的,也许他仅为了炫耀。

王 琳-《重复的例外》 纸本水墨 119×47cm x3 2014

一天傍晚,他坐着一辆微型面包车来家里找我,告诉我他要结婚了,邀请我去喝喜酒。

我因家中有事没去成。后来我去看他,见到了他新婚的妻子——一个粗眉大眼的农村姑娘,随后听到了他更多的消息。

他的家境不错,父母亲早早地进城在郭城街上贩布做生意,挣得原始积累后买地盖起了自己的二层门市房,在繁华的闹市还开有旅馆。他人在乡镇小学工作,吃着皇粮,端着铁饭碗。近年提高教师待遇,反复地调整工资,他拿到手的已是一份不菲的收入。

他的妻子家在郭城北部山区,地薄收成低,家中姊妹多。经媒人介绍了解了亚子的家境,他旱涝保收的教师工作,她就点头答应了。当然媒人隐瞒了亚子患病的事实,否则,这桩婚姻也可能成不了。此前亚子的父母亲也托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人,她们不是到处打听知道了亚子的事,就是在与他有限的交往中发现了他的精神不正常,纷纷都不愿意了。

有这种毛病的人,虽然心理残缺,精神分裂,但肉体健全,生理通畅。这就叫亚子像正常人一样,也有性的需求和渴望,或许是由于患病的缘故,他似乎比正常人有更强烈更旺盛的需求和渴望。性这个东西,说小很小,就是一次身体之间的亲密接触;说大很大,等同于一日三餐对一个人的意义。

亚子结婚后他强烈而旺盛的需求和渴望有了去处。他的妻子很快怀孕了。有人见他妻子挺着大肚子上街,好心问他:“你老婆什么时候生呀?”他反问道:“我老婆怀孕你是怎么知道的?”问者啼笑皆非。

亚子犯病了。他妻子如梦初醒。事情至此,她不哭不闹,专心待产,同时攥着亚子的工资,每个月除给他留点香烟钱外,其余都存了起来。

女儿降生了,亚子给她起名叫大雨。郭城人大都重男轻女,拼了命想法子要个男孩,有了女儿的亚子也不例外。他又添了个男孩,叫大雷,逢人便大雷大雷地说个不停。

儿女双全的亚子完成了他的传宗接代任务。他已经不能正常上班,单位照顾他,要他在家休息,工资照发。他一次次地出入精神病院,稍见好转,就回到了家中;看看不行,收拾东西又去住院了。他在家庭和精神病院之间来回奔波,到后来发展成不是住在精神病院,就是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家都难得一待了。

眼睁睁地看着辛苦攒下的钱都交给了医院,一双儿女生活无着,他的妻子彻底绝望了,狠狠心撇下儿女,悄悄地跟人跑了。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大家都说,如果她继续待下去,迟早有一天恐怕连她都得步亚子的后尘疯掉。

她是一走超脱了,可她那一双幼小的儿女呢?

他们稚嫩的童年尚且需要哺育,又怎么扛得起亚子这座大山呢?

亚子似乎真的成了不可避免的累赘,像一座山横亘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掉。是社会先冷漠地拒绝了他,后来妻子又绝望地抛弃了他,然后他就与一双儿女隔着医院相依为命。

谁能给他指明一条通往春天的道路?

在那儿,桃花不再夭折,幸福终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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