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砚

温情的庇护
——印支难民在中国

张宝砚

1979年9月24日，广西防城县那勤公社每天用十几辆卡车帮助运送安置印支难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走出10年“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工作重心正向经济建设转移，西南边陲突然涌进28万印支难民。所谓“印支难民”，是指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产生的难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接收了他们，并创造出中国特色的难民安置模式，使他们在民政部门的管理下生活到今天。

难民南来

河口市位于云南红河州东南，古书云“屹峙南陲，制临交趾（今越南），山川环屏，道路四达”。其隔红河、南溪河与越南老街、谷柳相望，是国家一级口岸。河口作为中越边境的前沿，1979年前后接纳大量难民。同样位于边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口岸，地处防城县一隅，那时最多一天涌入4000余人。

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越关系恶化，越南驱赶境内的华人华侨；柬埔寨、老挝国内局势动荡，数十万人背井离乡、流入邻国，形成震惊世界的难民潮。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6.5万多人，到1980年初共有28万多人。这些人中，具有中国血统的为222713人，华侨为6989人，纯粹的越南人仅20322人。

1978年的中国正在为温饱问题而奋斗，近30万印支难民在短短数月之内被驱赶到中国境内，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中国政府根据其中华裔众多的现实，将他们作为华侨对待，安置在边境省份的华侨农场，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摸索前行

在这之前，中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接收过难民，当时并不知道如何界定难民及相关国际惯例，也不知道寻求国际援助，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面对这些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难民，首先采取的是独自面对、尽力解决的办法。

1979年，中国派遣工作人员赴泰国接2500名老挝、柬埔寨难民，在那里才第一次见识到了国际意义上的难民营，认识到国际资金援助所发挥的作用，见到工作在那里的上百名不同国籍的志愿者。同年8月4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主持召开难民工作会议，严格区分了华侨与难民的不同概念。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接待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由民政部牵头，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任组长，18部委的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民政部。在民政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难民办协调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福建、江西6省、区的难民办负责在华印支难民的安置、受援项目、自愿遣返、外逃遣送、第三国安置等任务。

1980年，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设立驻华业务代表处，开始与中方正式友好合作。我们从向联合国难民署写援助申请，制定安置计划，到请联合国项目官员来华考察，摸着石头过河。自此先后接受了联合国难民署等部门提供的9000多万美元的援助。自此结束了中国在安置难民问题上自力更生的局面，逐渐与国际接轨。

温情庇护

按照国际惯例，安置难民一般采取专设难民营方式，待时机成熟时将他们遣返原籍国。但中国政府没有设难民营，而是实行社会融合安置，一部分人安置在6省、区的农林场、渔业社和农村生活劳动，一部分人在机关、学校、医院、商业部门工作。这一安置方式，使难民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上融为一体。

在安置工作中，中国政府本着一视同仁、不予歧视的原则，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的就业机会，提高自食其力的能力。1978年，难民安置工作的第一批拨款为6000万人民币，其中，农场中每安置一个难民，需下拨相应的安置费2020元。在全国人均月工资仅为三四十元的年代，这笔一次性费用无异于巨额资金。

中国创造的这种更为人道的安置模式并未因接受国际援助而改变，不管难民是否华裔，不管他们曾是何国籍，出于对“人”的尊重，中国不设难民营，成为颇具人情味的难民庇护国。来华访问考察的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士称赞“在华印支难民工作堪称世界典范”。

（作者单位：民政部档案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