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红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智慧与艺术

文/王 红

核心人物对一个团队事业的兴衰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核心人物，必须能够集中团队意志、凝聚团队力量，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处处体现着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力。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更是可以品读出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核心领导者的独特智慧和领导艺术的时期。

适时点题，指明方向

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一个成功团队的核心人物，通常是靠强有力的精神信念来凝聚队伍，鼓舞人心。这种信念是方向指引，是斗志鼓舞，是理性升华。

抗战胜利后，中国命运却是前途未卜。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内战初期，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对于解放战争初期人民群众和革命军队战胜装备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这个目标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最普遍的愿望和希望，简单有力又切实可行。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中失败，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时更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要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集中表达了共产党人民主治国的政治理念。

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总是准确地把握时局形势，适时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理念和目标，并被广大群众拥护，从而获得了胜利。

高瞻远瞩，整盘谋划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导干部要具备总揽全局的能力，必须具备战略意识。战略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凡是关系到全局存在、巩固和发展的问题，都是战略问题。毛泽东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战略家，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高瞻远瞩，把战略思想运筹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抗战胜利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种“扬长补短”式非均衡发展战略，有效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主动优势地位。

1947年3月，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面对大家的不理解，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撤离延安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慧眼匠心，知人善任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是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

从党史上来看，毛泽东在对待人才上，不仅能够慧眼识才，还能够知人善任。对于党内很多“千里马”来说，毛泽东无疑是他们的“伯乐”。1944年3月，粟裕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发起车桥战役，击毙日军460多人，俘获24人，歼灭伪军500多人。此战役成为新四军在抗战后期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夸奖道：“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果然，解放战争中，粟裕成为战功显赫的将军之一。蒋介石当初在黄埔军校时看不起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的徐向前。后来，这位看似不起眼的黄埔生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消灭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

毛泽东慧眼识才，也能够知人善任。他常评论刘邓大军的两位主帅，一位举重若轻，一位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位举重若轻的人才，重宏观、看大局，在复杂纷纭的事物中把握问题的本质，提纲挈领、切入实际，且具有很强的推进事物发展的能力。刘伯承细算力过人，举轻若重，善于把细小的事情策划得万无一失。刘邓搭配，毛泽东显然不仅考虑到两者的业务专长，更重要的是考虑两者禀赋上的互补。两人配合，相得益彰，使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

提倡民主，善纳建议

怎样听取别人的建议，一直是领导团队核心人物的一个难题，也是其有无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是一个和谐的战斗集体，工作中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首先，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彼此信任、团结，有不同的意见总是向毛泽东直言相陈，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并采纳其他书记的正确意见。

毛泽东不仅在书记处开会时，而且在签发军事电报等事上都注意听取并集中大家的意见。据张清化的回忆和现有军事文电档案显示，当时签发文电有三种情况：一是书记处集体商量后再签发。二是阅后发。如果军事紧急，就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文电写上批注，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三是发后阅，如果军情刻不容缓，为了不误军情，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报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民主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严立规矩，制度约束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就是规章制度，是我们应该遵守的，用来规范我们行为的规则、条文，它保证了良好的秩序，是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很注重立规矩。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例，1928年春天，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毛泽东第一次为部队规定了三项纪律，夏天增加了六项注意。后又经过几次修改，逐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向全军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要求各地“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我们知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正是由于共产党部队有着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约束，所到之处也才有了百姓热烈拥护的好局面。严格的纪律是一个团队生存和作战的保障，没有了纪律，这个团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没有前进的方向。

比“规矩”更系统、更具有稳定性的是制度建设。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直接督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内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切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并不意味着要取消下级的一切权力。为了界定中央与下级的权限，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何种权力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先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都作了明确规定。据此，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和前委会，都详细制定了县委和团以上单位向上级请示报告的制度。从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普遍建立起来。请示报告制度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及党与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摘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