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余久久

1936年，高庆奎的嗓子完全坏了。通过好几家医院的中外医生诊断，他患的是“咽喉癌”，声带完全坏了，不能张开闭拢，声音发不出来，说话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不过很费力气。高庆奎辍演后，高派艺术一时之间在舞台上消失了。他也是心灰意冷，终日沉醉大烟不能自拔。在1938年时，一个机会引起了他的注意，促使了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那就是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

1938年时，金仲荪先生当任戏校校长。他久闻高庆奎大名，见高败嗓后生活困顿，于是发出邀请，请其来学校任教。高庆奎本就热心于公众事业，再加上时至今日，既然自己不能再唱戏，还不如发挥余热，弘扬高派。来到学校参观之后，高庆奎更是喜欢。学校学生们朝气蓬勃之感，激发了他的热情，打开了他本来开阔的胸怀。所以他非常兴奋，精神焕发。

在邀请高庆奎来戏校任职之时，学校已经为他选派了一位弟子，那就是李和曾。时任戏校老师的编剧翁偶虹向金校长建议，李和曾这么出色的音质，如果只是囿于生行流行的谭派或余派，并不足以发挥特质，不如宗高派，更能独树一帜。所以，李和曾得高庆奎为师，高庆奎入戏校任教，其实可说有翁偶虹之功，也是难得的机缘巧合。

高庆奎向李和曾传授的第一出戏就是高派代表作《逍遥津》。翁偶虹对高庆奎不遗余力的授课精神大为赞赏，提到高庆奎向李和曾传授《逍遥津》时“对于全剧之唱，不只‘父子们在宫院……一段字斟句酌，字字紧张，其他唱念微至一散一摇，也都如狮子搏兔般地全力教授。做，表，身段，尤为重视。”严师出高徒，李和曾高亢爽亮的嗓音在高庆奎的指导下，愈发焕发出神采。

戏校在平时授课之时，也会给学生们组排新戏，一为练手，二为创收。大家开始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但没想到的是，年轻人富有激情的演绎方式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反而打动了观众，戏校也拥有了大量热心观众，每排出新戏来，总是能吸引很多拥趸者，甚至邀请至沪上表演，一时间相当风光。当时的李玉茹、王金璐、储金鹏等就是通过戏校培养出来的人物，颇受观众欢迎，李和曾也是其中一员。在高庆奎败嗓之后，李和曾的嗓音不啻于一枝独秀，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再听说高庆奎为之亲自授课，对李和曾的期待更高，听君唱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高庆奎听到这样的反映也十分高兴，当戏校决定排演《逍遥津》时，他主动要求串排全剧。只见他是“穿着宽袖马褂，手拿戒方，抬腿亮相，干净利落地招招示范。”那一瞬间，仿若回到全盛期。《逍遥津》广告刊出后，众人奔走相告，三演三满。高庆奎深受鼓舞，又传授了李和曾高派新剧《哭秦庭》。这一出戏有着非常繁复的唱功，剧情紧凑，时有高潮，对演员的做工也要求比较高，如果演得好，会非常富有激情和舞台感染力。当年高庆奎出演《哭秦庭》时扮演伍子胥的李洪春也在戏校授艺，他将他的本事传授给了弟子王金璐。所以，当得到两位老师呕心沥血之传的李和曾和王金璐共同出演这出《哭秦庭》时，可谓再现了当年庆兴社的盛况。

与往日的风光无限相比，戏校的生活毕竟还是清苦的，但在一次次言传身教中，高庆奎的郁闷心情得到了舒解，精气神反而好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戏校中，高庆奎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尤以也在学校任教的翁偶虹先生交往最为频繁。高庆奎比翁偶虹年长18岁，两人的交往可谓忘年交。翁偶虹并非梨园出身，但从小就热爱戏曲，青年时期也曾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同时在报刊上写些评论、探讨戏曲的文字，认识了了许多演员和研究戏曲、编写剧本的知名人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翁偶虹以“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供职于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为戏校学生编排新剧，创作了不少叫座的好剧目。他在编写剧本的时候，不仅仅是伏案执笔，而且还要担任没有导演职称的拍戏者，为鼓师写全剧的锣鼓提纲，为舞台工作者写全剧的检场提纲，为剧中角色设计穿戴扮相，为剧本演出而到后台把场，并以编剧者的身份组织剧团，随团到各地演出，可谓一人兼任多职。如果说高庆奎是演戏的全能手，那翁偶虹可算是编剧全能手。

两人在戏校任职之前，并无太多交集。翁偶虹一向非常钦佩高派表演艺术，他说高庆奎“不但有一把高亢清亮的乙字调嗓子，而做、表、念白、神气、把子亦无一不精，尤其是他那双会做戏的美目，与程砚秋并称双绝”。对热衷编排新戏的高庆奎来说，翁偶虹的创新与才能也颇让他向往。于是，两人相见恨晚，谈起戏曲艺术，整夜不眠。如高山流水遇知音，高庆奎向翁偶虹谈起艺术见解，以及从唱配角而跻身于名宿之林的经历，旁及生、旦、净、丑、京派、海派，无一不谈。高庆奎还经常拿出家藏的大堂会戏单、大义务戏的戏单、剧照、画像，与翁偶虹一同欣赏。只要看到翁偶虹爱不释手，就慷慨地赠予他，友情之深可见一斑。翁偶虹也经常带着高庆奎出去感受些市井间的新鲜玩意，这对早年为盛名所累而不能自如逛街的高庆奎来说，尤为新鲜。

戏校的生活能给他带来快乐，但其实遇到星期天回到家中，他的精气神就又没了，不是吃点泡饭就是煮点挂面浇点酱油，如果天气不好就一天不起来，看着烟灯发呆。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先生，虽未拜师高庆奎，但唱法中也有不少高派特色，在高庆奎败嗓之后亦常去探望他。宋宝罗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刚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有一年没唱戏，所以经常在星期天下午去看望高庆奎。虽说本身也没什么钱，但也总是做些好吃的带去改善生活。有一次宋宝罗带去了生饺子，两人都在小炉子上煮好了，可高庆奎家里没醋了，虽说离家不远处就有打酱油醋的地方，但两人居然都没钱，最后只好吃了顿没醋的饺子。这顿没醋的饺子说起来是笑谈，但可见当时高庆奎的生活有多拮据，他也对此不能释怀，好几次在好友来探望之时颇有今非昔比之感。

就在这样的贫病交加之中，1941年，高庆奎终因嗓音塌中及积闷怅惘所致患“哑痨”并愈发严重，最后竟然发展至咽喉红肿不能进食，卧床不起。1942年2月4日凌晨五时四十五分，高庆奎逝世于北京烂漫胡同78号寓所，享年仅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