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雅楠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新文学旗手，其作品“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炼形象的诗”。早在青年时代大江就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崭露头角，并最终开启了他辉煌灿烂的文学创作之路。

短篇小说《鸟》创作于1958年，正是大江健三郎初登文坛之际。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社会度过了艰难的战后恢复期的同时，美国政治对日本的干涉和影响，也使日本失去了战后革命的可能性。受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一代，对当时日本处于“监禁状态”的现状极度失望又无力反抗，往往消极地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虚度时光。大江健三郎以敏锐而冷静的笔触描写了战后50年代后半期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及思想状态。

诚如他在其成名作《死者的奢华》后记中写到：“对于监禁状态和生存在封闭墙壁之中的状态的思考是我一贯的主题”。小说《鸟》以主人公“他”的“封闭—监禁—妥协”为主要线索，借助人物命运的转变巧妙地描写了幻想与现实的关系。

一

小说的开篇就设定了 “秋天的早晨”，“无数鸟雀抖动羽毛、拍打翅膀的声音吵醒了他”这样一幅清新美妙、祥瑞和平的场景。文中的主人公“他”惧怕现实，只肯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将自己禁闭于自我的小天地之中，认为只要和鸟生活在一起，“他”就是幸福的。 “鸟”所喻示着的幻想世界是如此纯美、温馨，脆弱、敏感，“现实充满了他人自私的气味”，“他”期望生活在幻想之中，永远摆脱暗淡的现实而在孤立中寻求心灵的平静。

二

“但现实顽固而无理地来阻挡他”，小说精心设定了一位突然来访的男子，最初表现得“很有礼貌，很有耐心”，“很谦虚”，“是友好的”，致使“他”将男子当成知己，甚至兴高采烈地跟随男子迈出家门。然而，男子对他的态度在离开他家后急转直下，不但对“他”冷漠置之，进而在到达精神病医院之后变本加厉，痛骂、侮辱“他”，甚至大打出手，其虚伪狡诈、凶暴残虐与之前的彬彬有礼、谦恭和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生动形象地凸显了男子所代表的现实世界的冷酷和残忍。

男子彬彬有礼又和蔼谦逊，喻示着现实披着伪善的外衣而来，迷惑着人们的视野，“他”的欣喜若狂也喻示着无力分辨现实的真实面目的、对现实抱有幻想的人们出于善良的本能，对现实社会的轻信与盲从。当男子撕下了伪善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可怖真容时，“他”懦弱无力，孤立无援，即便奋起反抗，也只落得头破血流。可以说男子与“他”之间的激烈碰撞，也代表着现实与幻想的对决。处于“监禁状态”之中的“他”终于意识到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的，除了无情的抛弃幻想世界，被迫回归到现实的世界忍辱偷生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回归是对强大现实的妥协与屈服，无助而又无奈。

三

“他”重新回到家中，小说似乎到这里就应该结尾，然而作者却安排了母亲的再次出场。对“他”疼爱有加却无法理解“他”的、原本希望“他”走出幻想世界面对现实的母亲却在小说的最后陡然转变，说在“他”离开家之后自己也看到了同样的鸟，甚至提议“他”继续之前的那种幻想着的生活。面对母亲的这一转变，“他”不仅没有欣喜、感激，反而大吼：“胡说，撒谎！”讽刺母亲为“疯女人”。

小说的这一结局，令人倍感诧异。母亲无力对抗现实，只有逃避到幻想之中借以忘记苦痛，求得内心的安慰。“他”从母亲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走过的历程。与其说“他”责骂母亲是对母亲的否定，不如说是对自身的嘲讽、对自我的否定更为准确。“他”已终于完全臣服于 “没有半点梦想的生活”。作者以高超的叙述技巧将现实与幻想以完全对立的姿态呈现于世人眼前，人类不得不在现实中荒诞中荒诞地生活，其辛辣的讽刺跃然纸上。

大江健三郎创作的以《鸟》为首的早期作品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存活在这个没有秩序、没有理性的社会中，一切都是混乱的、不合理的，所以人必然是痛苦的，看不到希望的。大江的创作表现了对日本生存现状的忧虑，对年轻人的精神关怀，意图让他们认清自我，寻求大时代背景下的生存之道。