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幅了解当下乡村文化景观的艺术图谱，从中可以看到民俗文化的承续与衰落，伦理文化的变迁与异化，权力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原有文化生态面临解体，先进文化又难以建立，这一现实，与新农村建设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乡土作家的文化叙述，反映了他们对重建乡村文化秩序的期待与努力。

关键词：乡土小说；乡村文化；解体；重建

在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乡村文化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一些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文化现象仍然存在，但也表现出迥异于以前的状况，更让人惊心的是“一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今的乡村，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态势。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幅了解当下乡村文化景观的艺术图谱，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乡村的文化生态。

一民俗文化的承续与衰落

“民俗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地域或社区人群的共同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①新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到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阎连科等等，都有大量的民俗描写。因为写民俗就是写乡村文化，就是写乡村中的人，写农民的需求和心态。从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乡村，一方面有对民俗的传承，另一方面传统的民俗也在新的现实面前面临着衰落。乡村文化在传统衰落之后出现的无序和混乱，尤其令人关注。

那些回望家园的乡土写作，注重淳朴的人情人性之美，常常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乡土民俗。如郭文斌的《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庆邦的《黄花绣》，鲁敏的《纸醉》，等等。这些作品中，传统的民俗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对它的描写也是作家力图接续中国文学中对美好自足的田园的想象，重拾乡土诗意的反映。而大量的直书现状的乡土写作，在作家的民俗描写中却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因为传统的民俗在强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难以为继，正处在急剧衰落之中。

樊建军的短篇小说《走灯》描写的是传统的舞龙走灯，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是村里雷打不动的走灯日子，“走灯的人挑一盏白灯笼，簇拥着龙，龙红灯白，在暗夜里汇成一条明亮的河流。”这乡村夜晚的漫天灯火、这乡土大地上的游龙走灯，是多么令人激动啊。然而，曾几何时，那能将整个过年气氛舞得活色生香的走灯，没有了往日的热闹，龙灯手没有了，年纪大的舞不动了。年轻人在外打工，过年也不回来，留在村里的老人孩子只有全部出动，难现昨日的辉煌。而剪纸这一古老的手艺也无人继承了，当年曾那样强烈地吸引着翠玉，使她如醉如痴的手艺，如今连她的女儿、孙女也不学，翠玉不得不感叹：“我不剪，都没人剪了。”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失落，一个充满诗意的乡土正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失去它原有的本色。不仅是节日习俗，还有丧葬习俗，连“送死”这样的大事，千百年来传统的安葬亡人的隆重习俗，也变得潦草而又简单。肖江虹的《当大事》就反映了这一现实。这篇小说，通过松柏爹的死，展现了一幅完整生动的民俗画面，从卸门板到做法事、杀猪、下葬等一系列活动，尽管按无双镇的规矩都经过了必要的程序，然而所有的程序都让人唏嘘感叹。因为村里根本没有年轻力壮的人，每一个程序都潦草简单，让人感到滑稽而又悲怆。这样的风俗画面，给人的已不是乡土文化的诗意，而是现实的残酷与沉重。

不仅是那些古老的习俗正在失落，大集体时代的一些乡村文化景观也一去不复返了。民间说书艺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明证。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描写大集体时代，张横以自己的说书艺术吸引着村民，形成了一种乡村文化氛围，大人小孩都把听他说书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在每天的劳作之后，晚上聚在井台上听书成了村民的必修课，张横也因此获得了一种人生的满足。张横说书的内容，既有《水浒》、《三国》、《岳飞传》等，又有《小二黑结婚》、《三年早知道》、《创业史》等，还有他自编的故事。既满足了村民精神上的需求，也起到了政治教育无法起到的独特效果，深受人们欢迎。但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没有人再愿意听他说书了。张横的命运也和乡村文化本身一样，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之后那种精神上的衰败，以及公共生活凝聚力的丧失。还有乡村电影，那曾经是一代人的精神记忆，然而世事变迁，在当下乡村的文化语境中，露天电影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侯波《肉烂都在锅里》）

传统习俗失落之后的乡村，人们的精神文化心理是怎样的呢？“80”后女作家宋小词的中篇小说《血盆经》写到了这样令人惊心的现实：因为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便沦为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废墟。乡民靠道士超度亡灵，低智商少年“学道士”成了个不错的营生。《血盆经》本是一部伪经，古代它就是用来骗钱的，然而在当下的乡村它却依然盛行着，人们在超度这种形式感中获取安慰。学道士的何旺子在为死者唱诵《血盆经》的时候，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他的人生似乎也得到了证实。一个学啥啥不成的低智商少年，只有学了道士之后才找到了出路，现实的吊诡让人啼笑皆非，也让我们感到乡村文化精神的衰败。侯波的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物质相对丰腴而文化却极端匮乏和混乱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维系人们关系的，不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先进文化，也不是淳化风俗的民间文化，而是耶稣教、门徒会、赌博，以至于村长受镇上的指令要组织一支秧歌队，好好闹场社火都难以做到。大年除夕的晚上，警察抓走了村里十九个参与赌博的人，“让本被暖暖的年意包围的烟山村一下子不平静起来”。如何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不让他们处于真空地带，以便改变当前这种混乱不堪的文化生态，正是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之后，精神文化的东西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一个缺乏强大文化理念支持的民族，很难想象会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而当作为个体的农民其精神信仰处于一片混乱时，新农村建设的理想也恐怕难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更是纸上谈兵。

二伦理文化的变迁与异化

乡村文化除了民俗文化之外，还有以人际交往为表象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伦理观念维系着乡村的基本道德体系。不论是在乡村公共生活中人们普遍的道德意识，对公共事业的关心，公共舆论的作用，以及敬老尊贤、关爱邻里、扶弱济困的行为方式等等，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孝悌观念、互敬互爱的夫妻关系等等，这些基本伦理一直是内化在人们心里并表现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它使乡村社会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形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企图引导和渗透，从而使乡村文化中有着不同时代的强势文化因子，但是那些基本的伦理观念还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植根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而今天的乡村，却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规范了，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伦理颓势。众多乡土小说中所描写的乡村伦理现实，让人一言难尽。

首先是公共伦理的溃败。土地伦理是乡土社会重要的伦理规范，在传统文化中，爱护土地，视土地为生命，一直是农民的特点。然而，在当下的乡村，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已经不看重土地了。因为在土地上劳作，根本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投入和产出的严重失调，更强化了他们对土地的轻视。所以我们看到了大片被撂荒的土地，只有老人和妇女在惨淡经营着。正如罗伟章小说《我们的路》中所描写的：“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老支书夏天义坚决反对占用土地建农贸市场，最终却没能阻挡得了；他坚持要到七里沟淤地，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哑巴和疯子引生。在王梓夫的中篇小说《向土地下跪》中，康老犁一辈子视土地为生命，可当了村委会主任的儿子却要占用大片的良田建高尔夫球场，并告诉他“咱是用土地入股，咱所有村民都是股东，每年分红利”，村里的大多数干部和村民也支持，因为“有这样的好日子在前面等着，傻瓜才反对呢”。还有人们的道德观念，也早已今非昔比。在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刘庆邦的《兄妹》《家园何处》、余同友的《白雪乌鸦》等众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女孩子进城卖身，但人们对此已见怪不怪，还为她们能挣来钱而羡慕不已。甚至有父母在送女儿回城时嘱咐“闺女你好好坐台啊！”（裴指海《亡灵的歌唱》）《秦腔》中，庆玉和黑娥偷情，竟至闹到和妻子离婚；陈星和翠翠在夏天智丧事期间也无视丧事礼节偷空“干事”；支书夏君亭以掌握他人的把柄而逼迫他人不再和自己作对。以至于在城市里盛行的洗头房也出现在乡村了，李辉的《杂货铺》中，宝林媳妇的小卖部里雇了一个名唤水儿的漂亮姑娘，挂出了洗头的牌子，小卖部变成了杂货铺，注重的是夜间营生，“把村里的男人勾引得昏天黑地”。田园牧歌的乡村不见了，朴实、憨厚，注重道德的乡民也不见了。面对此情此景，公共舆论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过去那种能起到监督、规劝和约束作用的舆论机制，在当下已失去了效力。还有对公共事业的漠不关心和公共精神凝聚力的丧失。侯波的《肉烂都在锅里》，通过露天电影在当下的遭遇，将乡村人心的溃散、人情的淡薄以及乡村精神秩序面临的剧烈激荡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上面”的数字工程要求每个村每个月都要演一场电影，省上领导要下来调研，放映员丙发子接受了县广电局领导的任务，特意把点选在了亲家老杜任村支书的村子里，希望靠亲家帮忙，让村民去看电影。但大家根本不稀罕电影了，杜支书只得让人宰一只羊，在场院里支起大锅，请大家晚上去喝羊汤，希望用这种方式召集村民前来看电影。但因领导迟迟不到，吃完羊肉喝完羊汤的人们早已散去。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现实，让人啼笑皆非之余，产生无限的沉重之感。更让人痛心的是在制度设计中原本非常理想的乡村民选，在实践中却常常演变为闹剧。孙春平的《乡间选举的乐子》、荆永明的《老家》、邓学义的《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以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众多小说，都写到了乡村民选。但我们看到在民选中，东奔西走拉票者有之，大张旗鼓演说者有之，不声不响贿赂者有之，热热闹闹请客者有之……那些真正为村民着想的人却常常成为悲剧式的英雄。农民在现实利益面前对自己神圣权利的放弃，在关系自己长远利益的大事上的短视，充分反映了乡村公共伦理的溃败。

其次是家庭伦理的颓变。“家庭伦理是中国传统体系和伦理精神的价值之始与人文之根”②，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不仅是家庭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现实是怎样的呢？先看孝悌伦理。长幼有序、兄友弟恭，这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已被改写得面目全非。在《秦腔》中，夏天义作为村里的老支书，受到众人的尊敬，可在家里却要忍气吞声，他活着时，几个儿子就为他的后事出钱多少而吵得不可开交，他死后，儿子们又为树碑的钱吵闹不休。贾平凹的《带灯》中，马连翘妯娌俩对公公婆婆都不孝顺，两家先是一家管待一个老人，后因矛盾激化，互不往来，两个老人也不得见面。而刘庆邦的《穿堂风》里，儿子和媳妇对待重病老人的尖刻、冷漠和歹毒，更令人心寒。农村中老人普遍受到子女的冷遇甚至虐待，已成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孝道伦理在现实中的彻底瓦解，让人欲哭无泪。在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中，吉宽的母亲甚至去给自己的四儿子送礼，求他帮忙为小儿子在城里找工作，因为四儿子有一个做包工头的舅哥。母子之间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已变成了经济关系。再看婚姻伦理。稳定的家庭婚姻关系，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但当下的婚姻伦理已多元化了。年轻一代已彻底颠覆了被长辈视为生命的婚姻观念，传统的稳定的婚姻关系变得复杂多样。冯积岐的短篇《刀子》中，老屠夫马长义是那样看重夫妻情分，在他的心目中，“人世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代替他的女人”，但是他的儿子马建华却因为在村里经营餐厅和歌舞厅，与众多的女孩子随便上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旷开田可以说是在暖暖的启蒙和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但当他当上村主任之后，欲望膨胀，再也不把暖暖放在心上，一点夫妻情分也没有了。在被暖暖两次捉奸在床后，终于和暖暖离婚。《秦腔》中的三踅，依靠自己是砖窑老板的身份和白娥公开通奸，还恬不知耻地在众人面前公开说“自己的老婆是块荒地，光播种不收获，我这是借地播种”。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妻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③然而，现实却是作为人们日常规范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伦理已变得支离破碎。如何构建崭新的乡村伦理文化，已刻不容缓。

三权力文化的超稳定结构

民俗文化、伦理文化这些古老的文化传统已渐行渐远，而权力文化在乡村却表现出其“超稳定”的一面。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有大量的关于权力的书写，让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意识是如何渗透在乡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权力专制是一个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命题，它植根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因为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连，“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的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④这也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原因，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因而对官的崇拜，对权力的追逐也就乐此不疲，以致造成了人性的扭曲”⑤。

在中国的权力文化系统中，是排斥“权利”的，因为“权利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它表示人与人的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是以权利主体的相对分离和独立为前提的”⑥。而在传统中国，个体的“人”的地位是缺乏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长幼、上下的等级关系、依附关系。现代法律文本中的生命、自由、财产、政治等诸项权利，并不存在。几千年来，人们浸淫在权力文化的环境中，即使当乡村文化遭遇现代文化之后，这种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在本质上却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对权力的书写是多方位的，本文更关注这种权力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权术的世界观，以及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还有当下情境中权力与财富结合的问题。

许多情况下，权力的权威是建立在服从者存在的前提之下的，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敬畏、屈服，权力就不会有那样大的威力。正如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话：“权力就是在别人听话的时候产生的，又通过要求别人听话而显示出来。”王连方之所以在王家庄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就是因为这些女人听话。这当然与王家庄普遍的道德观念有关，同时也与这些女人对权力的恐惧有关。玉米试图维护母亲的尊严，也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最终她还是失败了。因为她的反抗本就是依附于父亲的权力，一旦父亲失去了支书的地位，她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而她自己最后也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对权力的屈从，嫁给了一个年龄可以当她父亲的人死了女人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说到底，玉米还是成了乡村权力文化的牺牲品。

孟繁华说：“权力在乡村中国至今仍是最高价值，人们先是敬畏、惧怕然后是攫取。”⑦李佩甫的《羊的门》、《无边无际的早晨》，阎连科的《受活》、《坚硬如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贾平凹的《秦腔》等，众多小说都写了权力文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这种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那种对权力的争夺，常常不择手段，充满着阴谋与陷阱。而那些获取权力者，又常常从相反的方向去使用权力。《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是以摧毁他人的自尊、将村民变成自己治下的“奴隶”为代价，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在当了村主任后，不仅背叛与妻子的感情，放纵情欲，而且与商人互相勾结，占民宅占耕地，横行霸道，成了又一个楚王庄的“王”。彭瑞高的《榆湾村纪事》中，村长姚四明有三个志向：“四十岁之前官要做到镇长，钱要聚到一千万，女人要玩到两百个。”满足权欲、钱欲、情欲，成了他为官的最高准则。在这些权力者手里，权力并没有为公共服务，而是为私人所用，国家政权的法理内涵完全被架空了。这就是当下乡村权力的真相。蔚然的《我的理想》中，甚至连小学生的理想也是“当村长”，学习只是为了能“数得清”自己挣的钱。权力异化导致的人们看问题的世界观，让人触目惊心。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使权力的权威性更加强化，这也是当下乡村权力的新特点。梁晓声的《民选》中，村长韩彪家有三口银矿，大部分村民都在那里干活，是“全县的大富豪”，面对“民选”他公然叫嚣：“什么他妈的‘民选不‘民选！在本县的地盘里，凡自己想要的，各方面就他妈的该选自己！就叫‘民主。否则，不管什么方式，都他妈的不是‘民主！”当复员军人翟学礼被村民选为村长后，他甚至派人去杀他全家，使翟学礼不得已自卫杀人。董书敏《远去的蝴蝶》中，村干部都是亲戚，关系盘根错节，集体财产被转移到了私人手里，有权的人富起来了，村民无可奈何，连上级政府也不管村长侵吞集体财产的事，还批评检举村长的人。经济与权势的结合，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环境，《湖光山色》中的暖暖原来可以推翻詹石蹬，但她却无法推翻旷开田，因为詹石蹬只有权没有钱，而旷开田既有钱又有权，钱与权的结合使暖暖的努力化为泡影。她从乡里反映到县里，一点作用都没有。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权力等级化与政治金钱化已经成为乡村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⑧

四结论

当下的乡村，民俗文化已走向衰落，伦理文化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权力文化表现出“超稳定”的一面，这是让人痛心的现实。因为“乡村是文化的母体，承载着文化的生产与输送……但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态恰恰是文化的源头正面临着破败与解体，如同三江源头的毁坏与败退一样”⑨，乡村原有的文化生态已经不再，而社会倡导的先进文化又难以建立，负面的价值观便盛行起来，形成不伦不类的文化怪胎。这种现实与新农村建设的愿景显然有相当的距离。乡土小说作家直面现实，对此进行了艺术的描写，这是他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叙述，其一项重要的文化叙事特征就是现实反抗性：总是不相信现实完美无缺、公平和谐的假象，而是以冷峻的目光发现生活中事实上的不足，与现实保持着必要的紧张，从而还给读者事实的真相”⑩。也许作家们还开不出一个“药方”，只是面对现实有一种困惑、无奈与感叹。这也是原有的乡村认识模式已经失效，“观念化表达”被放弃之后必有的现象。但期待改变现实，重建乡村文化秩序的努力却是明确而坚定的。鲁迅所谓“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可说明这些作家创作的目的。

注释：

①仲富兰：《现代民俗流变》，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2页。

②赵庆杰：《家庭与伦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8页，第88页。

⑤李志孝：《启蒙视角下的新世纪乡土文学》，《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⑥石柏林、刘焕桂：《权力文化观与现代法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⑦孟繁华：《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

⑧庞秀慧：《权力与财富的融合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叙述中宗法化的乡村政治》，《文艺争鸣》2012年10月号。

⑨晓华：《阎连科的乡村伦理评〈我与父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9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⑩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本文系2011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甘肃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新世纪乡村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09-03）

责任编辑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