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康隆 刘明珠

【摘要】世代生息于云贵高原东南缘地区的民族众多，这些民族通过世代积累形成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包括低山丘陵带的立体河网稻田建构、“稻鱼鸭”共生复合种养以及森林抚育的林粮间作等。这些传统生计方式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都能够做到高度适应。只需确保这些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传承、利用、有序推广和提升，就可以发挥对该地区水资源的维护功能，对江河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云贵高原东南缘;立体河网稻田;稻鱼鸭复合生计;林粮间作

【作者】罗康隆，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博士、教授;刘明珠，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硕士。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5-05：Q98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051-008

A RESEARCH TO THE MAINTENANCE OF WATER

RESOURCE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Luo Kanglong，Liu Mingzhu

Abstract： Many ethnic groups inhabi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for generations have accumulated their unique modes of livelihood，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addy fields along net of rivers， comprehensive livelihood of rice-growing， fish-farming and duck-feeding as well as food crop planting in forest etcThese traditional modes of livelihood are highly adaptable to the natural and ecological system where they exist. If only these traditional modes of livelihood are guaranteed to inherit， use， spread and improve，then they can play the maintenance function of water resource in the said region It will affe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ownstream region directly

Key Words：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spatial paddy fields along net of rivers;comprehensive livelihood of rice-growing，fish-farming and duck-feeding;food crop planting in forest

引言

地球表面的72%被水覆盖，但是淡水资源仅占所有水资源的075%，有近70%的淡水固定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层中，其余多为土壤水分或深层地下水，不能被人类利用。地球上只有不到1%的淡水或约0007%的水可被人类直接利用，而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1/4。按年度人均水资源占有水平排序，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121位，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6%;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国90%的城市地表水和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亿多农民饮用水质量不达标。水资源的极度匮乏是我国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

生态问题，尤其是水资源问题，固然与技术、工程、政策、资金相关，但其根源在于文化，在于如何认识、处理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丰富多彩，不同民族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创造了多样的文化，它一方面在满足各民族自身需要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冲击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使民族生境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定程度的偏离;另一方面又控制着这种偏离，使之不至于毁灭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1]不同的文化区生态系统各异，寄生于此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的文化与其所在生态环境间的关系发人深省。只要稳定和扩大该区域的水资源储养能力，我国水资源匮乏的现状就可以得到缓解。本文以我国云贵高原东南缘水资源的维护为例加以分析。

一、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带的地理环境与水资源特征

从地理概念而言，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主要包括贵州的黔东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东南部、铜仁地区东部，广西柳州西北部、桂林西北角以及湖南西南部。立足于我国水资源的整体维护功能而言，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沅江和都柳江流域，可以定位为湿热郁馏稳流带。这一地带需要发挥的关键功能，正在于“稳流”。其依据在于，这一地带直接面对长江和珠江中游平原，背靠广阔的云贵高原台面。高原台面的河川径流，在穿过这一区段时，由于地表的相对高度反差巨大，流出的速度极快，液态水资源难以在这一区段滞留，以至于丰水季节会给中游地带造成洪涝压力，而枯水季节又会造成江河水资源补给的匮乏。要想大幅度提升我国水资源的总体储养能力，这一区段需要发挥的功能正在于稳定过境河川的水量，因而将这一区段称为“稳流带”。

如何提高这一区段的稳流功能，需要综合考虑气象特点、生态属性和民族文化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这儿的气象特征在于，年均降雨量大，而年均蒸发量与降雨量大致相等。雨季时节，降雨量大于蒸发量，而干旱季节，蒸发量大大超过降雨量，因此可以将这样的气象特征归结为“湿”。而这儿的气温常年偏高，年平均气温都在15～20℃之间，无霜期通常都要超过300天，植物可以全年正常生长，因而这儿的第二个气象特征正在于“热”。“湿”和“热”并存对江河下游的水源补给的稳定不利。当地生态系统的类型主要是常绿和落叶混交林，在高海拔区段有带状的针叶和阔叶混交林存在，也有小片的疏树草坡分布，低洼区段则由小片的湿地生态系统零星分布。这一类型的山地丛林，层次多，郁蔽度极高，物种多样化水平也极高，因而其生态特性可以归结为“郁”。丛林内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上空，相对湿度通常处于饱和状态，水蒸气冷凝为液态水的再生能力很强，对水资源补给的作用正像蒸馏一样，可以通过植物的枝叶富集露水和雾滴，有效地增加液态水资源的补养，这样的功能可以比喻为“馏”。[2]加上丛林底部的腐殖质层深厚，底层耐阴、耐湿的植物生物总量巨大，既有利于水资源的再生，又有利于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和储养，即当地的各生态系统的类型对水资源的储养、再生和净化可以发挥多重的正面功能。

世代生息于这一地区的民族众多，除了汉族外，还有土家族、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这些民族通过世代的积累，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都能够做到高度适应，他们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都会对所处的生态系统和地貌做到能动的再造，从而可以明显地影响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储养、再生和净化，对该地区“稳流”功能的发挥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地表的大气湿度和温度，既可以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又有助于加大水资源的再生，能对这一地区稳定的发挥提供间接作用。总而言之，民族文化、气候特点、生态系统三者之中，民族文化处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只需引导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就可以坐收提高这一地区河床“稳流”能力的实效。立足于这一思路，建议相关政府部门，有计划发掘利用和民族传统的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在与现代科技接轨的同时，优化生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江河下游水量补给的稳定。

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两大水系的流域范围，其中的沅江流域属于长江水系，而都柳江流域则属于珠江水系。沅江流域的特异性在于，支流众多，各支流的中上游呈扇形分布，切割进云贵高原台面，因而造成流程长，流域面极广。但各支流的中游，河谷深切，河岸陡峭，重力和流水复合侵蚀潜在风险很大，水量大，而流速很极快，水位不稳定等一系列自然特点。[3]2-5主要支流有酉水、锦江、舞阳河、清水江、渠水等。而都柳江的中上游，干流及主要主流均发源于月亮山山系。其各支流大多从高原台面倾流而下，流速极快，但所过地区森林茂密，保水固土能力较强，因而土壤侵蚀模量很低，但支流几乎无法通航，干流水位也不稳定。要提高都柳江流域的水资源供给稳定功能，必须从中上游的生态维护做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推动当地各族居民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并存，需要人为提升平缓坝区的液态水分洪能力。整个湿热郁馏稳流带的分布范围包括湖南省的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贵州省的黔东南自治州和铜仁地区，广西区的柳州和桂林两个地区。这一区段的水资源维护功能包括稳步提升坡面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和储养能量，提升坝区的对液态水的滞留总量，提高植被的覆盖层次和覆盖的密度，加速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以此确保雨季时节的下泄水量有所控制，尽力提高旱季时节的补水能力，为稳定和拉平长江和珠江中下游的水量和水位季节性波动做出贡献。

这一地区处于风雨带，年均降雨量在1200mm～1500mm之间，年平均温度在12～20℃之间，整体无霜期不低于300天，个别区段完全没有冬天，但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江河的产流量也随着雨季和旱季而呈现大幅波动，拉平波动的依赖力量是生态环境的优化和稳定。大致而言，生态系统的郁蔽度越高越好，生态系统的结构层次越丰富越好，物种多样性水平也需要尽可能提高。这样的山地丛林生态系统既可以提高大气降水的截留能力，又可以提高对液态水的储养能力，同时还能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和提高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但是过分成熟的山地丛林，其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和流动会随之而减缓，物种构成也会相应降低，因而社会力量的适度干预对稳定江河干流的水量反而有利，完全禁止利用反而对水资源的稳定不利。考虑到这一地区土层厚薄差异很大，酉水流域属于喀斯特地带，土层薄，地下溶洞多，对地表水资源的储养极为不利，提高水资源储养的难度又很大。[4]借助民族文化推动生态恢复任务很重，而难度又偏大。舞阳河、清水江和渠水，所处地区土层较为深厚，但土壤致密，水资源涵养能力很难提高，生态系统的优化对水资源的涵养能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稳定下游水量所能做的贡献最大。都柳江、清水江和渠水流域，河床滩涂都处在山区坝子中，人为改变地表水的分布难度不大，并与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相合拍。有意识地推动鱼塘、稻田联网和坡面梯田的开垦能有效地提高地表水的储集能力，可以对稳定江河干流水量的稳定发挥明显的作用。

总之，大气降水人力无法控制，但社会力量却可以在推动生态系统快速演替，提高碳汇做出明显的贡献，并发挥稳定水资源补给的机制作用，因而这一区段是确保我国江河下游水资源结构优化的关键区段。

在这一片区内，百越民族的传统农耕体制对江河下游水资源的供给具有独特的意义。百越民族的传统农耕可以归结为低山丘陵带的立体河网稻田建构、“稻鱼鸭”共生复合种养以及森林抚育的林粮间作，都对江河下游的水资源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5]120-136只需确保百越民族传统农耕体制的传承、利用和有序推广，该区域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稳流功能，拉平我国江河下游的水资源的波动，确保下游的水量和水位的平衡。

二、低山丘陵带的立体河网稻田对水资源的储养价值

精耕细作的稻田种植业，由于要受到水稻生物属性的制约，农田建构都需要尽可能保持地表平坦，以利于储水和保水，使稻田保持湿润沼泽状况。为了确保稻田水的稳定，稻田的田块不能过大，而且需要修筑田坎，以便稳定水位。水稻这一生物属性的制约，建构连片的稻田最理想的环境莫过于江河下游的河网平原。等到水利工程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后，便转而大弧度围湖造田，或者通过江河改道去建构农田。由于江河下游平原的范围有限，这样建构的农田虽说可以获得稳产和高产，但这些稻田都得仰仗水资源的稳定才能收益，这些稻田本身并不具备稳定江河水位和水量的作用，因而一旦中上游水资源的补给失控，这些稻田的经营成本都会提升，甚至酿成重大的灾害，但百越民族尤其是侗族虽然也种植水稻，而他们的稻田建构在功能上却与此相反。这些稻田由于是建构在低山丘陵的坡面上的梯田，而且这些梯田又是靠拉平和扩大丘陵坡面开作而成，并有明渠和暗渠供水渠道相连，或者是用涧槽和筒车灌溉，并有鱼塘与稻田相连，这就使得立体高山梯田在储水的功能上与平原河网稻田相比，呈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其一，这样的高山稻田在水资源上都属于自养型的稻田，不能仰仗其他产流区供水，只能依仗自身的产流量供水。

其二，这些稻田的水源补给都由社会力量去掌控，大气降水量的波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建构时的投工量随大，但是其供水量和稳定量，以及抗风险性能反而比河网的水利设施好。

其三，这些稻田可以做到终年积水，连片稻田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为可观的水资源截留和储养能力，当然也具有拉平大气降水波动，稳定下游水量的作用。

其四，这些立体稻田所处的海拔，比河网稻田高，因而立足于供水的稳定而言，它们都是服务性的水里设施，可以支持下游江河水位的稳定，但却不需要其他水利设施为它们提供服务。

总之，侗族传统的农田建构本身就是一批经济运行与供水服务兼容的、供水稳定的设施，它是这一区域发挥水资源补给功能的依赖性设施，目前我国江河下游水资源供给的紧张与此类稻田面积的萎缩，经营受阻有关。只要扩大这样的高山梯田，就能明显地改善我国江河下游水资源的稳定，并且能有效地提高供水总量。

根据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林区稻田的实测结果，这些种植传统糯稻品种的稻田，由于要实施稻田养鱼，稻田正常蓄水不低于20到25厘米，暴雨季节最大的储洪深度可以达到50厘米，以不至于影响水稻的生产。[6]此外，为了保持稻鱼共生，上述各少数民族还需要配置深水鱼塘围堰，或实施河道分流，以便引水灌溉高海拔梯田，这些传统的人为生态改性，其实质在于在高海拔的山区人为建构湿地生态系统，以利于传统生计方式的稳定延续。[7]

以上述实测数据为依据，经过换算，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中国的珠江流域，至今尚有2300多万山区农村人口，与此同时，还有1900万汉族农村人口，以我国山区农民人均耕地2～3亩换算，目前实际的稻田耕作面积约6000万亩。这6000万亩稻田若种植传统高杆糯稻，其暴雨季节的储洪能力将高达200亿立方米。其有效储洪能力，接近于另修一个长江三峡水库（三峡水库总库容量393亿m3，但实际不足

2/3）。枯水季节，这些稻田还留有2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备，可以持续补给珠江下游的淡水资源补给。此外，长江支流的沅江和澧水，流域范围涉及重庆、湖南、湖北、贵州四省市，稻田耕作面积也达到4000万亩，恢复传统糯稻种植后，其洪水季节的错峰，枯水季节的淡水补给也可达到长江三峡水库有效库容的75%。[6]

三、“稻鱼鸭”共生种养体系对区域水资源的储养价值

侗族农耕体制，这种传统的稻作体制可以概括为“稻鱼鸭”共生种养体制。这一耕作体制对我国水资源的平衡也能发挥积极明显的功效，原因在于执行这一农耕体制的民族，不管侗族、苗族、毛南族、仫佬族，还是水族，他们所种植的水稻品种都是传统的糯稻品种。这样的糯稻品种，由于要适应于光照不足、多阴天、雾天的生态环境，因而都具有秆高、秆硬、耐低温、耐寒冷的生物品性。[8]产量虽然不高，但却能在不利于一般水稻种植的背景下能够正常种植，并能获得稳定的产量。所产出的稻米，米质优异，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因为它们都不怕水淹，因而种植这些品种的水稻可以实施深水灌溉，稻田储水即使深达半米，水稻的正常生长也不会受到影响，即令是在海拔较高的坡面种植，只要截留一次暴雨的水量，就能够确保全年稳产。最终会使得种植此类水稻的稻田，在洪涝季节每亩可以截留350吨以上的水量，并持续稳定5天的高水位储水，从而使这些稻田获得极为明显的错峰功能。在暴雨时节将洪水截留在坡面梯田中，而不会进入江河干流，能极大地削弱江河干流的洪峰，缓解了对江河下游的洪涝威胁。等到干旱季节，稻田中所储集的水资源又能通过地面水道，或者以地下水的方式向江河干流缓释，从而能够提高中下游平原的抗旱能力。

如果不种植这样的水稻，不执行这样的农耕体制，即使建构了高山梯田，如果水稻品种不耐水淹，也无法发挥截留储洪功能，也不能发挥抗旱功能。只有这样的水稻品种与高山梯田匹配，侗族的传统农耕体制才能显示其稳定江河下游水位和水量的特殊功能，因而要缓解我国水资源的匮乏，即令这些水稻品种的产量低，也有广大的价值值得推广种植。规划合理的种植面积时，必须以此类水稻品种的水资源维护功能放到决策的第一位去考虑，以便让这种农耕体制去发挥它的生态公益服务作用，而不必苛求其产量。只要这种维护功能得到发挥，由此而导致的经济效益下降完全可以在江河下游的经济增长中得到补偿，不过，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强调需要对这种生态公益服务给以合理的报偿，才能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也才能真正地发挥稳定我国江河水量和水位稳定的作用。

这种高杆糯稻不仅耐水淹，而且分裂能力极强，每株水稻的有效分裂数高达5～10株，因而在其生长旺季，也就是盛夏季节整个稻田被水稻全部郁蔽，阳光不可能直接照射到水面，并因此而导致如下三个方面的水资源维护功效：其一，稻田储集的水不会因太阳的直射和高温，在未经利用的状况下而无效蒸发掉。其二，由于水稻的高度郁蔽，从而使得水稻郁蔽的稻田表面大气和水稻上方的大气相对湿度出现明显的反差，水稻郁蔽下的大气相对湿度趋近于100%。而水稻上方的气温则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改变其相对湿度，白天的湿度可以低于50%，晚上则会呈现为饱和状态，并因此而造成大气中的水蒸气在稻叶表面凝结为露珠，并以液态水的方式回落到稻田之中，由此而造成的水资源循环还能够在一定限度内提高大气水平降水的能力，使水资源在非大气降水的状况下而得以再生，[9]能有效地增加江河干流的总水量。其三，这些水稻的生长季极长，从立夏开始插秧，要到冬至前夕才最终收割完毕，而且水稻仅是收割稻穗，秆蒿要留在田中。更特异的是，有的糯稻品种稻谷成熟后也不会枯黄，不仅能够为牲畜在冬季提供青绿饲料，更关键的还在于这些水稻一经插秧后就可以确保稻田表面持续郁蔽180天以上。也就是说，在半年的时间内可以发挥抑制蒸发，提升水资源再生的功能。[10]

在稻田中放养鱼、鸭，不仅是一项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传统种养体制，同时对水资源的维护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原因在于，在稻田储集深水后，有机物的降解速度会受到抑制，这不仅会影响到水稻生长所需肥料的供给，还会导致水质的恶化。而有了鱼、鸭伴生，凭借这些动物的活动，可以增加稻田所储集的水资源的含氧量，激活微生物的生长，加速有机物的降解，从而起到优化水质的作用。此外，鱼、鸭撞击稻秆还会使稻叶表面凝结的露滴回落田中，提高稻田水资源再生能力，因此不仅需要从经济效益的视角探讨“稻鱼鸭”共生的价值，还需要进而探讨其水资源截留、维护和再生的功能，为推广这一有价值的农耕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四、林粮间作对区域水资源的储养价值

林粮间作是这一地区带有普遍性的林业经营体制，典型的代表是侗族的用材林林粮间作体制。此外，还有侗族、土家族、苗族、水族、毛南族和壮族执行的经济林林粮间作体制。长期以来，习惯性的观点总是认为水源涵养林应当专门发挥水资源储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而不应当允许使用，并认为只有谢绝一切形式的使用，单位面积的截留和储养水资源的能力才能得到稳定和提高。但仔细观察分析，并实测了侗族的用材林林粮间作体制后发现，在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当地的单位面积的水资源截留、储养和缓释功能反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效果肯定优于完全拒绝使用的天然林。这一结论有助于修订此前的生态建设规划思路，即在云高贵高原东南沿的稳流带内，应当推广侗族的用材林林粮间作体制，除了特殊的物种需要保护之外，不必强制规定建构和维持天然林，其水资源的维护功能反而可以得到明显地提升。[11]侗族用材林的林粮间作体制的基本操作特点有四：

其一，主种树种为杉树，以及楠木、樟树等珍稀树种，不仅是因为这些树种单位面积的年均积材量高，或者是木材特别珍贵，而且还因为这些植物的落叶不容易腐烂，可以在林地底部积累较厚的枯枝落叶层，这样的枯枝落叶层具有更高的水资源截留和涵养能力。其对水资源的截留量超过同等厚度的土壤，而且其缓释效能也比同样厚度的土壤高。

其二，这一地带的土壤较为致密，透气、透水性能较差，水资源的涵养能力也就较差，以至于高大乔木的根入地深度都有限，如果仅种植用材树，不在森林郁蔽前实施旱地农作物的间种，土壤会自然板结，地表积水很难渗入到土壤中，大多数是以地表径流的方式进入江河干流。如果在郁蔽前实施了旱地农耕，那么不仅表土可以被人为翻动，农作物的根系也能渗入到土层的深处。等到农作物枯死后，会在土壤中形成纵横交错的孔道，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壤的透气、透水性能，因而也能增加水资源的涵养能力。调查表明，实施林间的林粮间作能够提高林地土壤10%以上的水资源涵养能力，也能提高土壤对水资源的缓释功能。

其三，林粮间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所有的用材林林地除了主种树种外，还必须套种15%的当地其他乔木树种。这不仅是出于维护生物物种多样性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水资源储养能力的必要举措。其理由在于，由于配置了大量的其他树种，同时对自然长出的植物也不清除，因而侗族所经营的林区不仅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水平高，同时还能养活各式各样的动物，动物物种的多样化水平也很高，致使单位面积内这种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比纯天然林的生物多样性水平还要高。大量动物的存在，不仅可以极大地防止杉树病虫害的发生，而且还能从如下三个方面提高林区的水资源截留和储养功能。一方面，这些动物的存在都要在林区的地下挖掘各种大大小小的孔道栖身，蚯蚓等各类地栖昆虫，以及啮齿类动物都能发挥这样的功能。其结果就直接导致土层中的隧道、孔洞纵横交错，使这些孔道成为水资源向土层深处渗透的通道，并大大提高土层对水资源的储养和缓释能力。另一方面，众多动物物种的存在，在它们的觅食和迁徙的过程中，可以将各不相同的植物物种带入林区，进一步提高森林底部的植物物种多样性。[12]其三，多样化植物物种在林下生长，可以有效地使得地表变得粗糙，既能够抵御地表径流对表土的冲刷，又能延长水资源往土层下渗的时间，从而提高了土壤和落叶层的含水量，从总体上提升单位面积上的水资源涵养能力。

其四，这些动物的存在和繁殖会将树冠截留的大气降水或者是露水均匀、延缓的回落到地表，从而提升水资源的储养能力。总之，在这样的林业体制中，按照仿生的手段去经营用材林，有意识地提升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不仅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发挥水资源的截留和稳定功能。

在这样的林业经营体制中，成熟的木材一般不实施主伐

主伐是森林采伐的一种森林作业类型，是对成熟林进行的采伐作业，其目的主要是获取和利用木材，与其他采伐作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伐是在成熟林中进行。，

而是以间伐

间伐是指在一定的森林面积上分次砍伐全部的林木。一般在一个龄级期内进行2～4次采伐，并借助于上方母树的天然下种，实现迹地更新。四次式间伐被认为是一种典范的间伐，最能保证天然更新，间伐适用于天然更新容易、土层浅薄的成、过熟单层林。

带抚育，因而木材的采伐不必修建林区的简易公路，而是通过修滑道、架箱等手段运输木材，因而不会因为修筑简易公路而破坏地表的结构，降低水资源的截留和储养能力。与此同时，有规律的间伐还可以不断地改变林相结构，改善林间的通光、通气状况，有利于多种生物的相互依存、相互竞争，造成林区物种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这也有助于对大气降水的截留和储养，同时还能抑制林区水分的无效蒸发。

各民族经济林经营对水资源维护的贡献，在实施退耕还林的过程中，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一旦退耕还林成功，不管形成什么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都应道谢绝一切形式的利用，让它们发育成天然林，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生态效益，当然也包括水资源的维护功效。但经过实际调查后发现，这样的观念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即令是天然林，其生态维护功效也会因类型的不同而大小有变。如果形成的森林不适合它所处的自然无机环境，即令形成了森林生态系统，即生态维护功效也是很小的，甚至有副作用。因而，为生态建设而实施的退耕还林，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要形成森林就算完成任务。而应该先行查阅相关地区的历史文献记载，追溯历史上的生态类型和生态景观，作为实施退耕还林的目标指向，同时，还需要发掘利用当地各民族有关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要凭借这样的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作为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行动手段去付诸实践，才有助于所恢复的森林能够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水资源的截留、储养和缓释功能。

在云贵高原东南缘的稳流带，有不少的世居民族拥有成套的经济林营业经营实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举例说，土家族的油茶林抚育，坚果林的抚育，桐油及生漆的抚育，侗族和苗族的白蜡林、五倍子林的抚育，以及丰富多彩的鲜果林抚育。与此相关的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石化产品的冲击，特别是前些年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有意识地压缩这一地区的经济林木规模，致使这些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目前濒临失传的危险，但这些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在加快退耕还林的速度上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而形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又比天然林还要好。这里仅以水资源的储养能力提升为主题展开讨论。

上述各民族经营的各种经济林，其林相大体呈现为林、灌、草的复合结构，以至于从森林生态系统的构成看，层次虽然不如成熟的天然林高，但是通光、透气性能良好，地表的粗糙度大，坡面不会形成快速的地表径流。这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渗透，也能抑制水土流失，而过于成熟的天然林，林冠部分过于稠密，而地表植物覆盖度反而很低，对水土的流失抑制作用反而不强，水资源渗透土壤的比例也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经济林的林相结构，由于通风、透气性能良好，因而年均生长量不仅复杂多样，而且生物生长重量比成熟的天然林还要高。与此同时，有机物的降解速度也比天然林高。这就使得经济林的土壤上层可以富集较厚的腐殖质层，这样的腐殖质层由于处在部分降解的状态之下，吸水性能强，表面积大，因而储集对水资源的储养能力比成熟林的落叶层还要高。进而还需要考虑到在经济林中，由于有人类的不断翻动和多种动物的活动，土壤的通透性能也要比天然林土壤要高，这也有助于提高其单位面积上的水资源涵养能力。与此同时，草本植物的年度更替速度很快，草本植物枯萎后，其根系收缩后都会在土层中形成孔道，这些孔道都是水资源下渗的主渠道。在经济林中，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越来越多，其水资源的涵养能力也会随之而提升，这是成熟的天然林不可能具有的优势。

总之，对退耕还林的林地拒绝利用不利于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提升，退耕还林时，有计划地配置各民族的经济林，不仅不碍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还能够扩大成林后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时，拒绝建构经济林的做法不足取，需要通过政策加以调整。为此，在实施退耕还林时，需要鼓励各民族按照自己经营的传统经验建构特色经济林，使这些地区成为新的油茶基地、桐油基地、白蜡基地等等。与此同时，更需要加强对相关民族经营经济林的各种本土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发掘与利用，这对于该地区发挥江河干流水资源稳流发挥关键作用，需要鼓励政策的认真实施。为此，我们认为该区域的文化对策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现代科学理论，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正确解读和评价侗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对水资源维护可以发挥的直接和间接功能，解读“林粮间作”“稻鱼鸭”共生“高山梯田”和鱼塘的“连网建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稳妥地复兴侗族的传统生计，及其与此相关的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在发展复合种养生态大农业的同时，为缓解我国水资源的匮乏做出明显的贡献。

第二，这一地区具有发展各类人工林业的自然与生态优势。在历史上，经营过各类人工林业的少数民族涉及苗族、侗族、土家族等。他们长于经营的人工林包括用材林、林化林、药用林等，经过跨学科的综合论证后发现，这些林业经营在未来将具有很强的市场优势，从事这样的林业经营又有助于提高相关地区的水资源截留、储养和再生能力，因而建议有计划地恢复各民族传统的各类人工林业，不必强行封山育林，也不必强制推扩大生态林和自然保护区的用地面积，需要树立通过利用促进生态维护，去提升相关地区水资源的补给稳定。[13]75-89

第三，这一地区的各民族传统的动物饲养也具有明显的多样并存特色，放牧、家养、混合种养，有计划地捕猎、采集等都对相关地区生态系统的优化可以发挥正面作用，可以加速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因而也能对当地水资源的储养和水质净化发挥间接作用，据此建议在充分的论证和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稳妥地复兴上述各民族的传统畜养生计。在推动特色畜产品切入国内国际市场的同时，提升所在地区对河川干流水量稳定的功能。

可见，要实现公正和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与利用水资源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生物的多样性。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适应具体的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而这又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社会、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水资源管理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进程。

结语

人类社会在客观上存在着文化的分野，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对水资源的认知与理解、利用与维护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对自己特有的文化存在着宏观调控的能力，其调控的结果会随着文化格局的变动而引发水资源分布、水的物态转换和循环走向的改变。还有人类对水资源的困境不是划一，而是呈现为区域性的困境，因而化解水资源的困境，需要从特定的区域入手，而特定的区域乃是不同民族所对应的。因此，对文化格局的调控也可以对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缓解水资源短缺方面收到明显的成效。立足于对人类社会中民族文化对水资源的认识与理解、利用与维护的差异，就能找到稳定和扩大我国江河上游水资源储养能力的依据和手段，由此形成的可以为我国水资源宏观调控所利用的文化对策，将为缓解我国水资源的困境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我国各民族对水资源的认识与理解、维护与利用都互有短长，其中有成功经验的知识储备，也有失败教训的事例。我们综合比较各民族在水资源调控方面的利弊得失，可望总结出有效调控我国水资源的成套规范。民族学工作者对与此有关的理论建设和资料积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研究工作的开展铺平了道路。而以水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对我国的水资源做过精深的研究，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验证依据。作为民族学者，我们研究水文化的目的和使命在于围绕我国水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立足于民族学有关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组织跨学科的综合探讨，建构缓解我国水资源匮乏的文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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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