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彩銮 付广华 覃丽丹

【摘要】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民族中生活在岭南西部地区的重要一支，因其分布地跨今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与中国壮侗语民族及东南亚侗台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文化灿烂，特色鲜明，因而很早就引起中外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和越南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便开始对骆越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本文通过对百年来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反思与辨正，以进一步充实、拓展和深化其研究。【关键词】骆越文化;壮侗语民族;铜鼓文化【作者】覃彩銮，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付广华，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民族学博士;覃丽丹，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族学硕士。南宁，530028【中图分类号】 K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091-008ONE CENTURY OF THE LUO YUE CULTURAL STUDIES （PART Ⅱ）

Qin Cailuan， Fu Guanghua， Qin LidanAbstract： The Luo Yue group w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thnic Bai Yue （hundred groups of the Yue people） inhabi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of China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territory of their distribution covered across the present China and Vietnam. There are close historical and ethnic original links between Luo Yue and ethnic groups of the Zhuang-Dong linguistic family in China and of the Kam-Tai linguistic family in Southeast Asia. They boasted rich culture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attracted attentions of historia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specially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cholars from very early. Scholars fro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ed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the Luo Yue culture since the 1920s， nearly a century till present. Many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y reviewing， rethinking and 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wrong of the century-old studies on the Luo Yue culture， this paper further substantiates， expands the fields and intensifies the research.Key Words：  Luo Yue culture; ethnic groups of Zhuang-Dong linguistic family; bronze drum culture（接上篇）二、越南学者关于骆越文化的研究今越南是古代骆越分布的重要地区，因而，越南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是骆越问题研究的主体。不仅研究的学者人数众多，投入的力量大，其中既有学者自觉的研究，也有国家研究机构组织开展的研究，而且研究领域广，持续时间长，取得的成果多。需要说明的是，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今越南一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下，在其地设置郡、县或部、府、州等;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越南历代虽然建立了独立政权，但仍然属于中国的“藩属”，一直流行使用汉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越南学者研究骆越历史文化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中国史籍。越南官修的典籍最早成书的时间是13～15世纪，如用汉文编纂的《大越史记》（1272年）、《越史略》（1377年）、《岭南摭怪》（1492年）、《大越史记全书》（1479年）等;而《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则是19世纪才刊印问世。这些官修典籍中关于骆越的记载，也多是转录中国史籍中的记载。20世纪初，越南已有学者对骆越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如1917年，在河内师范学校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陈重金出版了《初学安南史略》，1918年更名为《越南史略》再版，此后连续五次修订再版（1992年由戴可来译成中文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为《越南通史》）。1954年越南（北方）解放后，相继建立了历史、考古、民族、艺术等研究机构，加上各大学从事历史教学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个历史、考古、民族、文学、艺术的研究队伍，包括骆越在内的越南历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越南全国的统一，越南历史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越南当局实行亲苏反华政策，其历史研究被烙了深深的政治印迹，“越南民族英勇抗击北方侵略”“中国侵略论”等贯穿于各类史著中。骆越史研究亦然。

综观越南学界对于骆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骆越起源与分布，骆越建立的初级国家及雄王、越南青铜文化、东山铜鼓研究，越南民族与骆越关系研究等方面。

（一） 骆越起源与分布

关于骆越的起源与分布问题，同样是越南史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陈重金《越南通史》、明铮《越南史略》、陶维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0年）、《越南历史》（上下册，1955）、《越南古代史》（1957年）以及越南教育部《越南历史概要》（1955年）史著中，认为越南历史上来源于中国北方，骆越始祖为“炎帝、神农氏之后”，“炎帝、神农氏之后才有骆越、雄王”。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一观点为许多越南学者所认同。越南学者在论述越南民族祖先骆越的来源时，多引用《大越史记全书》（1479年）外纪卷一中所云：“初，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岭，接得婺仙女，生（泾阳）王……（雄王）建国号文郎国，分国为十五部：曰交趾、曰朱鸢、曰武宁、曰福禄、曰越裳、曰宁海、曰阳泉、曰陆海、曰武定、曰怀欢、曰九真、曰平文、曰新兴、曰九德。以臣属焉。其曰文郎，王所都也。”[1]97-98认为越南境内的骆越先民是由北面（即今中国）的长江、扬子江流域或东南沿海一带迁徙过来的。陶维英在《越南民族的起源》（1950年）中认为，越南北部的骆越属百越的一支，应是福建一带的闽越渔民从海路迁徙而来。这一观点在后来出版的《越南古代史》（1957年）中得到了进一步坚持。不过，在河内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套《越南古史》中，陶维英提出了新的观点：“西瓯是由陆路从北方来到这里的（指越南北方—译者），骆越是从海路来到这里的。这两支不是亲属关系，而是邻居关系。”[2]

关于骆越的分布，包括陶维英、陈重金在内的多数越南学者认为古代骆越集中分布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而分布在今中国广西地区的是西瓯。多数越南学者认为生活在今越南北部地区的是骆越，也有部分瓯越（即西瓯），故时常称为瓯骆。陶维英认为，骆越的祖先是远古时代分布在扬子江流域的越族，聚居在荆州和扬州;迁居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以后，逐渐被中国典籍称为“骆越”。在《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译本）一书中，陶维英提出了上述说法的证据：“《交州外域史》（由《水经注》引）与《广州记》（由《史记》索隐引）中有关交阯的积雒将、雒侯、雒民、雒田的记载，直到越南民族的貉龙君传说，都有助于证明雒越是相当于今日越南北部地区。”[3]129 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认为，瓯越主要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区，骆越则生活在越南北部平原地区。[4]41-42

综上，越南学术界一般认为骆越来源于今中国江南地区的越族，是通过海路迁居至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的，其后才有了“骆越”之称。从分布上看，骆越人绝大多数都居住于今越南北宁以北的红河沿岸和底江沿岸一带。（二）骆越建立的初级国家及其君主研究

关于骆越建立的初级国家“文郎国-瓯雒国”，产生了君主“雄王-安阳王”的问题，是越南史学界重点研究的问题，不仅研究学者多，而且成果也多。在诸多越南历史著作中，如明铮《越南史略》（1958年中译本）、陈重金《越南通史》（1992年中译本）、陶维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5年中译本）、《越南历代疆域》（1973年中译本）、《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译本）以及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1977年中译本）等著作中，都设有专门章节详细论述。

越南学者主要是根据《大越史记全书》《岭南摭怪》等古籍中相关神话传说，认为越南先祖为神农氏第三代孙，叫帝明，他开创了鸿庞氏时代，其子孙先后创立了赤鬼国和文郎国，其地域广阔，由越南北部至洞庭湖，包括中国湖南及两广地区。其中，最有名的是貉龙君的传说：貉龙君娶妪姬，生百子，50子从母归山，50子从父归海。鸿庞氏时代，越南国王先后称泾阳王和雄王，传18世，共计2622年，君王20易，平均每位君王在位150年。学者们以此为据，认为越南历史为上下5000年。

然而，对于骆越建立的初级国家——文郎国及第一代君王——雄王的问题，越南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无论是老一代历史学家（如陈重金、陶维英），还是60后的史学研究者，其共性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抗击北方侵略”的立场上，宣称“文郎国-瓯雒国”是越南历史上建立的早期国家，产生了第一代君主——雄王，从此开始了时刻抗击来自北方（中国）侵略的使命。如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中说：“反抗外来侵略的需要变成了促进文郎社会迅速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雄王时期的越南人刚刚摆脱了密林、池沼、暴风、洪水、野兽等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苦，立刻又要奋起抵抗外来的侵略者。”[4]32-33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势及既定观点，越南学者对秦始皇统一岭南、秦末汉初赵佗统一岭南、建立南越国，以及汉武帝平定南越国，重新统一岭南等行动，统统都视为是对越南“瓯雒国”的侵略。

20世纪60年代以前，越南学者对于骆越问题的研究表现得相对较为客观。如陈重金于1954年出版的《越南史略》及后来修订的《越南通史》中，对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骆越建立的文郎国”和国君“雄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骆越时期建立的“文郎国：貉龙君封其长子为文郎王，称雄王，定都于峰州。……纵观从泾阳王至雄王18世，君王凡20易，而从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计起至癸卯年（公元前258年），共2662年。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君王在位时间约150年。虽系上古时代之人，也难有这么多人如此长寿。观此则足可知道，庞鸿时代之事，不一定是确实可信的”[5]14;又进一步说明：“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在混沌初期，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5]17，一语道破关于文郎国和雄王神话传说的真谛。

陶维英是越南著名历史学家，熟悉中国史籍，对骆越和越南古代史的研究有很深造诣，成果殊多。自1950年以来，陶维英先后出版了《越南民族的起源》《越南古代史》《越南古史》《越南历代疆域》等著作。在《越南古代史》中，陶维英提出：“吴士连是第一个将《庞鸿纪》载入我国历史（《史记全书》）的人。吴士连对庞鸿氏的记载是根据中国载籍中关于交阯与越裳氏的记述，以及后来又依据《岭南摭怪》一书中有关庞鸿氏的传说……而写成的。”[3]34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及徐松石的观点，陶维英认为骆越属百越的一支，骆越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3]128，与鸿庞氏没什么直接关系。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中也认为：“雄王传十八世，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4]36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后，越南史学界加强了骆越史的研究，1968年12月在河内召开的“雄王历史时期研讨会”，把骆越史及雄王研究推向高潮。越南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时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亲自出席会议并致辞称：“研究雄王这段历史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而对其即将取得的成果，无论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高的”[6]，使出席研讨会的学者深受鼓舞。学者们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雒越的起源、越南早期国家的建立、形态、性质、作用及雄王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广泛探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7]。与会学者认为“瓯骆的主体在越南北部” “骆越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骆越在四五千前建立文郞国，其北境至洞庭湖;雄王是越南民族始祖”;“越南同中国一样，是世界文明古国，东南亚文明的中心”等。此次会议后，越南学界掀起了研究骆越历史、文郎国和雄王的热潮。越南社会历史研究所还组织力量，研究和撰写雄王时代历史。1970年，由文新、阮灵、黎文兰、阮董之、黄兴五人组成课题组，分工写出《雄王时代》一书，1976年由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有五大部分：文郎国的疆域、国名和居民;经济状况;手工业;社会和政治体制;文化生活;安阳王的瓯骆国—雄王时代的结束。作者根据14世纪《岭南摭怪》《大越史记全书》等史籍中的记述的神怪故事，勾画出文郎国的疆域：（1）疆域狭小的峰州地区——雄王50个兄弟的居住地。雄王是长子被推崇为王，在此建地国;（2）疆域宽广的文郎国，“北至洞庭湖南至胡孙国（即古代占城国）” ;（3）疆域范围较小的文郎国，即由雄王兄弟分别管辖的15个部合并而成，只包括现在广西的一部分和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北面。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中称：“在青铜器发展的时代，越南的历史进入了雄王时期——文郎国时代。”[4]22又说：“文郎部落的首领在历史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他挺身而出统一了雒越部落，建立起文郎国。他自称皇帝，史称‘雄王。”[4]23“‘雄王是越南建国初期那些首领的总称号。我们祖先首先居住的地主是越南北部。领土不很辽阔，人口也不很多，但却具备了充分的立国条件，具备了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4]23

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吴文富等《雄王与雄王庙会》（1996年）、刘雄章《雄王时代》（2005年）、阮克昌《雄王传说》（2008年）、孟黎《雄王时代：诗歌》（2008年）、文新《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2008年）、阮维形《骆越文明》（2013年）等书。

越南学者否定越南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一管辖的历史事实，把中越关系史描绘成“中国侵略史”，声称“从四五千前建立文郎国—瓯雒国”以后，就遭受北方“中国”强大的封建王朝的侵略;把本来是东汉封建王朝统一管辖下的反抗与征伐（即东汉时交趾征侧、征贰姐妹率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和马援率兵前往镇压的事件）的性质说成是反抗外来侵略，“二征”也被越南誉反抗中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极力回避越南封建统治者多次派兵侵略中国南境的事实，声称：“在整个封建时期一直到今天……从未发生过越南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据史籍记载，仅公元995年到1214年的200多年间，越南前黎朝、李朝和陈朝三代侵略中国宋朝南境就达十二次之多，其中以1075年李朝侵略宋朝钦、廉、邕三州（今广西境内）的规模最大，杀害十多万中国军民（绝大部分是和平居民），掠夺了七八万妇女和儿童。[8]一些学者还把越南出土骆越时期铜鼓的年代前推比中国出土铜鼓的年代早，进而断言越南是铜鼓的发源地，提出中国滇桂川等地的铜鼓是由越南传入等武断之论。在越南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大肆渲染中国对越南的侵略，极力颂扬越南抗击“中国侵略”的“光荣历史”和“英雄气概”。

（三）越南青铜文化、东山铜鼓研究东山文化1932 年，R·海涅·革尔登 （R Heine Geldern） 在《远东印度支那地区金属鼓的来历及意义》 一书中首先提出并提议以“东山文化”来称呼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东南亚全部青铜时代文化。和铜鼓是越南境内骆越时期青铜文化繁荣发展的代表。其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而且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堪称是骆越灿烂文化的重要标志，其中的东山型铜鼓则是越南青铜文化的精粹。因而，东山文化和铜鼓一直是越南历史学、特别是考古学界着力研究的重要对象。

自20世纪20年代东山遗址被发现并进行发掘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越南以及国外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界便开始对东山文化进行研究。随着东山文化类型的遗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出土遗物及铜鼓的不断增多，研究也随之深入，特别是越南历史、考古学界，不断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不仅刊发了一系列论文（集）和发掘报告，而且还出版了许多专著。如陈文甲《铜鼓与越南的奴隶占有制》（1956年），陶维英《东山文化与骆越文化》（1957年）、《骆越铜器与铜鼓文化》，黎文兰《关于古代铜鼓起源的探讨》（1962年），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址》（1963年），黄春征、褚文晋《东山文化的内容、类型和年代》（1969年），阮文煊、黄荣《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1975年），范明玄、阮文煊、邓生《东山铜鼓》（1987年），范明玄、阮文好、赖文德《越南的东山铜鼓》（1990年），黄春征《越南东山文化》（1994年），范明玄《东山文化：同一性与多样性》（1996年），赖文到《古螺城遗址出土的东山文化青铜器》（2006 年）等。在越南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通史中，如陈重金《越南通史》、陶维英《越南古代史》、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等，也都设有专门章节对东山文化、铜鼓文化及铜鼓进行论述。

学者们对东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种类、形制、纹饰、风格特征及起源、族属以及对东南亚以至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基本观点是：东山青铜文化是越南祖先骆越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对北部（中国）的滇、桂、川地区青铜文化产生影响。东山铜鼓是越南民族祖先最早发明铸造的，而后从越南传播到北方的滇地（云南）、桂地（广西）、蜀地（四川），向南传播到马来、椰岛（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越南祖先骆越创造“红河—湄公河”文明;越南与中国一样，都是世界文明古国。

（四）越南民族与骆越关系研究

关于越南民族与骆越的关系，一直是越南历史和民族学界重点研究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研究，70年代达到高潮，其中不仅有广大学者的研究和发表的文章，而且还有由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机构组织开展的研究。其成果和基本观点集中体现在几部重要的越南通史中，如前述的明铮《越南史略》（1958年中译本），陈重金《越南通史》（1992年中译本），陶维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5年中译本）、《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译本）以及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1971年）中，其基本观点是骆越或瓯雒是今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与中国的壮族及壮侗语诸民族无关。综观目前越南学者关于骆越文化的研究情况，有几个重要的基本历史事实需要辨正：

1关于骆越的分布问题，中国和越南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中国学者根据史书较为明确的记载，认为骆越属中国南方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的重要一支，分布于今广西红水河流域以西至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南至今广西郁江流域、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地理上相连成片;今广西柳江与浔江流域，为骆越与西瓯交错区域;东北部和东南部为西瓯分布地。越南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陈重金、陶维英等，大体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则认为骆越分布在今越南北部地区，并且有西瓯人南迁至越南北部山区，故统称之为瓯雒。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越南学者所勾画或构建的骆越时期建立的“独立国家”（也有说是“首个国家形式出现萌芽”）：文郎国（前2897—前258）→瓯雒国（前258—208），开国国君：雄王→安阳王，而且把建国年代的上下限及历代国君的在位时间勾画得如同信史，其主要是依据成书于14世纪后的《岭南摭怪》《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等越南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如《金龟传》《鸿庞氏》《泾阳王》《貉龙君》《安阳王》等）来推定。按照历史学的常识，作为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应以翔实的文献史料和明确的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并对之进行客观、科学、严谨的考证，以揭示历史的真实。因而，在历史研究中，神话传说只能作为间接的旁证资料，起到辅助印证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作用，而不是相反，仅仅依据神话传说来认定民族历史，只能是一种推断，而仅仅依靠推断是不能成为信史的。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也是研究者应有的科学、严谨态度与学术精神。因此，对于越南一些学者所构建的文郎国、瓯雒国以及国君，老一代著名史学家陈重金早就提出质疑，认为是无稽之论，认为“雄王共十八世系平均不可能活到150岁”[5]14。就连代表越南官方观点的《越南历史》一书中也承认：《越史略》中的记载“雄王传十八代世，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4]36尽管如此，越南学界依然津津乐道，并以如此悠久的建国历史而自豪。撇开政治因素，就历史研究的方法、原则和学术精神而言，仅仅以后世的神话传说便认定文郎国、瓯雒国及雄王的真实存在，本身就不科学、不严谨、不可信。

3 关于越南学者所称的“文郎国→瓯雒国”的国家形态与性质问题。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和国家形态、性质的研究，提出了新理论和新的分期法，如苏秉琦先生根据中国考古学及文献资料的研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分期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分期法。他提出的“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涌现出来。像辽西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前，有祭坊、女神，积石冢和成批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已是古国的形态，即是原始国家形态。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行列。古国时代之后是方国时代，大约距今四千年。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南北早期方国典型例子。方国之后才是帝国。[9]131-197壮族学者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认为，方国的出现有如下标志：（1）人口增多，社会分工明显，有稳定的聚落群;（2）大型墓地出现，有贫富分化的埋葬制度;（3） 开始铸造青铜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青铜文化;（4） 有象征王权身份、地位的文物出土，如铜鼓和各种青铜礼器;（5） 有复杂的宗教祭祀仪式;（6） 有远程文化交往。[10]比照以上的划分标准，文郎国（前2897—前258）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晚期，越南学者根据神话传说推定的文郎国建立时间为公元前2897年，距今约5000年，此时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还在制作和使用石制工具，由此可以判定，即使当时出现“国”（文郎国早期），实属古国性质，距离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帝国）尚远。到了“文郎”后期至“瓯雒国”（前258—208）时期，距今约2200多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此时出现了青铜器，而且数量众多，器型多样，纹饰精美，工艺精湛;出现了城池（螺城），其国性质当为方国，相当于中国商、周或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方国类型，绝非越南学者想象的“国家”（帝国）。无论是古国还是方国，都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向部落、再向部落联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在骆越及其先民分布地区，古国或方国林立，后来，随着部落兼并战争的加剧，一些弱小部落被较为强大的部落兼并后，形成势力日趋强大、范围也日趋扩大的部落，古国或方国便应运而生。因而，当时在同一区域的族群内，相互间的战争或兼并、以强并弱乃正常现象，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侵略或反抗侵略的问题。因此，越南历史上的所谓的“文郎国”“瓯雒国”，即使出现过，也是在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方国性质，况且终究还是一种推测，尚缺乏直接证据。即使如此，作为追溯一个国家的历史，构建其历史发展序列，倒还可以理解。若是以神话传说当作信史，并以此来编造或确立所谓“独立国家”的悠远历史，并且借此作为攻击或诬蔑“中国侵略”的历史依据，那就需要认真考究和辨正了。

4关于秦始皇派兵南征与“秦瓯之战”的地点问题。根据中国史籍《史记》《淮南子》等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发起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当秦军一路军翻越越城岭，进入西瓯聚居区（今广西兴安县境）时，即遭到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初时，面对秦军的凌厉攻击，西瓯首领译吁宋战殁，其部族退入山林，重新集结，推选首领，化整为零，采用游击战术，四处袭击秦军，使之损失惨重，其统帅屠睢也被击毙，使秦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只好固守待援。由于秦军进攻受阻，秦始皇急令史禄主持开凿灵渠工程，以打通珠江与长江的水路交通。灵渠修通后，秦军援兵和战争物资便可通过灵渠，源源不断运抵前线。得到兵员和物资补充的秦军重新组织进攻，很快就击败西瓯的抵抗，然后长驱直入，很快就抵达珠江三角洲的今广州，完成了统一岭南大业。也就是说，秦瓯之战是在灵渠南面附近进行，即今广西兴安县北境，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对此，中国许多学者已作了考证和认定，并且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没有资料证明，秦军曾深入今越南境内骆越地，在今越南境内也未曾发生过秦军与骆越的战争。秦军占领今广州一带后，便标志着统一岭南之战的完成。秦始皇在今越南设置的象郡，只是象征性的宣示主权羁縻而已，其势力并未深入其地。然而，代表越南官方观点的《越南历史》（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一书中，却把这场“秦瓯之战”移至今越南境内，而且含糊其辞地说：“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郡（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民族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4]49“一支庞大的秦朝侵略军被打败和后来赵佗多次侵犯都被我国人民击退，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我国人民具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同时也说明我国人民已经掌握了抵抗外寇的本领。”[4]51按照该书的表述或逻辑关系，似是在说明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之后，秦军继而深入瓯雒地区，并与瓯雒人作战。这场本是发生在今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境内的秦瓯之战，被越南学者们移到千里之外的今越南北部，以此来彰显越南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显而易见，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5关于骆越是越南民族直接祖先问题。在越南学者出版的诸通史中，都声称骆越是今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众所周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会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但古代民族并不等同于现代民族，古代民族发展成现代民族，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分化、重组、交融的复杂过程。这是现代民族形成的基本规律，也是民族学的基本常识。

此外，越南学者所论的以东山文化为代表的越南青铜文化和铜鼓文化的起源、传播问题，认为越南是铜鼓的起源地，而后北传至中国云南、广西、四川，向南传播到马来、椰岛（印度尼西亚）。对于这些观点，中国学者已用大量实证资料与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述和辨正，兹不赘述。三、德国、法国、日本学者关于骆越文化的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在越南发现东山遗址并进行发掘以来，特别是越南发现的东山型铜鼓及其它青铜器，引起了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学者的关注。20世纪之初，西方学者就开始对骆越文化的研究，其中以骆越时期的东山文化、青铜器，特别是东山铜鼓的研究者及成果居多。

法国学者沙畹、鄂卢梭等依据中国古籍资料，对骆越和越南民族起源问题进行研究。沙畹认为，越南民族起源于中国浙江省中北部的越国。鄂卢梭在《安南民族之起源》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沙碗的观点，认为“广西南部和越南中北部的部落，最古的名称，在周时名骆越，在秦时名西瓯，一名西瓯骆，或名瓯骆。可以说，他们代表公元3世纪安南封建部落的全部，分布在广西的南部到越南的广南。安南人起源于百越或雒民。这些越人是从浙江、福建迁徙到广西南端、广东西南境和越南中北部，是越族中的西瓯，或骆民，也就是安南人的祖先。……如此看来，我敢断言今日的安南人，直接系出纪元前333年灭亡的越国之遗民。而其祖先在纪元前六世纪时，立国于今日浙水流域之浙江省。”[11]117

日本学者对骆越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如松本信广《越人考》（1943年）、山本达郞《安南史研究》、河源正博《秦始皇对岭南的经略》（1954年）、藤源利一郞《安阳王与西呕—越南古代史小考》（1967年）等，主要也是依据中国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其观点与法国学者大同小异。

关于越南东山文化和东山铜鼓的研究，时间早且成果突出者，首推德国籍学者弗朗西·黑格尔（Franz Heger）。他于1902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上、下册）。黑格尔运用丰富的器物学的知识，把当时所见的165面铜鼓，按照形制、花纹的不同，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和三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范围、铸造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他对铜鼓实体的测量，花纹图案的传拓和临摹，金属成分的测定，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该书成了二十世纪铜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影响极大。此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研究铜鼓都是遵循他的观点，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加以充实和阐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属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博物学院成了世界研究铜鼓的重要基地，学者们对亚洲远东出土的各类铜鼓做了大量研究。1918年，法国学者巴门特（H Parmentier）在河内《远东博物学院集刊》发表了《古代青铜鼓》，在黑格尔著作收录的铜鼓之外，新增加了23面铜鼓，进一步充实了黑格尔关于铜鼓的研究。30年代初期前后，法国学者戈鷺波（V Goloubew）发表了《北圻和北中圻的铜器时代》和《金属鼓的起源和传播等论文》，根据越南东山遗址同时出土的汉代遗物，确定东山铜鼓的年代为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并对铜鼓的铸造工艺的来源做了新的解释。1932年，研究东南亚石器时代的著名的澳大利亚学者海涅-戈尔登（Rodert Heien-Geldern）发表了《后印度最古金属鼓的来历和意义》，介绍法国学者戈鷺波关于越南北部的青铜器时代的论文并加以评论。在巴门特《一些新铜鼓》（1932年）、高本汗《早期东山文化的时代》（B Karlgren， 1942年）、盖勒尔（U Gueler）《关于金属鼓的研究》（1944年）、莱维（Paul Levy）《第1类型铜鼓鼓式的起源》（1948年）等专著中，学者们发表不少研究越南东山铜鼓的文章。虽然西方学者对铜鼓研究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对铜鼓的起因、功能等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解释。[12]结语综观以往国内外学界对于骆越文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及其成果，目前尚未有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揭示骆越文化的成果;二是中国和越南学者主要是对本国境内骆越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骆越历史文化及其研究的不完整性;三是应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维度，对古骆越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对骆越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揭示;四是中国学者缺乏对越南学界编造骆越时期建立的“文郎国、瓯雒国”“雄王”及“中国侵略论”等进行系统的批驳或辨正;五是尚缺乏对骆越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深入发掘，缺乏对骆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对策性研究。所有这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强和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1]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M]陈荆和，编校东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刊行委员会，1984

[2]范宏贵关于越南民族起源问题的论争[J]印支研究，1982（3）

[3]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刘统文，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陈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杨立冰评越南史学界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J]学术论坛，1983（2）

[7]范辉通，等雄王立国[C]//越南研究会议论文集（越文）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

[8]杨立冰评越南史学界歪曲中越关系史的几个谬论[J]印度支那，1985（1）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11]鄂卢梭安南民族之起源[G]//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

[12]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J]民族研究，2000（1）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